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的"他者"——伽达默尔"诠释学对话"的理论批判

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作为其哲学诠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本的诠释和翻译实践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毫无疑问,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在倡导读者主观性作用的同时,表现出了对文本及其作者的尊重,有利于在文本及其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有利于克服文本理解和诠释中的主观主义和绝对客观主义的弊端。但美中不足的是,它却没有注意到诠释学对话除了“你”“我”之外还有“他者”参与到其中。一作为“对话”的文本理解和诠释传统的方法论诠释学理论认为,文本的理解和诠释基本上是一种“倾听”,即读者对文本作者内心“独白”的超时空“倾听…     

批判与重构--阿佩尔的先验诠释学理论

自康德至胡塞尔,先验哲学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探究知识可能性的条件,其根本的研究进路是对先验意识的探究。阿佩尔试图通过追问有效理解的可能性条件,扩展康德的先验问题。他将诠释学、语言哲学、知识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在语言层面上寻求先验的维度,通过语言分析建构了以批判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先验诠释学,使哲学的主题从理性批判转向了作为第一哲学的语言批判。一超越相对主义:对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批判阿佩尔之所以要提出先验诠释学,原因之一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有堕入相对主义之嫌。美国学者维恩施默尔指出:“伽达默尔有关艺术、游…     

文本解读中的限制与自由——论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

美国诠释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赫施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与伽达默尔把理解和解释的正确性闲置一旁,专注于阐明理解和解释如何发生的本体论诠释学取向的不同,赫施力图捍卫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立场,主张理解和解释是有限制的,其目标在于揭示和阐述文本的含义（以语言符号表达的作者意图）,但他同时主张一种自由的批评,以沟通文本含义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彰显文本的意义。在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试图超越诠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二元对立的努力。     

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实践困境——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伦理学的反思性讨论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被称为“本原伦理学”,它关注人类整体伦理生活的 形而上根据,似乎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及个体行动的道德根据等伦理论题不以为意 。然而,由此得出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完全不关注伦理行动者的个体实践,或者直 接断定伽达默尔拒绝将伦理意涵赋予“孤独的个体存在”,不仅失之于简单粗暴,亦缺乏一 种对伽达默尔伦理思想进行辩证综合考量的复杂性思维以及对之进行更为细致理解的理智耐 心。至少我们在伽达默尔的短文《科学与公众》中看到了一种例外。在这篇短文中,伽达默 尔通过分析技术化时代科学的话语霸权及其控制效应,揭示了现代权力格局下学者自主性研 究缺失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学者个体行动的伦理困境。伽达默尔将这种伦理困境归咎于 现 代规范伦理学,指责规范伦理学用普遍规则规训个体行动,在行动理由问题上饰智矜愚,不 了解活生生的日常经验作为行动理由更具有原初的本根性。为此,伽达默尔要求接榫亚里士 多德实践智慧与诠释学以拔丁抽楔,走出规范伦理学迷津,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伦理 困境。     

哲学诠释学的方法论问题--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

自从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诠释学问题一直是国内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然而 ,从传统的诠释学到哲学诠释学 ,恰恰是从作为方法论的研究到作为本体论的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那么 ,哲学诠释学是如何对待方法论问题的 ?这里我将结合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有关论争 ,来讨论这一问题。一要知道伽达默尔对待方法论的态度 ,我们可看看他的哲学诠释学的奠基性著作《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在该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说 :“像古老的诠学那样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技艺学’ ,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并不想炮制一套规则体系来描述甚或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程…     

施特劳斯文本细读法的政治哲学意图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时代偏见,坚称"一切人类思想都受历史的制约"。这一断言不仅迫使它试图超越以往的思想家所受到的"历史局限",也使它陷入了价值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并最终导致了西方的现代性危机。施特劳斯基于对现代性危机的关注,主张精细的历史研究和文本细读,以一种"恰如过去的思想理解自身那样去理解它"的诠释学努力进入与哲人的对话,并向前现代的思想家学习,求取可资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智识资源。在精读古代书籍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已被遗忘的"显白-隐微写作艺术"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政治哲学。     

什么是宗教对话的准则?——特雷西《与他者对话》述评

今天宗教对话随着文明对话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特雷西所著的《与他者对话》以伽达默尔对话诠释学为基本方法,通过处理基督教信息与现代普世多元宗教处境的关系,致力于建构一种宗教对话的准则学。特雷西将在差异与冲突中的对话和团结作为最佳盼望,将批判和存疑作为构成对话的必要条件。他将聚焦于他者作为宗教对话准则的看法,这无疑对当今宗教对话的继续展开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世俗化与科学的诠释学因素——伽达默尔与爱尔兰根学派

