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佛教圣地五台山和五台山信仰在日本的传播

五台山信仰在朝鲜的传播在新罗善德王(632—646)时代,新罗僧慈藏受到中国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的灵感后,在朝鲜半岛开辟了五台山,在山顶建筑了寂灭宝宫,供奉了佛舍利。慈藏,在善德女王五年,即唐贞观十年     

西夏贺兰山白草谷五台山的新罗因素蠡探

西夏极度崇奉五台山信仰。宋夏交恶后西夏无法再朝拜五台山,于是将境内贺兰山白草谷认定为五台山,并仿效山西五台山大肆兴建北五台寺、大清凉寺等。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绘制大幅五台山图是对山西五台山的真实描绘,相传其中绘制的新罗王子塔乃初唐新罗王子慈藏所建。唐玄宗时期另有新罗王子无漏在贺兰山白草谷修行,在其影响下,白草谷成为晚唐五代时期著名的僧侣修行圣地。西夏将贺兰山白草谷认定为五台山或许也有新罗因素影响的结果。     

五台山现存文殊寺庙的时空分析

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形成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北魏、隋唐、明清三个重要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出于政治的需要不断对之以充实、丰富。目前,保存下来40余座文殊寺庙,成为全国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域。透过对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时空分析,可以深刻理解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信仰形态、文化内核以及历史积淀。     

辽代五台山文殊信仰补论

辽代五台山文殊信仰，始于辽景宗时期，辽圣宗时期开始兴盛。从景宗之后的皇室子女取名小字“文殊奴”“观音奴”“药师奴”等来看，辽代的五台山文殊信仰来源于唐代的佛教转轮王信仰，其发展高潮是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位于今河北省蔚县的小五台山，是辽代的五台山文殊信仰圣地——东五台山。山中有“金河十寺”及其它寺院。辽代最高统治者常赴东五台山送供、进香、巡礼，东五台山成为辽代华严教学的中心。     

《柱间史》中的五台山信仰——基于定位与关联模式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地位,在北朝末期一经确立,很快就得到了西藏认同与信仰,但西藏的五台山信仰具有三个特质,一是始终在密宗事部三怙主的系统内定位文殊菩萨,并由此决定了其在世界地理场域中定位五台山。二是元代之前,五台山对于西藏而言,因为难以企及,所以西藏以想象的、虚拟的方式,完成了与五台山的联结。三是通过文殊“化现”及与文殊“值遇”两种模式,增加藏传佛教僧人的神圣性。西藏五台山信仰内涵的奠定,都与《柱间史》密切相关。     

镇国与消灾: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五台山文殊信仰研究

敦煌石窟中留存下来的文殊信仰资料极其丰富,这些资料包括文殊类经典、文学作品及绘画、彩塑等多种类型,时间多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即曹氏归义军时期。通过对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盛行的原因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认为镇国与消灾是这一时期该地区文殊信仰的基本内容。     

敦煌赞文中的五台山信仰管窥——以《辞娘赞文》敦煌连写本为中心

敦煌文献中散藏有《辞娘赞文》写卷9份、《五台山赞(文)》写卷16份。敦煌写卷《辞娘赞文》有单写本和连写本两种形式,其连写本则与《五台山赞文》抄录在一起,是研究五台山佛教的重要资料。通过对《辞娘赞文》敦煌连写本的文献梳理、内容述要和隐喻诠释,可以管窥以文殊菩萨信仰为核心的五台山佛教信仰在9世纪至12世纪之剪影。     

明清五台山境域修庙“善人”群体研究——以繁峙县为例

五台山境域很早以来村落庙宇众多。繁峙位于五台山佛教道场北麓，当地村落庙宇多为佛教寺庙。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民众也频繁地进行佛教寺庙的修缮。在明清修庙碑刻记载中，凡参与修庙的民众皆被称为“善人”。从“善人”群体的社会构成及其修庙“善举”可见，对于当地佛教信仰而言，“善人”的称呼是佛教话语对民众修庙行为的认可，更是民众接近佛教的通行证；对于当地村落生活而言，“善人”群体的实质为民众，“善人”是沟通佛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的纽带。“善人”称呼的泛化及“善人”的修庙行为，体现了明清五台山境域民间信仰佛教化与佛教信仰生活化的特征，有助于深入分析村落佛教信仰的内在意涵。     

研究会的工作意义重大

我是五台山研究会的新兵,承蒙白省长、李主任及各界同仁的信任,推选我为研究会的副会长,于此表示真诚的感谢。五台山研究会的工作很重要,五台山的资源是山西乃至全国最珍贵的财富,除旅游、申遗需要研究外,精神信仰问题也值得很好的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     

敦煌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互动

中国佛教信仰中，菩萨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文殊信仰是菩萨信仰的一个典型。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经典的传入而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文殊信仰缘起于敦煌，兴盛于五台；五台文殊信仰又反过来影响了敦煌。在这一过程中，敦煌与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之缘起与中心的互动，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轨迹。     

