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德缺乏公德机制论

公德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从100多年前近代思想家粱启超警示世人公德严重缺乏至今,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仍然是如何推进公德.在实践的工程里,借鉴古代道德资源是一个必然的课题.其中儒家道德尤为重要,因为它一直是在中国起支配作用的意识样态之一,而且儒家道德的主干德目"仁"也容易使人与公德进行自然的联系,但这是一个误区.儒家虽然重视人际关系之间的规范,但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而主要是血缘关系中的追求,体现的是自己本位的价值观,重视个人修养正是这一价值设定里开出的自然花朵,即使有"泛爱众"等公德的隐性因子,但也因儒家道德本身缺乏驱动因子而趋向夭折.     

和谐社会呼唤公德

学界关于公德和私德问题的讨论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高度注重礼仪道德的文明古国,但在公共生活领域却普遍缺乏公德意识,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的家长式的封建专制政治所能培育的只能是一种私德观念。只有形成一个民主的、开放的、法制的、尊重和维护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公民社会,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公德"观念来。公德的缺乏必然会增加社会进步的成本,因而公德的培育和倡导是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培育公德意识方面,应当特别重视公德的积极内涵和消极内涵。     

政府权能道德的理论探源

政府权能的道德基础和道德限度为西方无数思想家所关注 ,由此形成了流派各异的思想理论 ,主要有政府建立基于更大的善业的理性权能观、政府使命在于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正义权能观、政府权力源于公民权利让渡的契约权能观和政府边界止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功利权能观。这些政府权能道德理论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德与私德概念的辨析与厘定

公德与私德是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然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公德与私德概念却未能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定义.本文在回顾与总结国内外学者有代表性定义的基础上,把道德行为必然具有的行为主体身份、行为目的的利益指向和行为发生的场域三个要素作为向度来划分公德与私德.指出公德主要是个人以社会成员身份与他人的交往中体现的德性,个人在公共场域的行为中体现的德性,个人在利他行为中体现的德性.私德主要是个人以私人身份与他人的交往中体现的德性,在私人领域行为中体现的德性,在利己行为中体现的德性.     

公德建设要超越伦理本位传统

公德是公共行为的道德规范.公德建设能够推动法治建设.在中国,由于长期伦理本位传统的影响,公德建设滞后,影响了中国道德建设,也遏制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推动中国公德建设必须超越伦理本位传统,将公德建设纳入法治轨道.     

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中的公德教育——定县、邹平县乡建模式的异中之同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扭转近代中国农村的衰败局势而做出的可贵探索。定县模式和邹平模式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乡建模式。这两个县的乡村卫生建设是共同的经验是:开展公德教育,依托新型农民,建好乡村卫生。公德教育与乡村卫生建设成为了一对“互动的盟友”。这两个县的建设提示,乡村卫生事业的建立与完善在根本上有赖于培养和支持具有现代公德素质的新型农民群体。     

城市伦理视野中的市民公德建设

城市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城市伦理是站在城市的伦理纬度,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会道德问题。城市居民的公德意识和道德水平是处理公共领域事务的重要因素,市民公德建设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城市现代公共领域、有利于城市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有利于城市市民个体与城市共同体良性互动,有利于城市文化底蕴充分发挥作用,使城市独具特色。城市伦理视野中市民公德建设的五个途径是:提炼城市公共主流伦理、加强城市道德立法、突显城市器物与精神情境、优化城市舆论教育手段、使社区成为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开展的载体。     

走向公德养成论——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起点

梁任公以公私分判道德的理论运思,旨在推动群体与个体的双重转化以建立民族国家和国族认同.《新民说》以道德关系的性质为判准区分“公德”与“私德”,其中《论公德》一文力主“公德发明论”,《论私德》一文力主“私德推衍论”,二者代表着转化个体和群体的两条迥异路径,其前后转变表明粱氏对于中西新旧的认识从对抗走向了融贯.但由于以道德关系的性质区分“公德”“私德”存在缺陷,导致了人们对传统道德伦理的诸多误解,也潜在使得百年来公私道德的讨论始终跳不出文化决定论的窠臼.当前,基于社会结构变迁、时代任务转变、文化出现断层等原因,走向“公德养成论”可能才是保证社会公德建设理想效果的明智选择.     

