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去恶全善”思想的本体论与工夫论

朱子不仅把人性本善看成是儒家精神血脉的根本 ,而且还以气质的清浊及其对人性的遮蔽来解释“恶”的来源 ,从而为“去恶全善”提供了本体论和工夫论的根据。朱子主张“人心”每听命于“道心” ,实质就是工具理性必须服从于价值理性“去恶全善”的过程也就是“人心”觉醒为“道心” ,让价值理性的光辉照彻生命的过程。在朱子看来“善”为人或人类本有的心性真实 ,“恶”则是此心性真实在实现过程中受到阻碍的结果。但 ,心性本有真实的“善”只是潜在的本体论的“善” ,要使之变为现实的经验的“善”仍是十分艰难困苦的 ,所以一旦进入经验事实的层面 ,他就对道德理想能否真正实现充满了忧患 ,并反复强调本体论必须落实为相应的工夫论 ,才能完成道德生命实现的人类文化主题     

王阳明“无善无恶”辨——兼与陈来同志商榷

<正> “无善无恶”是王阳明在《四句教》中对“心之体”所作的一个最重要且也最难把握的规定。一方面,它是《四句教》的逻辑起点;同时,它又体现着王阳明哲学的功夫指向。从王学发展的角度看,它也是王学分化的源头,——王门后学中截然对立的两大派系,都可以从对”无善无恶”的不同理解上得到说明。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王阳明哲学的全部玄妙之所在,也是打开王学奥秘的钥匙。陈来博士在其大著《有无之境》中对“无善无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把无善无恶叫作至善,另一种是把至善叫做无善无恶。”(《有无之境》人民出版社     

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

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本身包含着虚无与实有二个方面的矛盾,既有儒家实学成分又有禅学成分。王阳明死后,王门后学发生了思想派别之分化,出现了禅学化和实学化二种不同的倾向,而分成禅学派和实学派两大基本派别。 王阳明在后期把“致良知”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在其“致良知”之教中,良知本体的先验性与强调良知在后天的实际工夫中的呈现和展开就存在着矛盾。这种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矛盾,也就是无善无恶的虚无本体与为善去恶的实有工夫之间的矛盾,禅学成分与实学成分的矛盾。     

论聂豹的归寂之学

<正> 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即知是知非的本体,工夫全在为善去恶,故弟子多在后天诚意上着力,遗却复归先天心体工夫。聂豹“归寂”之学,即所以纠正此种路向。     

梁漱溟论“见体”与“一体”

梁漱溟受熊十力的启发寻求“见体”,肯认熊十力曾实有过见体经验，并对他的见体论予以充分的肯定。“见体”意味着超越能所、内外的分别，是本心性体的呈现。熊十力认为“见体”为儒佛两家学问的根本，但其差别在于佛家否认凡夫能够“见体”。对此，梁漱溟认为儒者能够在凡夫位上“见体”,因为一体性是一种先天本性，人通过理智超越了动物性本能、破除局限之后，人心就能恢复其先天的一体性。梁漱溟把熊十力的“见体”置入自己的一体论哲学当中。就儒佛在“见体”上的异同而言，梁漱溟认为佛家讲“圆复一体”,是在“体”上复归于一体；儒家讲“情同一体”,是在“用”的层面达到一体。两家达到一体性的层次不同。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佛家力求通过极深的修行破除“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而儒家则不要求破除“俱生我执”这一人类先天本能，但主张以心主导形体并超越形体的束缚。儒家立足于现有生命的最高可能，去求“彻达宇宙生命的一体性”。从功夫上说，佛家以实证本体为功夫修行的结果，儒家则以“见体”为为学和功夫的开端。     

“自由意志”与孟子伦理究责的心性根据

对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乃儒学之要务,所以即使在“自由意志”词汇缺席的情况下,儒家也必须明确何为恶之根源,以说明判定究责对象时的根据与标准。新儒家以气质论人之恶的成因,但是该诠释路径会使决定性因素从人自身转移到外在影响力上,导致责任主体认定的困难。在此诠释路径中,人的善恶形态被困于儒学本心良知的伦理道德规范性含义里。孟子本心良知说中存在一类通过自我取舍而形成的恶的主体,这类恶的主体所据并非本心良知具有的知善规范性,而是以能力层面能善的普遍性作为其产生的逻辑基础。从心性上溯源恶才能突破本心良知在知善的规定性上对恶之于人的属己性的遮蔽,以此明确善与恶皆是人自己的善恶,如此伦理究责才不会陷入主体判定的困难之中。     