通过考察世俗化与科学的诠释学因素问题,本文提示了伽达默尔与爱尔兰根学派之间的互动与分歧,以及他们在何种程度上以互补的方式丰富了德国哲学的内容。在世俗化与科学的问题上,本文揭示了卡姆拉的“世俗化”概念的两种意义,即“Profanierung”和“Saekularisierung”,提出了伽达默尔如何以卡姆拉的这一概念来解释近代科学的起源;在科学的解释学问题上,本文既分析了伽达默尔与爱尔兰根学派在科学的诠释学问题上的相同立场（即把科学的解释问题归根于语言问题）,又指出他们在如何处理科学的理想语言与交流语言的关系方面之差异。     

论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及其诠释学效应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的经典意识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它既立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又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从文本视域看,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意义源发地,有着向着现在言说的"同时性",它能够被带入现时代并在当下视域中开放自身意义的多样性诠释。从诠释者视域看,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诠释学处境,建立起儒家经典与东亚儒者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对话关系,在一问一答的逻辑中,让潜藏在经典中的真理进入诠释者不断更新的前理解结构,进入现代意识,并与现代意识一起构成新的意义统一体,走向未来。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具有这样的诠释学效应: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任务不是去追溯儒家经典的原意和阐论解经者在经典诠释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一种开放的诠释学处境中建立诠释者与经典之间视域融合的意义联系方式,追求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性意义诠释之主体间性效果。就此而言,东亚儒学倾向于把理解变成自我理解,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从而将自身解释为一种基于经典与诠释对话关系而动态演进的思想传统。     

试论大卫·特雷西的神学诠释学及其在“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建构意义

本文介绍了特雷西神学诠释学的思想渊源、方法、特点以及对今天基督教中国化的建构意义。在伽达默尔、利科的影响下,特雷西既注重圣经文本的经典特征和基本的解释方法,也强调诠释者自身的前理解,而义理则产生于文本和诠释者围绕特定宗教主题的对话过程中,这与特雷西相互批判的关联这一神学方法紧密有关。在当今多元的世界里,特雷西的神学诠释学突出了经典诠释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公共性,既反对基要主义者把《圣经》看作是一个完整、封闭的意义体系,也反对世俗人文科学单注重以方法来决定文本意义的做法。在人们不断通过对话探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神学诠释学体现了其人文价值。特雷西的神学诠释学既维护了信仰真理的超越性,又引导基督教积极入世,使基督教信仰在教会、大学和社会中彰显其公共性,也将政、教、学三界各自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关切贯穿起来,对当下正在进行的基督教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     

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看朱熹经典诠释学

伽达默尔是西方诠释学顶峰时期的代表人物,朱熹的经典诠释学也达到了中国经典诠释的高峰。两者在理论上有着相似性,如哲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的本体、伽达默尔的前见理论与朱熹关于理解之蔽的论述、实践智慧等。由此分析并比较两位大师的诠释理论,从中找出共同之处与互补之处,可以促进中西方诠释理论的发展。     

“诠释学的未来”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1960年,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哲学诠释学的创立,为纪念《真理与方法》发表50周年,2010年11月18-20日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隆重举行了诠释学的未来国际学术会议,来自美国、丹麦、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的专家、学者分别从理解的对话性、传统与生活形式批判、     

解释学与中国哲学

随着解释学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又译诠释学 )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 ,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本诠释的方法 ,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除了译介和阐发伽达默尔、利科尔等解释学大师的理论之外 ,海内外学者也试图在普泛化理解的背景下 ,把解释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 ,并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论体系和诠释学方法。下面我们以傅伟勋、成中英、黄俊杰、汤一介等 4位先生的工作为例 ,来看一下这股趋势的一般状况和可能的发展前景。一、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在华人学者当中 ,傅伟勋教授 (1 933- 1 996 )是…     

理解的应用性与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走向"

如何看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中晚期哲学之间的关系?[1]这是近年来我国诠释学研究颇为关注的问题.严平先生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与哈贝马斯的论战中,伽达默尔逐渐开始了从哲学诠释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2]张能为先生也认为伽达默尔晚期哲学"实现了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转变,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联系起来";[3]而何卫平先生则在肯定晚期实践哲学转向的同时,着重强调它"实现了从理解本体论向价值伦理学的转变".     

伽达默尔论艺术作品的存在与诠释学的真理

伽达默尔拒绝从审美体验开始他的艺术诠释学考察,而把焦点方放在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上,以此他希望恢复艺术经验的真理要求。在他看来,艺术作品像游戏一样,以实际发生在那里的方式存在;在作品中真理作为无蔽而发生并敞开存在的意义。此外,艺术游戏的重复发生形成可重复的结构,它对参与者发挥着主宰作用;在另一方面,可重复的结构只存在于具体发生之中,它把其中新的因素融会进自身之中,从而得到充实;这种充实是通过理解的有限视域的融合而实现的,因而结构是可变的,并且并不趋向最终目的。这种既敞开又充实的真理在艺术作品中的发生有赖于摹仿。在这一背景下,文章集中讨论伽达默尔的摹仿概念。文章指出,伽达默尔强调摹仿不是盲目的复制,而是借再现来实现的创造活动,它把关于现实的本真理解呈现在那里。这正是诠释学真理的发生,借此过去和未来得到中介。作者着重阐明伽达默尔的如下意图,即突显摹仿抵制抽象的力量——摹仿通过创制新的存在而使先前的东西来到自己被呈现的存在,并借此被提升到自身更丰富更真实的存在,而如此被创造的存在整体拒绝任何方法论的简化和区分。     