系统功利主义及其应用

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实际上是个人与社会的互利原则,也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系统对其社会环境的适应原则,适应的目的是达到人生系统的稳定即幸福.因此,基于系统论的道德哲学不可避免地是功利主义的,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平衡就是道德系统的序参量,公德和私德分别是道德系统的规范组织和自组织的两种状态.系统功利主义的包容性和整体性最终体现于对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的统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统一.     

西方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变迁

西方近代正义论伦理学形态在诠释"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的过程中,主要历经了从德性正义论到功利正义论再到公平正义论的价值变迁。以善良意志与道德法则为基本内核的德性正义论所追求的"目的王国"由于仅仅具有朴素的伦理精神气质,所以必然被以幸福与功利原理为核心要素的功利正义论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和伦理方式所扬弃,以公平与正义原则为标志的公平正义论尽管难以祛除"集合并列"的理性胎记,但在伦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否定之否定,实现了德性正义论与功利正义论的整合与超越,成为当代最为重要的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     

梁漱溟的公德观与"乡村自治"构想的伦理困境

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初步尝试,他清醒地意识到,"公德"观念的缺乏不仅对民众的精神状态造成了消极影响,而且阻碍着现代意义上的团体生活的发生.因此,他主张通过"乡村自治"的方式造就团体生活的必备品德,使农民在获得现代性物质利益的同时,养成关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基本素质,依靠公德的柔性力量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对传统道德力量的过度自信及趋利避害的考量,使他在维系团体生活的价值取向上终究未能摆脱向传统儒家伦理的回归.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演变脉络及其思想实质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思想脉络,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从重视以公私德为视域来研究道德,到反思、反对以至后来主张取消这一诠释框架;从内容上看,显示为从反思传统儒家私德观从而主张建构公德,再从强调公德研究到重返对道德本身的考察。这一思潮表现出从外在性地注重分辨道德的“公”与“私”,逐步转向内在性地阐释伦理学的元初观念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在新的层次上重新确认道德主体、价值规范及其二者的耦合关系。这种厘清既符合传统中国哲学对道德“本体”的追寻,也契合现代道德哲学对更广领域内自由与道德法则、宗教之善与政治之公正以及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之间应有之关系的求索。     

论休谟的正义观

休谟认为 ,正义的起源在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的有限同情心 ,正义乃是为了弥补自然与人性的这种不足而产生的人为之德 ,正义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种划分财产权利的道德规则。本文对休谟的正义观进行了阐述和简要评析 ,并指出了其正义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道德的博弈:一种伦理学的诠释

当人们借用博弈模型来分析人类活动时,所隐喻的是博弈境遇中凸现出来的人类行为及其合作秩序出现的伦理问题.从霍布斯的"傻子"到休谟的"农夫困境",无不体现伦理语境中对博弈问题的关注,而以协定道德来诠释合作秩序的实现,却又存在着理论上的症结.面对诚实不足和伪装难题,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诚实不只是作为一种合作性实践的最优策略,更是一种人们意愿践行正义的美德.     

赫西俄德的两重伦理观

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这样两部作品,反映了两重伦理观。《神谱》是一种推崇力而不考虑道德法则、规范的作品;《工作与时日》则是一部道德训诫著作,充满了世俗道德的智慧,这样的两重伦理观实际上也是人类道德困境的反映。     

电梯里的心灵

电梯挤满了,我被挤在电梯的里角,看看电梯控制键,没人按我要去的九楼。想挤过去,但四周都是人。情急之中,说了一声:“帮我按一下九楼。”一个靓女伸出手来,按亮了九层的按钮。     

电梯里的凳子

正小区的电梯房有28层,住户以骑电瓶车上下班的打工族居多,也有些老人和孩子。电瓶车本来可以停在负一楼的非机动车存放处,可是一些人图方便省事,把电瓶车也推进了电梯里,让电瓶车上楼,从自家牵出电线给电瓶车充电。一到下班的高峰期,电梯里人本来就多,电瓶车进了电梯,就更加拥挤了。这么做对     

从道德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换——梁启超《新民说》审视

梁启超《新民说》是对以《大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新民”思想的改造和发展。他以民权、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公德”代替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私德” ,用中西文化中的优秀道德传统构建新国民 ,实现了从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旧道德向以权利为本位的新道德的转换 ,“旧国民”向“新国民”的转换。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