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探析

马克思在对国家起源及其本质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现实批判,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发展问题等的论述中,集中阐发了有关国家治理的思想。马克思不仅界定了"政治统治"与"政治治理"的关系,而且还在批判资产阶级治理虚伪性的同时,对治理的"正当性""旨归性"等作了阐释,即治理应是属于人民的民主治理,未来社会治理应是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自治型治理"为目标。这对于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完善社会治理形式,坚持国家治理的人民性、正义性和方向性,具有重要意义。     

摆脫了殖民桎梏的国家的非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問題

本文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谈民族民主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问题。作者大谈“不发达国家在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却避而不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国家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首要的革命斗争任务。作者完全混淆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线,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企图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观点,用改良道路代替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者胡说什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亚非民族民主国家里今天“在一定程度上执行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定职能”,它“在客观上体现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原则”。按照作者的看法,亚非地区的无产阶级可以完全放弃在民族民主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作者企图对亚非人民进行说教:他们完全可以建立没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似乎不经过革命斗争,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亚非国家就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的后半部详细叙述了一些亚非国家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过程。作者大谈这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因素”,似乎这些国家里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政党空喊几句“社会主义”的口号,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一些不痛不痒的改良工作,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因此,作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评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权观

资产阶级历来利用人权问题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在最近几年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它们更把资产阶级人权观当作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工具。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发挥着一种特殊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积极参与了资产阶级发动的这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攻势;另方面,它又以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自我标榜,既批评资产阶级人权观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状况,又给它自己     

论“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向度和价值向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自身解放条件的科学,集中表现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上。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知和深刻批判的产物,是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结果。"自由人联合体"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其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自由人联合体"既包含着历史必然性,又包含着价值理想性,这二重向度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各自起着不可相互替代的作用。     

共产主义:从幽灵到信仰

共产主义曾作为"幽灵"受到欧洲一切旧势力全方位的联合"围剿",但也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遵奉为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信仰。共产主义从"幽灵"到"信仰"的塑成,体现了无产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与价值诉求。其科学深邃的理论建构与高远完善的制度设计,内化为无产阶级的理想信念,外化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沉淀为一种有信仰的自由自觉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社会正义思想的主题

从马克思对黑格尔观点的批判入手,综合分析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评和对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建构思想,不难发现三者内在演绎着马克思社会正义思想的主题,即建构生产方式的正义以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生产方式的正义表达了"什么"需要正义,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表达了"为什么"需要正义。生产方式的正义与否要看它们能否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这个内在目的。这个主题既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思想中,也体现在他对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建设性思想中。     

卡尔·马克思在林苞

本文为胡克《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这本论文集中的一篇,在本文中,胡克捏造了一个他自己在林苞会见马克思的荒唐神话,妄图借马克思本人之口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里最露骨地表现了他姿意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它变成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东西,并以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来和列宁主义以及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惯用伎俩。他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说他的“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自由人的社会的发展。”因此,他肯定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社会根本“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硬说马克思会“认为不可能在俄国那样一个落后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除非付出道德上所禁止的代价”,并骇人听闻地蛊惑人们说:在这种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就好比“用人的尸体来施肥,用血的河流来浇灌”,而硬使“沙漠里开满鲜花。”至于中国要采用社会主义制度,则他“预告”:“会比在苏联遭到更糟的失败”。而其所以会导致这种不惜付出“道德上所禁止的代价”来建立社会主义的作法,则是因为马克思“没有详细讲讲”社会主义的“目的”,并认为“感情用事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无视手段”,但是马克思“忘记了目的”,而马克思的“错误更严重。”最后,胡克终于赤裸裸地以资本主义辨护士的面目出现,竭力吹嘘西欧特别是美国工人有着比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自由和政治权力”;并认为当今的“选择不在于要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于……决定要更多还是更少的民主机会”,妄图根本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     

