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克拉底鲁篇》中的“人为—自然”之辩

"人为(Nomos)—自然(Phusis)"之辩在古希腊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柏拉图的哲学本质就是要回答其中的问题,在根本上消除和超越"人为—自然"之辩。《克拉底鲁篇》详尽描述了基于人为和自然的不同名称理论,证明了克拉底鲁的自然主义和赫摩根尼的人为约定主义依据了赫拉克利特和普罗泰戈拉这两种根本上相通的理论,从而,名称问题上的"人为—自然"的对立是表面的,关键在于克服自然之为流变的自然状态。     

指动脉背侧支皮瓣在手指末节皮肤缺损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分析指背动脉背侧支与其血管网联合供血滋养皮辩在指末端皮肤缺损的修复中的应用效果.取中节手指固有动脉的背侧支为蒂血管,逆行切取指背皮辩31例共35指,移植修补位于远端指间关节或其远端的皮肤缺损.若同时伴有骨、关节、肌腱等的损伤.则予以同期修复.本研究中最大切取皮瓣1.5cm×3.5cm,平均随访6±0.5个月(3至9个月),皮瓣成活率100%,皮辩两点辨别觉9±0.2mm,95%的患者具有良好的指间关节活动能力.因此,指动脉背侧支皮瓣手术操作简单,术后成功率高且患者恢复效果好.     

名学、辩学与逻辑

中国古代有名、辩研究之实,而无“名学”、“辩学”之称。自我国近代学者开创以西方传统逻辑参证中国固有名、辩的研究模式后,“名辩”遂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实际上,所谓的“名辩逻辑”是从来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从一些研究者所勾勒的“名辩逻辑”体系来看,其所描画的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等主要内容,都不是真正的类似于西方传统逻辑那样的逻辑理论,“名辩逻辑”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创立,主要得益于古希腊数学方法的借鉴,古希腊的语言学研究也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提供了有益、有力的支持。而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创立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条件。中国古代的科学基本上停留在经验领域,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科学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字几何,缺乏严格推理的手段。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言的特点,也不利于逻辑科学的建立。然而,否定“名辩逻辑”的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名辩”的理论研究价值。中国古代的“名”是指事物的名称,名学是中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事物名称的思想理论。中国古代的“辩”即论辩,辩学是中国古代以辩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论辩原则和论辩方法为核心内容的论辩理论。名学不是辩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是不能相互替代、也是不能相互包容的。在中国古代,不存在既非名学、亦非辩学的“名辩学”。     

魔鬼撒但与光明天使

正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可谓呕心沥血、不求回报。为了在经济上不让教会受累,保罗要么亲手作工、赚取所需,要么依靠马其顿教会的供应。但他却受到以福音来谋利的假使徒们的攻击,而缺乏辨别的哥林多信徒,也屡屡质疑保罗真使徒的身份。所以,在哥林多书信中出现了保罗对自己使徒身份的自辩,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揭露假使徒的真面     

辩名析理: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

"辩名析理"是中国古代解释经典的方法之一。如果从"辩名析理"角度看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其所辩之"名"包括:集百家之言提供"辩名"的基础;在文本里开展田野工作,寻求《墨辩》逻辑学之意义。其所析之"理",引入两个"新学",即西方逻辑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出西方逻辑框架下的墨家逻辑和先秦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逻辑。这两点是建国17年研究中国逻辑史学者的共同特征。我们认为逻辑观问题的解决是我们开展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先决条件。     

正误样例组合学习的相似性效应和认知加工深度效应

为了考察物体受力分析图正、误样例的相似程度以及被试对错误受力分析的认知加工(即对错误受力分析的辨别、解释和改正)水平对物体受力分析规则正误样例组合学习迁移效果的影响,以初中三年级学生为被试进行两项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在物体受力分析图正误样例组合学习中存在明显的相似性效应,即正、误样例的相似程度越高,学习迁移的效果越好;对错误受力分析进行"改正"加工的学习迁移效果明显优于对错误的"辨别"加工,即存在明显的认知加工深度效应。     