从对立到迂回:利科超越诠释学难题的三重递进

诠释学在其发展中面临着说明与理解、真理与方法之间的对立。利科将诠释学巧妙地嫁接在现象学之上,并在结构主义的中介下避免了海德格尔的捷径式存在诠释学的弊端,从而发展出一种迂回长程的作为现象学变体的诠释学哲学。利科诠释学的基本精神首先体现在利科的"文本"理论中。利科的"文本"理论吸取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的积极因素,通过结构的"间距"和主体的"占有"两个方面来解决诠释学难题,从而让结构的说明与主体的理解融合为一;据此,利科先通过行动与文本的同构,扩展和深化诠释学向行动领域,进而又在叙事理论的支撑下在时间视域中考察主体的自我理解,从而实现了迂回策略下超越诠释学难题的三重递进。     

伽达默尔论后期海德格尔——以存在历史之思为中心

伽达默尔多次指出,哲学诠释学与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笔者将尝试一种新的思路,即基于对存在历史之思的形态、方法和内容的基本把握,来明确后期海德格尔的探究方向和任务,分析伽达默尔对海德格尔"转向"问题和存在历史之思的论述,从而理解伽达默尔对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把握。这种把握最终表明,无论是在现象学方法的采纳上,还是在主题概念的借鉴上,哲学诠释学都在相当程度上因循了存在历史之思,而后者正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形态。     

文本诠释中的限度与超越——兼论马克思文本诠释的方法论问题

在文本的诠释中,什么属于“合法的诠释”和“有效的诠释”?什么又属于“过度的诠释”?文本的诠释需要设立一定的限度吗?这样的限度能否允许突破和超越呢?讨论这些问题,无论是对诠释学的发展还是对我们的理解实践而言,都是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它不仅涉及对当代西方诠释学思潮的评价,而且更关乎对诠释学研究未来走向的抉择。本文试图结合对当代诠释学发展的反思,阐述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同时也对马克思文本诠释的方法论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一、文本诠释中的“文本语义关联性原则”读者对文本的诠释首先面对的是文本,而诠释学意义上的狭义…     

从文本到行动:利科自我诠释学的扩展与深化

在"自身"与"他者"辩证法基础上经由象征、符号中介的长程迂回的主体理论是利科诠释学的真正内涵。在主体理论与诠释学的交互推进中,利科通过从文本到行动的诠释学扩张,迈向和实施一门在不同工作场地中早已预期的"自我的解释学"。本文通过展现利科主体理论与诠释学的交互推进,从符号学的挑战、事件与意义的辩证法、行动的"文本"范例等多个层次,阐述利科从文本到行动的诠释学发展的逻辑机制,呈现利科在时间、行动、语言框架中所建立的富含自我与他者辩证法内涵的自我诠释学理论。     

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一次对话

1981年4月,在巴黎歌德学院举行了“本文与解释”的专题讨论会。出席者中既有德国当代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又有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学派巨擘德里达。由于当代在世的哲学大家(尤其是分析哲学以外的哲学家)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面对面“交锋”似乎还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忌;由于解释学和解构哲学已成为西方在分析哲学之后影响日渐扩大的两门“显学”;由于这两支同源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而又俨然成为对立的潮流在许多立场上既迥然有别,又相互纠缠,人们对这两位哲学家的第一次学术“对话”怀有特殊的期望和兴趣。伽达默尔在会上作的长篇演讲中,将法国当代哲学思潮称作对自己的“真正挑战”,他提出了与德里达针锋相对的海德格尔解读,并声称德里达将解释学置诸形而上学范畴之下其实是一个错误,哲学解释学并不依赖于任何“出场(现时)的哲学”。德里达在后来的讨论中,则对伽达默尔视为理解之先决条件的立场(即每一对话的参与者都怀有乐于理解对方发言的“善良意志”)并提出质疑,坚持自己对解释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批评,并阐述了解构哲学的独特主张。德里达的质询与伽达默尔的答复围绕解释与本文问题上双方的一系列对立如理解——非理解、内在——外在、连续——中断、真理——非真理等而展开。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对话的内容,同时也在于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对话、理解与解释的复杂个案,它同样给了我们许多与理解和主体间交流有关的提示,譬如最根本的,一种分别出自解构和解释学立场的真正相互交流是否可能。所以,诚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这次对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已说出的那些方面,还在于那些未曾说出的和未曾发生的方面。大标题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