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分布式道德机制：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的新策略

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的目的是让它们在道德实践中与人类和其他智能体更好地相处。目前主要有四种建模策略：隐式、自上而下式、自下而上式和混合式。但是这些策略存在技术层面的困境,如设计范式、道德转译和算法黑箱等问题,并且在社会层面上也难以应对伦理对齐的困境。这是因为现行策略认为人工智能体在道德实践中发挥着线性作用,能够独立实现某种外在的道德规范,从而将人工智能体从实践中隔离出来。采用分布式道德机制来实现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将人工智能体置于多智能体系统中,可以在人与人工智能体的交互式道德实践中形成开放、包容的道德规范和分配式道德责任。这种机制不仅能够消解现行策略的困境,还能够促进人工智能体与人类之间形成道德共生关系。     

新兴技术与实验伦理学的双向互动

当下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中新兴技术的迭代所形成的对人类道德秩序的搅动使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新的挑战。实验伦理学需要依赖新技术路径应对其他新兴技术所产生的道德难题,如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研究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但实验伦理学的新技术路径自身又会负载实验方法的科研伦理困境。因此,新兴技术既产生了新的道德难题,也推动了实验伦理学研究框架的变革,二者之间可能的协同演化关系是:新兴技术依靠实验伦理学获得道德合法性,实验伦理学则借助新兴技术扩展研究视野。     

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挑战与应对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哲学争论,特别是关于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争论最为激烈。哲学争论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与挑战,诸如道德决策风险、社会伦理问题、主体人存在与发展的伦理问题等。而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问题,须以马克思科技史观为指导,正确处理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并从伦理制度建设、人工智能监督等方面着手介入。     

论伦理建设与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日常语言中的“道德”，往往忽视了“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相应地，日常语言中所说的“道德建设”，也没有明晰化为“道德建设”和“伦理建设”这两方面相互关联但又有根本区别的内容。本文尝试着对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进行分析，然后对道德建设和伦理建设的区别与联系加以说明。伦理与道德“伦理”、“道德”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范围在现代语言中往往模糊不清。１９８９年版《辞海》“伦理”条注有二义：其一是指事物的条理；其二是指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现在通常作为“道德”的…     

西方道德解脱理论述评

道德解脱机制是一系列使道德自我调整过程无效的认知机制,对这个机制的研究有利于解释为什么个体经常在做非伦理决策时没有明显的负罪感或自责心理。基于对道德解脱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分类总结了道德解脱的具体作用机制,从伦理决策过程角度分析道德解脱机制对个体和组织伦理决策的影响,并立足中国的特殊情境对道德解脱理论的应用进行了展望,强调组织领域的道德解脱研究将有利于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的组织伦理建设。     

从道德运气到伦理运气——美德伦理视野中的运气问题研究

自威廉姆斯和内格尔1976年同以《道德运气》为题发表两篇重要论文以来,运气问题逐渐成为伦理学讨论的热门话题.作为存在于生活之中但又超出行为者能动性之外的不确定因素,运气始终是人类所无法逃避的.然而,现代道德哲学出于对能动性(尤其是人类理性)的信任,不尽合理地将“道德”圈定在能动性范畴内,而把运气限定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与之相比,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正视运气的存在,较为全面地容纳和考察运气的伦理意义.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道德”与“伦理”,并将“道德运气”拓展为“伦理运气”,为人们理解伦理生活和伦理知识的实质提供了新的启发.     

道德资本论的道德理解：伦理利己主义

“道德资本”是一个组合概念,由“道德”和“资本”两个概念联结而成.道德资本论者要想实现这一关怀必须隐含一种伦理利己主义的道德理解,即它所理解的道德概念是一种伦理利己主义的道德概念,而这恰是其实践上软弱无力的理论根源.     

情境主义挑战为什么不成功?——基于现代美德伦理学立场的辨析与回应

现代美德伦理学强调和重视道德心理问题,但面临现代心理学的严重挑战。其中,作为一种在理论上可以追溯至社会心理学乃至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伦理知识立场,情境主义不仅试图取消美德的独立性,而且试图取消美德的实在性,从而对那种相信在行为者内部存在某个与其行为构成因果关系的心理实体的美德伦理学的基础观念提出质疑。然而,在论证上,情境主义依据社会心理学所提供的经验证据而进行的推理和解释在逻辑上并不完备;在方法上,情境主义所赖以成立的心理学实验的设计环节也存在问题,不足以在证明"情境"是"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的同时证明"品质"是"行为"的既非充分亦非必要条件。情境主义的挑战有助于人们重视情境的伦理意义,但对于否认美德的必要性和实在性并不成功。     

何谓道德成熟

现代道德哲学常常在“正当”与“善”二者谁更优先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涉我们对道德哲学性质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现象学、女性主义伦理学以及儒家伦理的视角来补充康德主义伦理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挑战主流的道德认知理论对何谓道德成熟的看法.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道德心理：美德伦理学的反思与诉求

随着当代美德伦理学和心理科学的发展,道德心理问题的地位日益凸显.只有恰当的道德心理设计,才能支持道德理论的规范性要求.因此,伦理学的关键在于论证足以支撑道德要求、促使行为者采取正确行动的心理基础和心理资源.在当代美德伦理学看来,规则伦理以"义务感"为基本的道德心理,具有盲目性和单调性.对此,美德伦理学认为,应当充分意识到道德心理的多样性,意识到行为主体的个人因素的扰动作用,意识到道德心理其实与行为者的生活处境和生活追求密切相关.恰当运用各种心理资源以应对不同的道德情形,正是美德伦理学在道德心理问题上给我们的启示.     