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时机意义与内涵要旨

以探索文殊菩萨信仰渊源为切入点,继而以近代印光法师鉴定重编之民国版《清凉山志》为蓝本,主要论述文殊菩萨垂迹应化五台山的时机意义,即文殊菩萨"现五台者,为应震旦之机,欲令归心有在耳"。强调"教启般若华严,行归禅宗净土"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内涵要旨,以期发扬光大之。     

汉传佛教四大菩萨及其应化道场演变考述

菩萨信仰是中国大乘佛教的重要特色。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大菩萨信仰及其应化道场信仰,即四大名山信仰。早期大乘经中,多次提到了"四大菩萨",但皆非特指。中国四大菩萨信仰渊源于大乘经典,文殊信仰是最先兴起的菩萨信仰之一,在《华严经》等大乘经典的影响之下,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开始并重,不久,又融合观音菩萨而共同被称为"三大士"。文殊信仰兴起以后,其应化道场逐步确定于五台山,唐代时,五台山与普贤道场峨眉山并称"名山";明末,三大名山开始有了特指,即五台、峨眉和普陀;明末"三大名山"兴起之时,大约万历年间,"四大名山"也几乎同时出现;清初,"四大名山"开始流传,清代晚期,"四大名山"基本定型;民国时期,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组成的四大名山体系已深入民心,广为人知。从民国开始,弥勒菩萨有进入"五大菩萨信仰体系"的趋势。当前,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亦在逐步形成"五大名山信仰格局"。     

唐宋国际五台山巡礼之口译者考论

唐宋时期,见于史籍的国际五台山巡礼活动中留下了关于口译者的记录。唐高宗敕鸿胪掌客为译语人,陪同释迦密多罗参礼;不同身份的新罗译语人促成了日本圆仁的五台山之旅,日本译者也在巡礼中得到成长;北宋日僧成寻参礼五台山时,有民间通事客人一路相伴。官方译员、国际译者、民间口译等不同类型的译者在五台山佛教国际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千臂千钵文殊图像探析

密教盛行的中唐,伴随着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兴盛,出现了一种形象类似千手观音的千钵文殊,但与之相应的本经《千钵经》却并非译自梵本,而是中土所造之伪经。文章通过考察佛钵、释迦及文殊三者间的关系,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佛钵信仰及传法思想是促使文殊手持佛钵的主要原因。     

中古时期丝路高僧的文殊信仰

中古时期的不少丝路高僧,或者致力于文殊经典之翻译,为文殊信仰奠定坚实的经典基础;或者朝礼五台山、修建与文殊相关的寺院,促进了文殊道场信仰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台山信仰的形成;或者通过崇拜文殊化现的化相,促进文殊圣相信仰的发展。从丝路高僧2世纪开始的文殊经典信仰、到6世纪开始的文殊道场信仰、再到7世纪开始的文殊圣相信仰,可以看到,文殊信仰在中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化的文殊信仰。     

世界上有多少五台山及其命名的寺院

五台山是文殊道场,文殊是释尊的左胁侍,位于诸菩萨之首,所以五台山就成了中国佛教名山之首。随着文殊信仰的流布,五台山也传遍了国内外。至2015年计,国内有12座五台山,国外有3座五台山;而以五台(山)命名的寺(楼)等达20处。它反映了文殊信仰在国内外的传播,证明了文殊信仰是一种超越时代、地界的生命力依然旺盛的世界佛教信仰,五台山是世界文殊信仰中心。     

塑造文殊形象普化文殊信仰——五台山般若苑设计方案说明

在改革开放和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背景下,建议五台山区政府开发一个五台山般若苑。苑内各景点的分布、安排,是由殊像寺、塔、陈列馆、文殊雕像群、佛艺演示场、开智堂、园林和服务设施等组成。每一景点都要围绕着普化文殊信仰这一主题。     

五台山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初探

石经幢的兴起与五台山文殊信仰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志静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所讲述的佛陀波利礼五台,被文殊点化的神异故事影响更为广泛。在此经的流传过程中,随即也兴起了建立经幢之风。唐代开始,全国各个寺院几乎都建有石经幢。五台山现存有从唐代以来的近30座石经幢,这些经幢承载着大量的佛教历史信息,为研究五台山佛教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现对此经的兴起以及五台山石经幢的形制进行探究。     

唐宋文学中的五台山文化意象

在唐宋文学中,与五台山文化相关的意象非常丰富,既有文殊显现事象、清凉山文殊道场景象,还有大量的五台山僧、"五台宾"等人物意象,长松、琵琶、蟠龙等物象。唐宋文人通过它们表达对文殊智慧的崇拜、礼赞和对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向往,同时也反映出唐宋时期民间佛道融合的世俗化信仰观念。这些五台山文化意象在后人反复使用和不断传播中,对丰富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形象、内涵以及扩大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影响起到积极作用。     

《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档案》阶段性成果汇报会在五台山举行

7月21日,《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档案》阶段性成果汇报及评审会议在佛教圣地五台山举行。山西省人大原常务副主任、五台山研究会总顾问杨安和,山西省人大原副主任、五台山研究会会长李玉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佛教考古专家杨泓先生,中央美院博士生导师、著名佛教艺术史专家罗世平,原山西省旅游局局长、五台山研究会副会长杨建峰,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五台山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崔正森,山西省出版传媒集团副总、五台山研究会副会长崔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