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贤与凡俗之间：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讨论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绕不过熊十力。在熊十力看来，自己的体用论、天人论等便是对阳明良知说的当代价值的揭示。其核心是把良知与“大易”合而观之，让“良知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在什么意义上又不是本体”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良知“即是本体”,即是“大易”,即是“乾”“坤”“相反相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良知又“不即是本体”,不即是“大易”,而单指“乾心”。在此“裂隙”中，熊十力一方面坚持通过发展生产、建立契约等以满足人类欲望的自下而上的道路，让欲望有了本体论的依据，坚决反对以“孤明”为良知；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类必须同时有自上而下的道路，要求本体的圆满性，从对自己本性的体证中获得一种绝对统一性或必然强制力，以统摄群生。熊十力承继传统，放眼世界，“证会”本心而又不遗知识，以“玄学”的形式会通中西，既指出了阳明学的“量智”的不足，又强调其“性智”的现代意义。在人类存在状态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熊十力“乾坤互含”及“乾统御坤”的本体论立场、量论以通玄的方法、自由的大方向等，都还是今天建构阳明学当代价值时的不易之论。     

王阳明良知教确立后意论的变与不变

王阳明的意论经历了几次变化。其中,以平濠后至良知教确立的一段时期内变化最为精微。阳明良知教的确立说明阳明对知有一成熟的理解,同时,他对意以及意与知、物关系的理解有一新的进境。其主要的变化在于,对于知的理解从原先的心之已发转变为贯通未发已发,意由心之所发的表述转变为知之感应,由意定义知与物的学说在心知一体确立后转变为知决定意。不变的是,工夫始终落实在心之已发上。由此产生的问题有,知行不能合一,诚意与致知作为第一义工夫的不确定,心与意的脱节,意在心、知序列中的凹陷等等。最终,这些问题要求析出阳明意的两层含义,才能得以解决。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佛教视域下的阳明心学——以太虚为中心

太虚高度评价阳明心学,其原因在于:阳明心学在工夫论和整体风格上都近于禅宗;有事功之能,能有益于当时社会;为儒家之正宗,可作为文化统合枢纽构建新的中国哲学。太虚针对“致良知”与“是非之心”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良知”作为本体无法被加以“致”之工夫;“是非之心”既作为“良知”本体又作为心理功能具有逻辑困难,其必然正确性不具有充分保证,其素朴定义——“好恶”也不具备普遍性。太虚又尝试以唯识学会通、诠释“良知”与“四句教法”,以慧心所、信心所解释“是非之心”“良知”,以八识分别解说“四句教法”,其中不乏闪光之处。     

论欧阳德的良知观

欧阳德的思想,以独知说在王门中独树一帜。其说脱化阳明学而出,倡言"良知即独知"。同时,通过与聂豹、罗钦顺的往复辩驳,突显了欧阳德的良知观既是伦理本体意义上的道德理性之知,又是动静体用无二的知性之知。欧阳德的良知观对阳明学是忠实的继承,也是独有的创挥。     

良知与自然

一阳明的良知说,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性,达到了儒家主体哲学的高峰。但是这所谓主体,既不能理解为主客对立意义上的认识主体,也不能理解为“本体即实体”意义上的道德主体,只能理解为“天人合一”论的德性主体或生命主体。作为生命主体,良知与自然界有一种息息相关的有机联系。阳明说,良知是“灵明”,这首先是从人与自然界的“感应之机”上说的。所谓“感应”,不是反应与被反应,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相互感通的关系。物我相通,内外相通,天人相通,我的灵明就是天地万物的灵明,是一体相通的。阳明又说,良知不是一团血肉之心…     

周海门良知观辨析

周海门的良知观,从阳明而来又异于阳明,突出表现在:其一,无物而物在。将"无物"之说与《中庸》相联,良知之体被清晰地归合为"无"之深微本质,良知能量在对"无"的界说中得到进一步激发。其二,手持足行是道。在良知之体的观照下,良知之用从顾及整体规模细化为注重当下行为的道德呈现,并被赋予与良知同等的道德层级,良知"彻上彻下之道"得以贯彻。其三,自我现成。自我与良知糅合为一,现实自我以更为张扬的方式取得了与良知同等的至上性和圆满性,良知主体因自我呈发的力量被极力振拔。这种良知观,与海门对良知本体地位的一再强调有关,它在思想定位、核心构成和作用流行等方面,与阳明之学的基本方向相符,我们仍可将之视为阳明之学在晚明的进一步发展。     