阿尔都塞对于资本主义法的批判和超越

法是阿尔都塞思考的重要内容。他秉持一种政治司法主义的主张——法既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方式。他对于资本主义法的机制进行了批判:1.法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剥削问题,其主要手段是确定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混淆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通过法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正面"的诱导;2.法与国家联结为一体。法将统治阶级相对于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剩余"转化为合法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又通过法将个人塑造成法律的主体并赋予其法律权利,其目的是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只有建立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无产阶级的法,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社会才能成为自我规范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批判与超越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实际上都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为了挽救或缓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政治的危机而提供的理论"修正和护航"。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政治危机的理论反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主张彻底变革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以共产主义取而代之。在如何对待财产权的问题上,自由主义主张的是保持私有制的"财产的平等化",而马克思主张的是废除私有制的"财产的社会化";在如何对待社会共同体的问题上,社群主义建构的"完善论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而马克思建构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真实的共同体";在如何对待民主的问题上,共和主义追求的是形式化的"程序的民主",而马克思追求的是实质性的"革命的民主"。     

社会主义和个性

本文对现代修正主义所鼓吹的“纯粹的个性”、“抽象的个性”、“个性的绝对自由”等谬论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些谬论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论为基础、用以腐蚀劳动人民的思想,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作者说,一个人的个性不是单纯由人的生理方面的种种特征所决定,而是由种种社会特征所决定的,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的阶级意识是决定个性的所有因素中最本质的东西,起着规定和制约其他因素的作用。在阶级性的基础上,每个人的个性有差别,这种差别,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仍然存在。但任何时候,个性总是复杂的客观世界的产物,决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的个性的发展都是受到束缚的。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革命时期提出的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口号,虽然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个性却得不到发展。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个性才能解放。作者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所鼓吹的“全人类的爱”、“全人类的道德”等口号的虚伪性,指出这些口号所隐藏的企图是要使劳动人民放下武器,停止阶级斗争。作者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全面地发展个性的辩证关系。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全面地发展个性,而个性的全面发展则会加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发展。作者指出,只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才能保证个性的全面发展。在集体主义制度下,每个人享有真正的人的待遇,可以过真正的人的生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口号就是集体主义的实质。作者强调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同个性自由之间毫无矛盾,反对个人主义和不守纪律的无政府状态。作者最后说,在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千里马作业班运动,这个运动是全面发展个性的最好方法。     

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特点

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特点》一文是以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为幌子贩卖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谬论的文章。该文分作两篇,分别刊登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一期和第六期上。本文是该文的第二篇。本文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吹殖民地和半植民地国家可以在民主力量,即所谓民主知识分子、革命军官、大学生的领导下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而到达社会主义。作者公开宣称:“列宁从未认为,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前景必须同无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专政相联系”,“断言过去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社会进步道路过渡一定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对列宁所规定的原理的歪曲”。显然,作者明目张胆地反对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否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意义。作者为了论证其修正主义观点,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大加歪曲,并且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了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接着列宁发展了这种“理论”;说什么:“列宁把非资本主义发展看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途径”。作者扬言,现在由于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影响和帮助,对落后国家来说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大大地扩大了,而且也更加有利了。作者认为: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形式是民族民主国家,而这种国家能够对已解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造;并说这种国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还说民主力量,即民主知识分子、革命军官、大学生可以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他们“能够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事实上,作者把这些国家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一小撮上层分子身上,而无视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力量,尤其突出的是:作者抹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历史作用。     

从社会问题到社会正义:思想史与现实双重维度的《资本论》解读

思想史的考察表明,青年马克思出于物质利益问题遭遇到“苦恼的疑问”,即穷人的存在这一社会问题,而开始告别法哲学阶段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这种现实关怀构成了《资本论》的实际起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彻底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掩盖社会矛盾的本性,认识到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与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但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没有降低马克思的政治与自由概念,只有在“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与“自由人联合体”对物质生产逻辑的重新规划中,才能打破现有的价值体系,使社会的异己力量复归于人本身,使自然的必然性转化为自由的自主性。正由于马克思始终坚持在对社会问题的求解中诉求正义与自由之来临,社会主义才是兼具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体。     

