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社会儒学 ——儒学义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历史上儒学的发展既有义理的创制,也有制度、礼俗的建设,儒家的价值理想落实到社会生活当中,离不开儒者对民生、制度、礼俗的思考与实践。孟子在思考王道时就认识到"养生丧死"等民众切实的需求与仁政落实的关系,历史上的儒者在推行儒家教化时,也重视民生,强调制度设计、礼俗重建,尤其是文化转型期的儒者,其思考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今天面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在当今社会结构中安顿儒家伦理,创新思考儒家伦理的实践方式,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如果儒家不能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人伦生活、精神追求等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我们或许要重估儒学在当代复兴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重视社会儒学这一概念,重回孟子王道与伦理的思考,立足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提供儒家方案,开展儒家实践,以期"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服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兼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下儒学复兴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皆不足取,"世俗化"应是其所应遵循的路向。同样是基于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考察,我们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其一,鉴于儒学三次复兴游走于世俗与神圣、现实与理想、形下与形上"两极"之偏执,我们提出儒学重建要回归孔子之"道",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其普遍规约(理一);其二,当代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以及儒家传统本身的多层面、多维度决定了儒学的当代重建也应是多元多样的(分殊),否定多元开展径直以儒学走世俗化道路是一种危险的尝试。     

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当下如何复兴儒学?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循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复兴儒学都不足取,"儒学世俗化"应是当下复兴儒学所应遵循的路向。儒学世俗化,是祛儒学精神贵族化之魅,使之重归原始儒学之世俗情怀与世俗关切,而不是使儒学化为庸俗。为求儒学世俗化,儒学在当代迫切需要实现三大转变:(1)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2)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3)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价值及其局限

对于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和研究进路,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一方面,儒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儒家伦理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相对性,另方面,生命伦理学有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因此,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儒家伦理不能自发地成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和核心价值.只有在认真地清理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在不断地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或称之为"儒学创新"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儒家生命伦理学才能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处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第三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诠释与创新

第三代新儒家在儒学诠释与创新中做出了超迈前贤的成就,代表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向:儒学本位坚持下的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知识论的注重与方法论的自觉,彰显"道问学"的转向;凸显批判精神和对话意识;批判"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儒学重建方向的肯定.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自由儒学”导论——面对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

如何面对现代自由是当代儒学无法回避的一项思想课题,"自由儒学"就是笔者为此而提出的一种儒家哲学建构,其意旨在于克服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紧张,同时避免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端,为发展现代自由开辟更稳健的道路。因此,"自由儒学"将直接面对自由问题本身,也即"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思考,通过厘清"自由"概念的儒家话语,追溯自由的存在本源(本源自由),由此重建儒家超越性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进而建构起儒家现代性的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何可能?——杜维明的儒学发展观浅论

杜维明是公认的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一直以发掘儒家传统、实现儒学创新和当代发展为志业。他所提出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说,对探讨儒学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实现与当代社会的互动发展具有启发意义。本文对"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缘起、主旨及其学术前景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     

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自 ７０年代迄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儒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视儒学为一种宗教性、精神性传统的新趋向,该趋向固然与西方晚近兴起的宗教多元论和宗教对话理论有关,但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影响。现代儒学的发展,是传统儒学被全面解构过程中对儒学的重建,这种重建使得儒学所蕴涵的各个层面得以厘清,尤其使儒学益发将自身界划为一种具有超越品格的宗教性传统。而儒学若要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系统融入生活世界,恰恰需要以确立其宗教性或超越的品格为前提。在２１世纪,儒学会有多方面的开展,但将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教性传统发挥作用;并且由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尤其是“波士顿儒学”的现象可见,虽然在西方仍非显学,但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的一种类型,如今已开始进入全球意识。     

生活儒学关键词语之诠释与翻译

把生活儒学的若干关键词语翻译成英文,不仅是翻译问题,而首先是诠释问题,即怎样理解和解释生活儒学的关键概念.这是因为“生活儒学”说的并不是将现成既有的儒学“生活化”地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而是说在重建儒学即建构儒学的一种当代思想理论形态时,在观念系统中将“生活”视为大本大源的“存在”.这里所说的存在并不是存在者的存在,更不是存在者;一切存在者皆由存在所生成,即是由生活所生成.     

论儒家必为大一统的思想基础

儒家全面秉承了周文,在思想与规则上对社会生活都有全面的设计与安排,有助于安顿百姓的日常生活。儒家最终因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被独尊,承担着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的思想共源的基础作用,并据之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公共交往平台,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儒家的"和"伦理

儒家伦理重视和谐,有着丰富的“和”资源。它的“和”有三层含义:作为道德品质的“和”、作为道德本体的“中和”、作为世界本体的“太和”。儒家“和”的世界图景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太和”景象。儒家实现“和”的手段主要是“礼”,其具体要求是“明分”、“安分”、“尽伦尽责”、“中节”等。儒家的“和”伦理的这些资源对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仍有积极意义。     

儒家"让"德批判——兼及"让"德与和谐社会建设

"让"是儒家礼治的核心价值,是礼治所以可能的价值根基,其源于"六君子"之躬行"让"德.在儒家学说之价值体系中,"让"德涵摄辞让、禅让、谦让、卑让等多重维度,分别凸显出与"争、夺、骄、私"相对立的价值内涵.但"让"并非一无限度的绝对性道德准则,正确践履"让"德必从于"仁"、授于贤、合于"礼"、利于人(国、事).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传统"让"德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论儒家"诚"与德性的关系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诚”与德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诚”是至高的德性;(2)“诚”是德性的心灵根基;(3)“诚”是其他诸德之体。     

经、史、儒关系的重构与"批判儒学"之建立——以《儒学五论》为中心试论蒙文通"儒学"观念的特质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字尔达,四川盐亭人)被誉为现代学术史上由经学向史学过渡之典范.根据这种看法,蒙先生以自己先经学而后史学之成学经历,向我们展演了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个典型过程.不过,用"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或者"经学到边缘,史学到中心"来界定蒙文通学术之意义,似乎有失笼统.     

儒家学说中关于"天"的观念和信仰及其历史演变

本文认为,儒家学说中的"天"具有宗教意义,自秦汉至宋明,它经历了一个从既有道德理性又有好恶等意志情感的"天"到只有道德理性没有具体情感意志的"天"的历史演变过程;与此相应,"天"主宰世界的方式,也从直接通过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转变为一种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天命"使"天理"内在于万物和人类,从而使万物和人类直接受其天赋之理(性)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