“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四句教"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其理论前提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体作为无限感通的一体之仁,超越善恶的相待性,此即"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应物起念处即是意,一体之仁遂有感通与阻隔之别,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体之仁的感通或阻隔,皆能为良知所自然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行事上磨练之工夫,涤除私欲执着之障蔽,以恢复心体之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证体系,亦构建起了心学之道德形上学。     

王门“天泉证道”考辨——以“四句教”、“四有”和“四无”为中心的考察

<正>一明嘉靖六年(1527)丁亥夏,王阳明出征前往广西的思恩、田州两地,平定当地的少数民族暴乱。在出征前夕,阳明应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龙溪之请,在家乡的天泉桥上阐发了对自己晚年所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解,并对两位弟子的疑难进行了相应的解答,史称“天泉证道”。在“天泉证道”的记载上,《传习录》下、《年谱三》和《天泉证道纪》~①是三条最为基本的文献。就三条文献对比来看,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别就是相对于《传习录》     

从“重生轻死”到“生死齐一”——道家死亡观的哲学维度

死亡是人类自身最大的困惑,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文化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华文化和世界上大多数文化一样,在其发展中形成死亡禁忌的传统。早在西周时期,“悦生恶死”的观念已经积淀到国人的死亡心理中;先秦儒家则承接传统以生观死,形成“重生轻死”的伦理色彩浓厚的实用主义死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论伪善：从“宗教罪”到“道德恶”

康德通过对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圣经故事的深入解读,发现人性不仅天然有向善或向恶的倾向,而且还有天然以善掩恶甚或以恶(搏)取善的倾向。虽然这是无善恶的选择,是知善恶前的先行行为;但是当我们以理性反思道德的人性前提之时,除却或善或恶的情形外,伪善理应成为情形之一。因而,在道德理性启蒙之下,回溯本源的道德经验,宗教的神秘化的罪转化为世俗社会中的道德恶。并且随着人类从自然秩序进入伦理秩序、自然世界过渡到伦理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伪善这种个体性的人性之恶转变为总体性的世界之恶。     

从《易经证释》之本体生成论看“继善成性”说

《大学》《中庸》与《易经》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大学》讲的"至善"是超越于善恶之上的道之本体,故"止至善"及"格致诚正"为"内圣"之功夫;其所讲"明明德"及"修齐治平"则为道之发用,是"外王"之行。《中庸》所讲的"中和"之"中"为道之体,与"至善"之境相对应,"和"为道之用,与"明明德"相对应;"诚"既是体,又是用,"成性"即是"成诚"。"成性"由"成己""成物"两部分组成,"成己"为"内圣"之功,"成物"为外王之行。《易经证释》所讲的哲理可以为我们理解"继善成性"说提供本体论根据,其中的先天"太极"之境(○)与"至善"之境相对应。两仪图中的阳仪与"乾元"及后天世界中的"善"相对应;阴仪则与"坤元"及后天世界中的"恶"相对应。阳仪独接先天太极,而阴仪则无此性能,亦即人们只有通过行善才能上达"至善"之境即道之本体。由此可推,"继善"意为"继道者善";"成性"意为"成道者性",亦即道无可成,成性即是成道。     

“无善无恶心之体”：本体虚无与价值生成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说在中晚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谓该说否定了善恶的分际,有取消道德工夫的危险。的确,王阳明承认心之本体具有虚无的性质。但是,他所说的"虚无"并非为纯然的否定,而是指本体的超越普遍性。"无善无恶心之体"并未泯灭善恶的分判,相反,此说为经验世界善恶的确立、明觉与转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意念之发动,或为本心的感通,或为本心的阻滞,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表明经验世界存在着善恶的分判;本心的感通或阻滞,良知自能感应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表明良知能提供先天的道德法则;只有破除私欲之阻隔,方能恢复本心的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表明道德践履工夫有其必要性。阳明承诺本体虚无而不碍价值生成之观点,实有助于对虚无主义症候的反思及人类社会价值的重建。     