关于由資产阶級国家到无产阶級国家的过度——对于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的反动国家論的批判之一

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都告诉我们,共产党人观察国家正如观察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决不能离开阶级分析和阶级观点。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怎样,国家的性质就是怎样的。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就“政体”而言,它们是各不相同的;就“国体”而言,不外这样两类:一类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联合专政;一类是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两类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地位是不同的,在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处于被统冶地位,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则是处于统冶地位。由资产阶级国家到无产阶级国家过渡,就     

“民族共产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

同资本主义总危机对比起来,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是分外明显的,这种发展不能不影响现代资产阶级的宣传,迫使它寻找同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新工具。近来,社会主义的敌人提出的“民族共产主义”口号,就是这种新的思想工具之一。在这个口号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货色呢? 1.“民族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形式之一所谓“民族共产主义”号召每个民族按自己的方式,给自己建立“本民族的”社会主义,     

赤裸生命、例外状态与命运共同体——论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困境及其解决

阿甘本以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其生命政治哲学。阿甘本认为,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是,人的生命被政治化,人变成了神圣人,人的生命变成了赤裸生命。而这种赤裸生命所存身的空间就是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现代政治治理的典范,而例外状态又以集中营为其典范。阿甘本的现代生命政治理论是对极权主义和现代政治的批判,它揭示了现代生命政治的困境,并试图用形式生命和共同体的建构来解决这一困境。面对阿甘本所提出的现代政治的困局,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打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壁垒,才是彻底解决生命政治提出的困局之路,也是通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论共产主义牺牲精神

党的十二大确定,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特征。并指出,在思想建设中“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把共产主义道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展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风貌,也向各族人民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共产主义牺牲精神,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崇高体现,是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基础环节。探讨这一课题,当前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共产主义牺牲精神,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产物。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十九世纪,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急剧发展.使无产阶级找到了社会历史的物质根源。从该世纪三十年代起,在大机器生产中得到训练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这一社会土壤,批判地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思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承认并尊重国家差异、实践特征更加明显以及更加注重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就其本质来看是一致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过渡性目标,后者是践行前者的总体价值导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联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经之路,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自由人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将在世界历史的前进过程中逐渐取代狭隘的民族和区域意识,成为实现自由人的和谐、自由、整体性发展的真正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视域下的分裂与联合

分裂与联合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规范层面的基本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所讨论的社会分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分裂,而是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所产生的阶级的分裂。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使得分裂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进一步加剧了个体的隔阂和竞争,造成群体的对抗与排斥。这种严重的分裂源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异性与排他性以及生产力的有限性。作为一种社会联合的形式,政治国家并不是超出社会分裂之外的整合性力量,不能充当弥合分裂的解决办法。自由人的联合体虽然构成马克思主义所承认的社会联合的最高形式或最佳方案,被认为可以充分实现个体自由与群体的共同体性质,但在现实境遇中,倡导工人“团结”或工人阶级共同体,则是无产阶级具体实践的一种有效的联合形式。     

马克思与现代政治

"自由个体如何共存"是马克思和现代政治解放理论共同关注的主题。启蒙试图仅仅从道德、法律和政治层面解决这个难题,陷入了形式平等与社会民主的张力之中。马克思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个人所有制和真正民主制思想,扬弃现代政治解放的矛盾,从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出发,阐释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能性。他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放弃自由、平等、正义、民主、道德、伦理、法律这些一般概念,而是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为基础,在否定阶级政治暴力和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的内涵。     

《哥达纲领批判》对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的意义

在科学共产主义发展史上,《哥达纲领批判》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之后最重要的里程碑。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预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形成、本质和两个发展阶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辩证法来说,《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最重要的著作。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社会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共产主义形成时期就已经指出,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