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全真女冠及在鲁西南地区的传承

金元时期鲁豫全真道教发展迅速,道教徒人数不断增多,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道教修行和传播的女教徒,称之为女冠或女官。特别是以孙不二为代表的全真女冠的出现,对道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成为金元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鲁豫是金元全真道教活动重要区域之一,鲁西南地处山东与河南交界之处,但多年来记载全真道教,特别是道教女冠在鲁西南地区活动的实物性碑刻材料极为少见。山东菏泽沙土镇石碑王庄《高良太清观碑》记载了全真女冠任守真在鲁西南菏泽地区弘道传承之史实,对研究金元时期全真女冠的形成及道教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神清宫记》校记

《□□神清宫记》碑,现存昆嵛山神清宫遗址内,碑高250厘米,宽105厘米,厚14厘米。碑石青绿,质地细密,扣之铮铮然发铜器声,当地人称之为“铜碑”。该碑碑文多泐,难以卒读,历代文献失载,今人或以为清牟平学政王庆霖之《重修烟霞洞三清宫记》(见曲言训《烟霞洞·全真教·七真人》,载《牟平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1999年5月,为了完成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笔者与唐忠成君进昆嵛山拓制古碑拓片,历时一月余,先后选拓昆嵛山内历代碑刻数十通,“铜碑”亦在其中。后在室内整理拓片资料时,发现该碑篆额为《□□神清宫记》,碑文正楷,共24行,行5…     

千年石刻传法音——山西猗氏县《大云寺涅槃变碑像》考释

《大云寺涅槃变碑像》原在山西省猗氏县(今与临晋合并称临猗)北门外峨眉山麓的大云寺。一九二一年寺毁,遂移置县文庙保存;解放前庙已荒芜,碑则弃之田野无人过问。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始移至太原市山西省博物馆院内陈列。碑高282厘米,宽86厘米,厚26厘米,碑下龟跌高35厘米。正面:碑头以螭为饰,圭首雕以须弥山图形;碑身中央图样与题名     

龙虎山嗣汉天师府

仁靖真人碑,由赵孟頫奉诏撰书,由张留孙弟子玄教嗣师吴全节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奉诏而立,迄今670余年。碑刻高2.30米,宽1.60米,厚0.39米。碑     

五岳真形图碑

中岳嵩山之阳的中岳庙里,有大小两通刻制奇特、内容奥妙的石碑,碑额各有篆书大字“五岳真形之图”,下边分刻东、西、南、北中岳图画,并各有文字说明。小碑立在峻极门东掖门里,宽0.82米,厚0.16米,高1.64米,由登封知县孙秉阳刻立于明万历二年春日;大碑立在峻极门东掖门外阶下,宽1.30米,厚0.32米,碑身高2.90米,帽高1.46米。     

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考释

<正>一、引言《唐大历六年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为纪念荐福寺临坛大师智舟法师所立,现存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太壶寺。碑高234厘米,宽74厘米,最厚30厘米。碑阳、碑右、碑左、碑阴均有文字。碑阳隶书16行,每行36字格,右下角缺佚12字,为世所重。宣统三年(1911)《重修泾阳县志》^[1]对该碑进行简介,     

河北省定州市《创修净众院记》碑文整理

<正>1969年,定州市博物馆发掘了北宋至道元年(995年)的净众院塔基地宫,在塔基地宫西部6米处,发现了《创修净众院记》石碑,该石碑为青石质,高143厘米,宽78厘米,碑额半圆形,中间浅刻几何形纹组成的"圭"形图案,内刻"创修净众院记"六字,竖排两行。碑身长方形,四周环以几何形纹,其内刻铭文,竖排30行(图一),共计1398字。近些年来,对于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器物,多有专文论述,而该碑碑文却没有     

北宋政和六年大荐福寺重修塔记碑及小雁塔修建年份考释

<正>《大荐福寺重修塔记》为北宋政和六年（1116）五月二十七日李野撰写。碑为长方形,碑首右上角缺损,断为三截,已修复。碑高173厘米,宽80厘米,厚10厘米。碑额篆书“荐福寺重修塔记”,四行,每行二字。碑文正书,十八行,满行31字,计543字。虽距今900多年,碑字迹依然清晰可辨,现立于西安博物院荐福寺古建天王殿基址西侧。小雁塔是荐福寺中的佛塔,原称荐福寺浮屠,     

苏州玄妙观金石遗迹

苏州玄妙观历史悠久,千百年来,历代遗留下来大量的文物碑刻、文化遗迹,内容涉及殿宇兴度、人物赞颂、天人画像、官府告示、禁令等,为研究玄妙观的变迁沿革和苏州的历史文化。社会风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玄妙观众多的碑刻之中,老子像碑最为珍贵。该碑树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出之宋代刻石高匠张允迪之手。碑上刻有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所绘的太上老君像,有唐玄宗李隆基题写的赞,还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赞。一块石碑上集御赞、名画和精美书法于一体,世称之为“三绝碑”。此碑是苏州现存画像碑刻中最早的一块,张氏是当时的…     

清代济南章丘锦屏山道教龙门派研究

明清以来,全真道教在山东济南章丘境内盛传,道教宫观遍布,碑文石刻众多。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民国初年,龙门派曾在锦屏山留下一段辉煌的历史。其中代表人物有韩阳成、刘来广、王复昌、李合林、孙永平、李永传、张元珠、杨至绪等。锦屏山道教碑刻也多为首次发现,如乾隆二年《重修锦屏山朝阳洞老君堂碑》、乾隆八年(1743)《锦屏山记》、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山碑》、嘉庆四年(1799)《重修老君堂碑》、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锦屏山庙宇碑》、咸丰五年(1855)《重修碑》、同治六年(1867)《重修老君堂碑》、同治九年(1870)《重修文昌阁碑》、光绪十二年(1886)《重修碧霞祠老君堂碑》、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修老君堂碑》等。查阅王昶《金石萃编》、陈垣《道家金石略》等相关碑刻文献则疏于收录。锦屏山碑刻内容详尽,文辞朴实,文章完整,篆刻精美,对清代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魏碑与唐楷的异同