“化性起伪”何以可能——荀子工夫论探析

荀子所谓的“化性起伪”实是“以礼化心”.一方面,礼是贯通古今万物之大道,是人类社会价值之根本,能安化百姓,平治社会,使天下归于正理平治之“善”.另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师法教化,心能由“蔽”的状态转化为“大清明”的状态,而当心处于大清明状态时,心必能“知道”,“可道”,“守道”,最终“好道”,使人具备仁心善性之“德”.荀子“化性起伪”哲学的要旨就是强调理想的人格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个体德性的养成要透过后天不舍须臾的师法积习而善化,在实现社会之正理平治的同时,完成个体之积善成德.     

宗教文化“走出去”的创新机制——以河南少林寺“少林文化”的国际传播为例

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当今时代国际文化互动的常态,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战略和行动逻辑。少林文化作为当代社会国际化过程的中西文化互动成果,不仅承载着以文化呈现国际交流的全球化目标,同时也形成了以民间文化助力公共外交的国家使命。少林寺作为少林文化的传播主体,多年来重视海外文化交流,积极主动走出国门,逐步形成了以少林功夫为中介的文化交流机制,进而在个体、群体、国家三个层次发挥出充分而有效的传播中介作用,结合不同的国际环境,大体形成了欧洲、美国、非洲三大发展模式。少林文化“走出去”具有可持续性的动力与活力,在少林文化国际化的同时成功实现了海外本土社会化的双向建构,最终以“功夫文化”构建了“文化功夫”为基础的中华自信与国际认同,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探索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荀子哲学中"善"之起源一解

一本文中的“善”泛指道德伦理领域中的正面的价值。它与“恶”相对而言,指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显示公平、友爱、正义等表现在概念上的概括。也可以说,善是跟在个人层次上损人利己,在社会层次上的弱肉强食等现象相反的价值取向。大部分人都不否认善和恶的存在。但是在二者的起源上,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关善和恶的起源的理论往往与哲学家们对于人性的看法有联系。一般说来,主张人性善的人需要解释恶的起源。主张人性恶的人则要解释善的起源。在中国,孟子以其性善论而闻名。他认为,人之变恶,是由于失去了本心。在西方,卢梭也主张人性善。他…     

德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把握行为“应当”、“失当”和“正当”的维度

本文指出 ,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是“应当”(即善 )行为的引导者和鼓舞者 ,是“正当”(即非道德性 )行为的鉴定者和保护者 ,是“失当”(即恶 )行为的鞭挞者和清除者 ;就个人而言 ,人们应当用社会主义道德来武装自己 ,保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追求自己行为的应当性 ,避免自己行为的失当性     

王阳明“立诚”说的内在逻辑蕴涵

在"致良知"话头之前,王阳明一度试图推"立诚"为学问头脑。基于"诚"字的诚切、真切、笃实等义,"立诚"说被赋予了成逻辑体系的思想蕴涵:其一,诚其必为圣贤之志向,以此确立人生方向和为学动力;其二,立其纯乎实理之诚体,此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核心因素;其三,诚其好善恶恶之情感,此是为善去恶而恢复纯乎实理之诚体的直接动力;其四,实其为善去恶之行为,此是恢复纯乎实理之诚体而成就圣人人格的落实下手处。"立诚"说几乎将王阳明当时的学术理论和修养功夫尽数收摄在内。不过,"立诚"说不能直接表述知善知恶之明这个维度,因此,王阳明后来放弃了"立诚"话头,而转向了"致良知"头脑。     

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老子》、《庄子》等道家(教)文化典籍中“清净无为”的人生哲理及“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是古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对现实生活至善的追求并与传统伦理不断融合,使得中国佛教善恶观及劝善理论特别丰富。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其社会功能也就趋向劝善化俗之道,即以通俗的教化劝导人们止恶从善,避恶趋善。     

论王龙溪的“先天正心之学”

<正> 王龙溪是明代思想史中一个重要人物。他是阳明之学向“径任良知,不管是非好丑,只管行去”的猖狂自恣一路发展的转折点。如果说,明末启蒙运动的洪波大浪有其思想史逻辑根据的话,王龙溪思想可以说是这种逻辑发展的重要环节。让我们从“四句教”说起: 四句教:路径分歧之始王阳明有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