李二曲良知论研究——以《四书反身录》为主要文献基础的考察

二曲之学本于阳明,其良知论不仅立足于儒学道体、性体、心体名异实同的思维理路提出"良知即良心也,一点良心便是性"的命题,也侧重从阳明学注重道德本心的角度揭示"良知即明德","良知之外再无知","真知"与"闻见择识"、"外来填塞之知"的联系与区别。二曲强调"学贵敦本"和对良知本体的描绘,凸显了与宋明儒重视以"体认"为主要特征的理论路径的不同,并以学道原为"了心"、"放心"、"养心"作为其良知论的理论归宿,典型地展示了清初之际儒者对阳明心学的理解与继承。     

阳明之教法与王学之裂变

王阳明作为一个政治家 ,具有洞察现世的慧眼和感触人生的悟性 ,所以其思想会随着社会环境、政治氛围及个人生活经历的改变而改变。作为教育家 ,他又具有因材施教 ,“随人分限所及” ,“因病立方 ,时时权实互用”的特点 ,因而使得他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学术旨趣 ,针对不同对象也会有不同的教法。阳明学说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就是对心本体深化与把握的过程 ,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对致良知工夫的具体选择过程。如果说从天理到良知主要反映了阳明心本体内涵的演化 ,而从诚意到致知主要反映了其对心之本体工夫认识层面的深化 ,那么对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儒学诸工夫的具体选择过程 ,则不仅反映了阳明工夫论的兼容性和包融性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阳明思想从早期的偏一到晚期的浑一的演变发展过程。尽管他也有过“教人为学 ,不可执一偏”的教导 ,但实际上他在教法上往往有所偏重 ,时而互为所用 ,时而只讲一面。所以其门下各执一端 ,以至意见掺和 ,喜为高论 ,分歧日显 ,趋至崩裂。     

易学与良知学的融通——以江右王门后学宋仪望为例

宋仪望是王阳明再传弟子,因其有长期研读《周易》的经历,故而尝试以易学诠释良知学。他认为,圣人之学以求仁为要,仁是天地之心,是《易》所谓生生不已的生理,此理具于人心,即所谓性,故求仁即复性。性之虚明灵觉即良知,故求仁、复性就是阳明学的致良知。宋仪望将《周易》复卦的爻辞"不远复"解释为力求本心、直悟本体的"顿"的工夫,同时也赋予其改过迁善、为善去恶以复其本体的"渐"的工夫论义涵,以祛除阳明后学中存在的忽略躬行实践的弊病。     

王阳明修身工夫论的路径与特色

王阳明工夫论与儒家修身传统关系密切。他将朱子"察之于念虑之微"工夫标举为"根本工夫",由朱子之"独知"而直接转化出"良知",借此扭转了朱子学外骛之弊,格物工夫遂聚焦于"格念头",格物者的生命成了修炼的对象;他提出的"致良知"跟陆象山"先立乎其大"工夫本体一齐点出,均有简明直截、鞭辟入里的风格,但"致良知"三字,不犯典要、不落格套,"先立乎其大"则有落入典要之嫌疑,在立志改过工夫论说上,象山"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说与阳明"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说虽"差之毫厘",但却意义重大,前者坐实了刘蕺山"知是知非"落入后手之批评,后者则可从现象学"内意识"角度得到有力辩护;而在成圣这一修身目标上,阳明的圣人图像与宋儒相比则发生了"上提下拉"的变动:"上提"系指圣人图像中"无"的一面得到充分彰显,明道所营造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无滞、无着、无执、无染的面向至此已天机尽泄;"下拉"系指阳明圣人观中的平民化趋势,个个心中有仲尼,见满街人都是圣人诸如此类之说法遂不胫而走。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以退溪辨斥为主北大核心CSSCISSCI