正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是北朝碑刻的统称,其特点是笔力、字体强劲,是后世书法的一种楷模。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现存魏碑作品的数量巨大,仅仅发现于龙门石窟的造像记,就有数千方。魏碑书法艺术,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佛教的造像题记;一类是民间的墓志铭。仅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就有三千余品,而著名的是《龙门二十品》。墓志在南北朝时十     

管仲墓

管仲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北山庄西,南依牛山,北临淄水。现墓封土高十米,墓基东西长三十四米,南北宽十四米。明《青州府志》载:“管仲墓:牛山北麓。旧碑题:‘管子之墓’嘉靖乙巳按察使鲍象贤立石冢上。”今碑已失,仅存石碑座。民国九年临淄县志载:“管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十八:元代泉州安德鲁主教的拉丁文墓碑

<正>1946年,在被毁坏的泉州古城墙碎砖堆里,发现了许多基督教徒的墓碑,这其中就有天主教圣方济各修会安德鲁·德·佩鲁贾(Andrea da Perngia)主教的墓碑。这块墓碑发现于泉州市通淮门城基内,是由辉绿岩雕刻的拉丁文墓碑(见图1)。碑高54厘米,宽45厘米,厚9厘米,现收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墓碑上半部残缺,原     

碑刻中的东西文化融汇 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景教碑》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世界和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见证了中国自古对外来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广博胸怀。《景教碑》历经风吹雨淋、几经沉浮,终而屹立在西安碑林,无时无刻不在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它的传奇经历和历史所赋予的重要角色。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谓。在西安碑林的众多碑刻中,有一通由汉字和叙利亚文共同书写的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     

碑刻中的东西文化融汇 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例

正《景教碑》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世界和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见证了中国自古对外来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广博胸怀。《景教碑》历经风吹雨淋、几经沉浮,终而屹立在西安碑林,无时无刻不在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它的传奇经历和历史所赋予的重要角色。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谓。在西安碑林的众多碑刻中,有一通由汉字和叙利亚文共同书写的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它是世界基督教史上的     

冀中南地区北魏时期墓志书风探析

<正>清代碑学兴起,重碑抑帖风气盛行,阮元、包世臣等人便是“北碑”的首批拥趸者,后康有为等人将“尊碑”风潮推至顶峰,“魏碑”一词便是源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正式提及,并有“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之说,对于北朝碑刻书法极为推崇。本文以冀中南地区碑刻为基础,探析“魏碑体”兴盛时期,相邻的冀州地区书风与其是否完全一脉相承,亦或是在发展过程中各有特点。冀中南地区该时期碑刻书体以隶书和楷书两种为主,     

景教碑·景教·基督教

今年夏初,笔者有机会去了西安一行。在历史博物馆见到了久仰的《景教碑》,使我感慨万千。兹结合历史与现实,作一报道如下:一、景教碑的发现 景教碑高236公分、宽86公分、厚25公分。碑头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大字(见附照)。碑面正文有1695字,上下款67字,侧面有人名、职名76个。汉文、叙利亚文并列。碑文上端饰有莲花云纹。莲台上安放十字架。碑身呈墨色,显然是历年来墨包拓印的结果。如今碑身四周有玻璃     

碑刻中的传教士——天主教地方史研究的新资料

陕西关中地区天主教历史有近四百年,其在中国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关中天主教所形成的地方特色更为中外显著。文章介绍了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所收集到的九通碑刻。这些碑刻不仅是研究关中乃至西北地区天主教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更是陕西地区多种宗教文化相并存的见证。诸如,《圣方济各会士振铎龚公老夫子德教碑》和《恭颂传教部总理陕甘全省兼管新疆等处正(副)主教高(林)大人德行碑》等碑石更显关中地区文化厚重与信仰传承。文章以碑刻的时间顺序逐次介绍它们的大小、内容及风格。碑刻所记载的历史与信仰可以串联起来,形成了关中天主教史的重要文献来源。     

弥足珍贵的道教胜迹──石堂山碑林

石堂山碑林位于河南省内乡县昨蛐乡大窑店西约1．5公里处的普济宫遗址上,现存元明清碑刻14通,碑文内容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晋代著名道人麻衣子的修真经历和普济宫的历史沿革,是研究豫西南道教历史发展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已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其中幸存的主要碑刻有：元《普济宫重建麻衣子词碑铭》、《麻衣子道场重建十方普济宫碑》、《成吉思汗手诏碑》、《紫清白真人无极图碑》、明《李荫诗词碑》等。《普济官重建麻农子祠碑铭》由元朝右司员外郎勃术鲁撰文并于大德十年（1306）年丙午重建。碑文记述了麻衣子的修真经…     

四棱碑

在菩萨顶东面的后院里,矗立着一座气势雄伟、十分壮观的汉白玉四棱碑。碑顶高度116厘米,碑身高度246厘米,碑座高度100厘米;碑顶长宽均为131厘米,碑身长宽均为115厘米,是一座由汉白玉雕镌刻泐的四棱柱丰碑。碑顶四面各雕刻着两条盘绕交错的青龙,碑身四面各雕刻着数对小巧玲珑的二龙戏珠,碑座四面各雕刻着一条活龙活现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