朱陆之辩的哲学实质──兼论陆象山的学术渊源

朱陆之辩是一个延绵达八百年之久的学术大公案,其所辩问题,有无极太极辩、人心道心辩、天理人欲辩、为学之方辩、虚实义利辩、告子辩、禅学辩、道统辩等等。从所辩内容上看,几乎涉及到宋明道德形上学①的主要核心问题。朱陆之辩以及围绕着朱陆之辩所展开的学术论争,构成了朱陆以降至元、明、清诸代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如果把握了这条主线,这一时间跨度较长时期内的哲学理论分野以及这一时期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也就进一步明确了。朱陆之辩,也并不局限在中国儒学范围内,它也伴着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争论,传播到了古代的朝鲜和日本。朱…     

图形辨别的负荷实验研究

本实验用IBM PC/XT计算机对30名青年人和9名中年人进行图形辨别负荷实验。结果表明:(1)同时呈现的图形数量(任务困难度)、允许辨别的时间(时间忙碌程度)和年龄都是影响被试业绩的因素。(2)在需辨别的图形数较多且有辨别速度要求的任务中,不宜选用中年人。(3)通过实验求出青年人图形辨别经验公式Y=De~(B/X),D(N)=183.1441-2.3206N 0.0249N~2,B(N)=-2.0379-0.1427N 0.0008N~2。据此公式可求出在此情境下,对一定数量的图形(N),在一定时间限定内(X)的图形正确辨别率(Y)。     

语言线索下视觉空间知觉任务的性别差异

为了探索不同方位辨别方式的男女差异,采用自编的经过心理测量学检测符合指标的空间知觉量表和三个语言线索下方位辨别任务范式实验,在测验和实验3中设计两种空间知觉加工方式,即东西南北和前后左右;在实验1中设计东西南北;在实验2中设计前后左右。测验,实验1和实验3均发现,在东西南北方位辨别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男生优于女生;测验,实验2和实验3均发现,在前后左右方位辨别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表明男生更擅长于使用东西南北的方位辨别方式。     

魔鬼撤但与光明天使

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可谓呕心沥血、不求回报.为了在经济上不让教会受累,保罗要么亲手作工、赚取所需,要么依靠马其顿教会的供应.但他却受到以福音来谋利的假使徒们的攻击,而缺乏辨别的哥林多信徒,也屡屡质疑保罗真使徒的身份.所以,在哥林多书信中出现了保罗对自己使徒身份的自辩,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揭露假使徒的真面目.“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从“十论”到“墨辩”——先秦墨学的思想转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墨学在先秦时期经历过一次意义非凡的思想转向,即由墨子的"十论"转向后期墨家的"墨辩",由政治、伦理转向逻辑、论辩。学界一般以内部分化与外部刺激作为墨学转向的两大原因,然通过《墨子》之文本实可获得第三种解释,那就是"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当中本就蕴含着逻辑之自觉与论辩之观念,后期墨家则将此自觉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论辩方法。先秦墨学从"十论"转向"墨辩"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不仅为墨子的"十论"做了有力的逻辑补充,对稷下辩者和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所代表的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对当代逻辑学、论辩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亦有深远之启示。     

不辩与不得不辩:孟子与庄子的言辩观念比较研究

善辩如孟、庄,其实都处于不辩与不得不辩的张力之中:"不辩"的观念来自于学术渊源与自身思想对言辩本身的警惕和省察,而"不得不辩"的行动则是对战国时期风行的公共论辩的现实回应。欲理解孟子与庄子言辩观念的内在张力,有必要先考察孔子与老子围绕"言"与"名"的言辩观念以及好恶情感的介入。孟子与庄子分别绍继孔子与老子的思考,进而透过"言""心""气"诸概念从语言、心性、气论、情感各层面反思辩论本身,并检讨言论观点的产生与接受机制,由此促使孟、庄在不辩与不得不辩的张力之中采取了迥然不同的辩论姿态。     

论韩国儒学史上的“无极太极”之辩——以李彦迪的“无极太极”论为中心

在韩国儒学史上发生过的主要学术论辩有"无极太极"之辩、"四端七情理气"之辩、"四七人心道心"之辩、"人物性同异"之辩(湖洛论争)以及"心说"论争等。这些围绕不同的主题而依次展开的学术论争不仅促进了韩国儒学理论的深入发展,而且还促成了韩国儒学独特理论风格的形成。从韩国儒学各个发展阶段所发生的各具特色的学术争辩中,可以发现韩国儒者所具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     

