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不虑而知”新解与良知的实现——基于德性认识论的视角

在孟子“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一说中,良知一般被视为主体道德意识或道德实践等层面的内在规定,所以通常以道德德性加以阐释,以致忽略了可能潜含的理智德性内涵。转换考察进路来看,与饱含神秘色彩的“生而知之”不同,“不虑而知”以遮诠的形式寓意了良知的认知特性,以及某种消极实现方式。在德性认识论的启发下,作为一种好的、可靠的认知结果或认知状态,良知不仅蕴含了伦理意义下主体德性品质的良善,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心”之功能的良好。而良知所彰显的此种认知状态的达成,离不开主体相关理智德性的参与和发挥,“感”和“直觉”即为良知的两种可能实现方式。     

唐君毅对传统“格致”理念的现代诠释

唐君毅认为《大学》“格物致知”义的演进,即是把科学之知与中国传统德性之知相融合的尝试.以道德理性为根本,融合朱熹与王阳明对《大学》的解释,重订《大学》文本次序,彰显“本末”、“终始”在《大学》中的意义,并用“俱时而呈现之同一关系”、“更迭而呈现之相斥关系”、“目的与手段之相从之关系”、“交互并在之关系”揭示出知识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内在关系,构造出一个立体上升的结构关联体系,是唐君毅重释“格致”理念以融通科学的内在理路.他强调科学与人文在具体情境中发用,成为化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冲突的有益尝试,也是唐君毅在诠释中华文化传统时表现出的时代意识.     

中国哲学“知”范畴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本文对中国哲学认识论的核心范畴──“知”的理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作 了论述，并指出“知”范畴的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发展，具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主体与 客体既对立又结合，认识论与道德论相结合，认识论与本体论相结合，知行统一、认识与实践（实 行、践履）相结合等特点。这既体现了中国哲学及其认识论的特征，同时也包含了一些反映人类认 识发展规律的共同的思想内容。     

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释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见之于《论语·泰伯》篇。以前,人们对孔子这句名言的句读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对它的解释则往往取朱熹的说法：“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论语集注》）,歧见不大也不多。然而按照这一解释,只让民众顺从理之当然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而不让民众了解此理之所以然的缘由,则孔子似乎有“愚民”之嫌。降至近代,西学东传,民智渐开,康有为觉得孔子此语的传统解释与西学新潮不合,有损圣人形象,乃截断众流,独出心裁,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句读给予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释读：…     

“视”、“见”、“知”——王阳明一体观中的体知因素之分析

通过对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论说过程的三个关键动词语式进行语义上的分析与厘清,有助于揭示王阳明思想之中的“体知”性特质。“视”、“见”、“知”在王阳明一体论说之中,都属于生存论、道德论的范畴,弄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入领会王阳明生命智慧的工夫论性质及其知行合一思想皆有重要意义。     

“知”“德”之辨——苏格拉底与王阳明比较研究

文章采用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 ,对于苏格拉底和王阳明伦理学的基本命题———“德性即知识”与“致良知” ,从德性的根据、德性认识的方法、德性的实现三个方面 ,围绕着“知”与“德”这一核心问题 ,进行了分析阐述和比较研究 ,并透过这一个案试图揭示中西两种伦理学传统的重大差异。     

论庄子哲学中的“知”北大核心CSSCISSCI

庄子立足于人的生存状态与"知"的关联,把"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并指出其限度。经验之"知"无法超越经验的限度而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助长了人与世界的分裂。名辨学派沉溺于"物"而不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而沦为概念游戏。儒家的仁义扭曲、背离人的天生自然的内在本性,造成道和人的本真存在的双重遮蔽。通过对以上三种非真的"知"的形态的消解和否定,庄子提示了人的本真存在意义上的"真知"。在道的不断敞开中,人不断成为"真人",知不断成为"真知"。人和万物实现了各自的自然而自由的本性,共同"游"于一个"至美至乐"的世界。     

异见的辩与知：濠梁之辩再理解

对濠梁之辩的再理解，可以贯穿论辩始终的“安知”作为焦点和枢纽，重在分析“安知”的多义性传递的文本意图。这场论辩意在探讨的是如何面对异见的问题，惠庄对此有着不同的选择，惠子用“辩”对待不同的知识系统，庄子则强调他们的共在与共通。文本透过“安知”的多义性在论辩过程中的有意启用，一方面进行劝诫，反思以惠子为代表的战国以来“以辩饰知”的名辩思潮的局限性；一方面提示知识的多样性，乃至世界和事物的多样性的问题，寄希望于谋求知识的共在、共通及对世界和事物的本来属性的尊重和遵循。     

“知”说

1．何为“知”？古人回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 比如古时地方官的官名就皆带一个“知”字,如知府知州知县,细想挺对,如果对那个府那个州那个县一无所知,凭什么发号施令？     

论王阳明思想中的物与知

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物一直是在人文主义的观照之下，被礼序和理秩所规定的成物。儒家物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物我同源于性，互相涵摄、感通，“我”能知物推物，物是“我”的延展，物与“我”皆具有无限性，人、物各自循性而互相成就。阳明的物论继承儒家的传统，同时在他的良知学基础上又有新的发明。一方面，阳明物论充分尊重物的独立性，与心相区别；另一方面，良知被提升为本体，物在良知学的伦序中被重新规定，良知不能理所当然地像性理一样成为万物的本体，形成知体物用，而是在知为意之体、物为意之用的独特结构中，与物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阳明没有最终证成天理和良知为一，他在儒家传统物论和良知本体基础上的物论之间的罅隙也没有弥合。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易传》的“虚假错误”观及其超越论