论麦金太尔对道德分歧的解决 ——基于《追寻美德》的分析

如何解决道德分歧问题不仅是当代伦理学中的热点话题,也是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关注的焦点问题。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首先描述了当今社会道德分歧普遍流行的现象,接着对道德分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解决当今社会的道德分歧问题进行了思考。麦金太尔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回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传统中才能更好地解决当今社会的道德分歧问题。麦金太尔在追寻整个西方美德伦理思想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基于实践内在善、人生统一性和传统的美德伦理学说。然而,麦金太尔所提出的解决思路并不为当代人们所信服,很多当代学者批评麦金太尔不仅没有解决道德分歧问题,反而陷入了道德相对主义的指责之中。麦金太尔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当今社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斯密论商业社会对个人道德的要求

斯密试图结合自然法理学和美德伦理学这两大传统来应对商业社会的道德问题。从社会的需要和人性的限制出发,斯密将交换正义的遵循看成商业社会的底线伦理。在斯密看来,仁爱这一原则只能够作为小的共同体的组织原则,而不足以支持商业社会秩序的扩展。相反,交换正义的底线伦理所搭建的社会不仅能够实现普遍的丰裕,而且可以内生出勤勉、友善等美化社会的德性。然而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斯密发现:一方面,即便这一底线伦理的践行也需要从个人德性方面获得更多支持;另一方面,正在遭受扭曲的自然自由体系需要得到更高的德性的捍卫。为应对这些问题,斯密对商业社会中公民的道德发出了关于审慎之德的两重呼吁,一重针对普通人,一重针对可能的政治精英。     

论现代临床护理决策的“非语言性”道德语境

现代临床护理决策的“非语言性”道德语境包括道德多元化、患者中心化和责任独立化三个主要方面.对“非语言性”道德语境的忽视导致了护理决策缺乏公信力.临床护理决策伦理模式的建构能使护理决策主体充分考虑“非语言性”道德语境,有利于道德争议的有效解决.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该问题除了指向“我们”世界的“伦理内核”外,还指向“我们”世界的“我”之道德自立的“道德内核”.“伦理”一词的古希腊语义及拉丁译读表明,伦理与人之居息的“本土本乡”及其共同生活紧密相关,道德更多地关涉“异乡人”的视阈.何谓道德的问题涉及伦理与道德相互化约的两个视角.“本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伦理统一道德的路线.“异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道德化约伦理的路线.然而,“何谓道德”之问在“异乡人”的视角上凸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区分伦理与道德对道德哲学的重要性.在文明史上,道德之问以两种方式敞开“异乡人”的视角并使伦理不再是一种直接的经验性习俗:其一,与灵魂放逐的“神话”有关;其二,与宗教形而上学根基的丧失有关.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由此分为“传统”与“现代性”两种类型,它们涉及道德范畴的问题层次和语境分殊.透过“异乡人”的目光,一种思想的警醒和心灵的自由导向如下设“问”:在道德问题的时空坐标中,到底什么紧要?对于“我们”的世界遭遇的现代性道德危机而言,两大难题的应对最为紧要:一是道德自由问题;二是伦理认同问题.两者的解释循环将使道德之“问”引领人们走向更为健全的道德自信.     

美德与情境之争及其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品格是美德伦理学与情境主义争论的焦点。美德伦理学作为一种规范伦理学,尤其关注品格在行动者和德行中的重要性,但情境主义通过心理学道德实验的发现,证明并非品格而是情境决定和改变着人的道德行为。针对这一挑战,美德伦理学从美德罕见论、美德阶段论和美德统一论来予以回应。美德与情境之争提醒我们,在当代道德教育中,既不能否认品格教育的重要性,也不能无视情境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应把美德培育和情景体验有机结合。     

羞耻的道德双重性辩护

实证研究从羞耻产物的性质出发,得出了相互抵牾的结论,其缺乏足够解释力的有限性难以为羞耻的道德地位正名。哲学思辨路径通过回应羞耻“触发事件的消极性”和“自律性的消弭”两大质疑来阐明羞耻的道德身份。羞耻是内在的美德原型和外在的交往中介,前者以否定性的方式把握着善,驱使着主体践行责任,弥补善的鸿沟,从美德原型处培育各式美德;后者以肯定性的方式促发社会交往,督促主体反思自我以及他者的态度,进而自由地得出某个真正合乎道德的观念。     

美德论与规范论的互济共治

近代规范伦理的盛行,以及现代美德伦理的复兴所引发的美德论与规范论之争,是关系着当代社会道德发展趋势及其道德建设路径选择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事实上,当代社会既不是规范伦理主宰的时代,也不是美德伦理复兴的时代,而是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互济共治的时代。为此,本文从人性位格高位与低位的统一性、社会秩序与人性向善的互构性、道德群落与道德多元化的对应性,探讨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互济共治的道德发展趋势。     

美德的实在性：心理学态度理论的辩护

美德伦理学家所理解的美德是一种性格特质,但近些年以来,在情境主义者的主导下,美德伦理与情境主义关于美德实在性的争论聚焦于反应性倾向上,这一思路的论辩偏离了美德的本质。而根据心理学中的态度理论,美德可以依据态度这一心理学概念得到很好的解释。而且态度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可以对美德的实在性提供佐证,这不仅可以消除美德伦理与情境主义的对立,而且可以为美德心理学的构建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