李退溪是朝鲜李朝的著名朱子学者,被称为"朝鲜的朱子"、"东方百世之士"。他是严正而系统地辨斥阳明学的第一个朱子学者,拉开了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本文首先分析《传习录论辩》中的"至善"论辩和"知行合一"论辩,检讨李退溪辨斥阳明学的具体内容。然后采用"庄敬本体"和"悦乐本体"的图式,说明李退溪排斥阳明学的原因。退溪认为,根据朱子学,可以实现他所想的为圣之学,故反对阳明违背朱子的格物说而建立"心即理"。尤其是,退溪以庄敬心体反对阳明的悦乐心体以为放荡,"类禅"。这样,阳明学被退溪学激烈批判,在韩国迟迟不振,几乎没有机会给韩国儒学添加悦乐本体的传统。     

取法程朱,辨乎阳明——吕柟的《孟子》学及其思想意义

吕柟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在理(性)气关系上,他反对张载、朱子的"理气为二",主张"性在气上求"的"理气非二"说;在"良知"上,他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过于浑沦和笼统,并以朱子的"知先行后"纠正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浩然之气"上,他认为这恰恰是孟子不及孔子处;在心性工夫上,他提出"收心之学,以仁为主",以求凸显仁学的本旨和地位。吕柟的《孟子》学折射出秉承张载关学重视践履、批驳阳明心学、羽翼、修正朱子学的诠释特质,有力推动张载关学、朱子学的深化与发展,对于探究张载关学、朱子学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良知即是易”——试论王阳明的易学思想

王阳明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在语录和著述中提到《易》的地方也不多见,但是从阳明的人生经历中,却可以发现《易》对阳明良知思想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居夷处困中体悟易理,在人生抉择上实践易理,并提出了"良知即是易"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对阳明论易的梳理,阐明了《易》与阳明致良知之学的内在关联,为深入理解阳明学提供了一个易学的角度。     

论聂豹的归寂之学

<正> 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即知是知非的本体,工夫全在为善去恶,故弟子多在后天诚意上着力,遗却复归先天心体工夫。聂豹“归寂”之学,即所以纠正此种路向。     

从良知学到《孝经》学——阳明心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王阳明思想中,良知与孝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孝仅仅是良知发用中之一事。由于王阳明良知学是从对《大学》的诠释中拈出,故随着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学便将《孝经》纳入了良知学的体系内,以《孝经》来解释《大学》,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印证良知之说。至罗汝芳而提出以孝弟证成良知,以孝弟为良知本体,故以良知学注解《孝经》便成为必然,虞淳熙的《孝经迩言》就是晚明时期以良知学注解《孝经》的典范之作。     

与天地为一的审美精神——王阳明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和发展

一、良知与《易》象阳明哲学的两个基本原则 ,即知行合一、体用一源 ,决定了本体、功夫和境界三者的同一。这三者的同一 ,也就成为阳明美学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 ,阳明美学认为 ,对天地的审美观照 ,就是对天地万物的本体和生命的“道”的观照 ;“道” ,是统一万物一体之气 ,也就是“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自我本心———“仁”。观照天地万物 ,就是通过感发自我本心的良知 ,以创化这个“仁”的境界 (意境 )。因此 ,以良知为个体自我与天地万物相互感发的境界 ,就成为阳明美学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的思想来源 ,可以追溯到《易传》。阳明特别反对…     

李二曲“良知”说义涵及其逻辑展开

作为关中理学大家,李二曲服膺阳明心学之旨,其本体-工夫-境界系统立基于"良知"学说。从本体层面二曲强调"良知"的先验性,提出"良知"即"良心"。二曲通过对"良知"与"闻见之知"进行区别,认为"闻见之知"无益于德行的涵养,强调通过"致良知"的工夫达到"心与万物一体"的"至善"境界,这也是二曲"良知"说的逻辑展开。二曲的"良知"说承袭、调和了"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学理论争,批判了"王学末流""略工夫谈本体"、"程朱末流""做工夫而昧本体"的弊端,这种批判也是对中晚明以来学术、学风的一次总结。     

论阳明学的良知自然观

基于自然概念"无为""必然""自发"三义,阳明学的"良知自然"观彰显了良知的本真性、准则性和自足性三个特征。此三个特征分别体现了良知三个方面的自然:良知功能的自然(觉知功能无需修饰)、良知价值的自然(天理规则本来具备)和良知之量的自然(功能充分可靠、价值圆满具足)。由于肯定了良知之量的自然,良知之价值自然与功能自然因各自具备了自足性而出现了关系的紧张。为了消解良知自然观的内在紧张并谋求儒家心学的现代开展,一个可取的方案是:以良知成长的自然替换良知之量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