公正评价惠施之学——与刘捷宸同志商榷

惠施之学是战国时期的显学之一。庄子曾经对惠施说:“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庄子·徐无鬼》)可证惠施在当时诸子中是有重要地位的。然而,自从荀子提出“言无用而辩,辩不急而察,治之大殃也”(《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提出“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     

帕金森病人的图形辨别障碍

对56名帕金森病人用视觉形状辨别测验(VFDT)进行了测查,44名年龄、文化水平与帕金森组相当的正常人作为对照组。结果发现帕金森病人对图形辨别有明显障碍。对帕金森病人在图形辨别障碍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可能机制进行了讨论。     

《周易》“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异文疏解——兼论《尚书》中的两个“辩”字

《周易》革卦"大人虎变""君子豹变"中的"变"字,熹平石经作"辩",马王堆帛书作"使"。"变"和"辩"都应读为"弁"。虎皮、豹皮做的弁文采斐然,所以《象传》说"其文炳也""其文蔚也"。战国楚地的《周易》中,这个字很可能本来写作■、■一类形体,是"弁"。由于当时"史""弁"混同,有些版本上的"弁"被误认成了"史(使)"。在有的版本中,"弁"被按照当时"弁"的一种习惯用法读成了"变"。而在有的版本中,"弁"又被读成了同音的"辩"。这就是马王堆《周易》"使"、今本《周易》"变"和熹平石经《周易》"辩"字的由来。与此相关的是,《尚书·酒诰》"勿辩乃司民湎于酒"及《书序》或本"王辩荣伯作《贿肃慎之命》"的"辩"字,应当本来是"史(使)"字,被错认作了"弁",后来又被读作同音的"辩"。这几个例子说明,早期文献中存在着一些由于战国楚简中"史""弁"混同导致误认并衍生出众多异文的例子,有待于进一步的关注和探索。     

辨别作业难度对返回抑制时间进程的影响

在返回抑制范式下,利用线索一靶子模式和辨别作业进行了两个实验,探讨辨别作业难度对返回抑制的影响。以大学生为被试。实验一对辨别作业难度采用组间设计;实验二采用组内设计。结果发现,无论是组间比较(实验一),还是组内比较(实验二)．复杂辨别作业条件下返回抑制出现时间均比简单辨别作业晚,表明作业难度对返回抑制的时间进程有显著影响。该结果对返回抑制的机制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试论三论宗的性空思想

前言关于"空"的概念,佛教各派对它都有不同的诠释.《三论玄义》指出,大小二乘虽同辩二空,却有四种不同之说:"一者,小乘析法明空,大乘本性空寂.二者,小乘但明三界内人法二空,空义即短;大乘明三界内外人法并空,空义即长.三者,小乘但明于空,未说不空;大乘明空,亦辩不空.故《涅槃》云:'声闻之人但见于空,不见     

朱、张思想异同及理学演变——《癸巳论语说》之辩与《四库提要》之误

张栻《论语解》是在与朱熹的切磋中反复修改而成,由此形成了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四库馆臣无见于此而得出的朱张意气之争、朱子之辩未足为据等观点不合事实。朱、张《论语》之辩反映出二者为学之别:南轩尚固守谢、杨之矩步,囿于以理学解经;朱子则突破洛学,会通汉学,着手建立融理学与经学、汉学与宋学为一体的经学新典范。朱、张之辩启示我们,应以历时动态的眼光来理解学者的思想演变,对理学思想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持有相应的认识,如朱张学术理念的差异即直接影响了理学思潮之消长演变,且于今日儒学之述作仍具参照意义。     

代“天之天”为“人之天”及其多重意蕴

天人关系是儒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先秦开始,辩析天人即构成了儒家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由此形成的人文传统则绵绵不绝。明清之际,以天崩地解的社会震荡为背景,天人之辩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并进一步展开于儒家价值体系的各个侧面。当然,时代的变迁使明清之际诸儒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又对天人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后者从一个视角展示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体系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