本文通过解读《易传》,阐述了它的虚假错误观,揭示了蕴涵于其中的两种超越论。虚假产生于人的意志行为与"时"的背离,而错误则产生于"见仁见知"的主观标准的客观化。为了解决虚假与错误的存在所造成的困境,《易传》开显了两条道路。一是无我而任物,直观天地万物因果联系的必然性,提前避免虚假与错误的产生;一是自觉知识的有限性,超越现有的知识,克服已产生的虚假与错误。前者的问题是:人与本源性的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后者的问题是:人能否以自身的知识上合天道?这两条道路触及到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基本课题:天道性命相贯通如何可能。     

对德性之知的再阐释——论杜维明的体知概念

杜维明的体知概念是在默会知识与儒家思想的现代性的双重语境下对儒家的德性之知传统所作的一种新阐释。体知是那种与认知相对、与实践结合、体现人格尊严的认识,具有认识的意义和实践的意义。杜维明对体知概念的论述与波兰尼在个人知识观上的建构工作有不少相近之处,两者都对传统科学知识观念提出质疑,为知识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知讷的禅学思想研究

知讷是韩国高丽时期禅宗的代表、曹溪宗的创始人。他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前期的佛教思想,取长补短,构筑了自己的禅学思想体系。在佛性论上,知讷提出“真心佛性”说,认为人人本具“真心”。在修行论上,知讷以禅教一元观为基础,大力提倡顿悟渐修。在境界论上,知讷认为众生当下明悟本具真心,便会达到一种空的、无差别的真心境界。知讷以自己独特的禅学思想成为与元晓、义天等同居于韩国佛教殿堂之巅的高僧大觉,在韩国禅宗史、韩国佛教史乃至东亚佛教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

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本身包含着虚无与实有二个方面的矛盾,既有儒家实学成分又有禅学成分。王阳明死后,王门后学发生了思想派别之分化,出现了禅学化和实学化二种不同的倾向,而分成禅学派和实学派两大基本派别。 王阳明在后期把“致良知”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在其“致良知”之教中,良知本体的先验性与强调良知在后天的实际工夫中的呈现和展开就存在着矛盾。这种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矛盾,也就是无善无恶的虚无本体与为善去恶的实有工夫之间的矛盾,禅学成分与实学成分的矛盾。     

良知与认知的中国之辩——从“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的互动观之

利用比较哲学的方法,从"知什么"(knowing that)和"知如何"(knowing how)的区分出发,以陆象山和王阳明思想为考察中心,重思知与德之辩。从孟子的良知到王阳明的致良知,从四端始发的小良知到涵盖宇宙的大良知,其中的中介环节就是陆象山的"吾心"。王阳明的良知既非"知什么",也非"知如何",而是一种良觉,即对至善的一种道德直觉。既然致知非知,那就揭示出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的张力。关键问题在于,从陆象山到王阳明恰恰割裂了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并试图用前者去涵盖与包纳后者。尽管从陆王心学开端就已割裂德与知,如今恰恰要找回认知与良知的本然关联,这也是中国哲学可以贡献给世界的独特之处。从人类的真善关联来看,"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恰为真善关联的两个基本维度,中国古典哲学尽管更倾向于在"以真导善"上逡巡反思,但也在"以善启真"上给当代发展以诸多启示。     

民本与人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

学界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释义渐有趋同之势，但仍有分歧。实际上，“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当作“知晓”解，不宜破读。此“知”字之意涵和《墨子·经上》对“知”的定义相同，在与“民可使由之”相对立的语境中，“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含有采取强力手段或空洞说教使人知晓的含义。“民可使由之”句肯定了民智足以知“道”、人性之向善，“不可使知之”句若含有“民愚”之义，则与之矛盾。因此，此章反映了孔子基于民智与人性的深刻治国思想，与孔子的民本思想一以贯之，既无“民愚”背景，也无“愚民”思想。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虚体不变而妙应随缘”——由王龙溪论良知看良知的道德意义

良知所具有的先天性道德意义是阳明学得以建立的基石,同时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对于阳明学来说,良知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本体,因此也应从本体论意义上理解良知的道德意义。王龙溪以"虚体不变而妙应随缘"来解说良知,指出良知的道德意义源自良知本体的"虚",即舍弃"人欲"所带来的对于对象性存在的扭曲,使得对象性存在能够在良知的"观照"之下,成为其自身,这即是良知之本体论意义上的呈现。在人的真实生存经验中,这一良知的呈现源自人的孝亲之爱。孝亲之爱正是在生存体验中,最为先天的舍弃"自身",充分尊重"对方",良知充分"呈现"的时刻。     

主体性的自我澄明:论王阳明“致良知”说

本文简要论述王阳明“致良知”说作为生存论的基本内涵。王阳明将《大学》“致知”之说阐释为“致良知”,同时也就将朱熹藉此所建构的知识世界转换为主体的生存世界。良知作为人的本原性实在在个体的经验生存中的可能“隔断”,成为王阳明“致良知”说的起点;要求去除“隔断”而实现良知于经验生存中的通体贯彻,成为“致良知”的核心要义;“诚意”则是消除“隔断”而确保心体之真实体现的切要工夫。作者因此而鉴别出“致良知”的二重维度。“良知”即是“中体”,即是“未发之中”,故“致良知”即是“致中和”。“中”的实现,即是事物实在之真实情状的还原,即是真理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