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式焦虑症与自由的价值

以赛亚·伯林的消极/积极自由二分法建立在一系列误解之上.一方面,即使我们接受伯林指派的观点,把自由价值当作一种具有内在善性的东西,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像伯林所希望的那样,可以将对自由价值的消极理解设想为一个融贯的思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伯林的“不受他人故意干涉”思想作出反思,我们也并不能将其当作是具有内在善性的价值的一个要件.伯林的误解根源于他对客观价值观念的某种过度焦虑.     

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基于人类欲求之等级结构的分析

当我们讨论自由这一概念时,可以将人类的自由理解为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两部分组成。在文章《两种自由概念》①中,以赛亚.伯林论述了对行动自由的两种不同理解: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本文在伯林两种自由概念之划分的基础上,借助哈里.弗兰克对于人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构建,试图阐释和分析自由的四个相关概念:意志自由,思考的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根据伯林的区分,第一个和第三个表达是自由的积极概念;第二个和第四个表达是自由的消极概念。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查尔斯.泰勒所提出的"机会概念"和"实践概念"对上述四个表达进行区分。其中,意志自由和积极自由是"实践概念",思考的自由和消极自由是"机会概念"。     

被自由误导的自由

本文主要分析了自由以及表现为权利自由的政治哲学问题,其中着重批评了伯林的两种自由模式,试图论证,不自由切割为两种,将导致对自由的各种误解。所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只是同一种自由的两面,但伯林问题可以转换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问题,这样就可以消除混乱。     

论康德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兼与柏林两种自由概念的比较

康德的文本表明康德在自由概念上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康德消极自由的基本内涵是意志的实践法则独立于经验质料的先天形式;而先验层面的分析则表明康德消极自由指的是独立于自然因果法则的自由因果性。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康德自由观念内在的融贯性和统一性。相比于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经验性本质,康德自由的先验特性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种差异应在康德与伯林迥然不同的哲学背景之中予以把握。     

什么的自由?

当代关于自由的争论都是围绕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进行的。这种争论使自由理论处于一种两难处境:如果按照消极自由的观念把能力排除于自由之外,那么这种自由就是纯形式的,它对很多人来说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如果按照积极自由的观念把能力纳入自由之内,从而自由随着人的能力而变化,那么这种自由观念又明显是不正确的。这种困境促使一些哲学家提出了第三种自由观念,以超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本文主张换一种思路,不再考虑"什么是自由",而是思考"什么的自由"。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发现有四种自由,即本体论的自由、道德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和群体的自由。     

试论马克思文本中的三种自由概念

<正>对现代人的生活而言,自由无疑具有崇高的价值。然而,人们对自由概念的使用却往往十分混乱。这种混乱不仅存在于日常语言中,也存在于众多的学术讨论中。即便按照比较清晰的评判标准,自由也是形态各异的:有形而上学的自由与政治的自由之分,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之分;政治的自由有时又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伯林),有时则划分为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与作为参与的自由(参见托马斯,第219页)。而且,自由的这些不同意义并不是完全平行的,它们之间的部分重合与交叉十分常见。由此,我们可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自由,而在于究竟要哪一种意义上的自由。     

后伯林自由观:概念辨析

本文旨在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发表后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自由概念与观念的争论作一综合评析.本文评介了麦卡勒姆的三要素自由概念,分析了哈耶克、阿伦特以及米勒等人对自由观念的划分,以揭示自由这一复杂的政治哲学概念的多重维度及其关联.     

密尔与伯林自由观对勘

密尔是19世纪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广大民众获得广泛的政治权利之后,另一种压制力量——“多数人的暴政”——正在隐秘地侵袭个人自由.密尔试图以“自我保护”为原则给个人自由划定一条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边界.伯林面对20世纪人类自己造成的巨大灾难,认为“理性一元论”所形成的“观念的压迫”是其根本原因.他把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对抗“观念的压迫”,提醒人们警惕“积极自由”的变异.伯林的自由观是在继承、批判和发展密尔自由观基础之上形成的.     

自由分殊的概念史考察:贡斯当、伯林与泰勒

倍受争议的自由概念在贡斯当对卢梭自由观的反思中获得了较为清晰的表达,自由概念的分殊由此而展开。贡斯当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指出如果混淆这两种自由就有可能造成如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悲剧。伯林非常重视贡斯当对自由概念的区分,在提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差别的基础上对消极自由表示了亲近和拥护,由此引起了自由概念的更深层次反思。泰勒承继了伯林对自由的剖析,以自由的"运用性概念"与"机会性概念"的区分对自由进行了积极的再阐释,并在探讨专注于原子化自我的消极自由观之后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处境化自由"的观念。     

胡适自由观的特征与演变

本文把胡适的自由概念分成三个部分进行分析.胡适的自由观带有以社会政治的、消极的和外在的自由为主的特征.胡适在有些问题上也涉及了积极的或内在的自由,但总体上他主张消极而外在的和社会政治的自由,伸张、发挥个性自由、思想言论自由,进而他主张容忍异己的思想和反对党.     

法律与自由

本文主要从法哲学的角度探讨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传统的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法已经不能准确厘清自由与法律之关系,需要在综合的方法下审视自由观念所包含的法律价值意义。为此,本文系统地考察了禁止论、意志论和规则论三种法律下的自由观,并对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与法律权利的自由权利给予了具体的分析,文章认为我们既要保有自由诸权利不受侵犯,更需要为这些自由权利而作为,建设一个法治的宪政制度,则是所有个人自由的基础。     

以赛亚·伯林“共通人性”视阈下的“基本道德范畴”

作为一个价值多元主义者,伯林对人类生活中的决定论理念的反对与他对道德生活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凸显为伯林根据选择活动来认识人性的构成。伯林认为价值虽然受文化所限,但反映人类基本需求的价值通常是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这种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基本道德范畴"并非倚仗形而上学的庇护,而是体现在欧洲文明共同的历史和语言以及思想之中。自由作为人类所需的"基本道德范畴",伯林并没有简单地在自然层面和传统层面予以区分,而是在这两种层面之间设定一种价值缓冲的范畴——亦即在大多数文化中,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价值并不具有永恒性或与基本价值相类似。同时,伯林也意识到对人性的研究离不开对一些基本道德概念的用法的理解,对伯林而言,一种合适的以基本道德为基础的理念通常被认为是和需要基本道德规则支撑的"共通人性"相类似。     

无支配自由的独断论难题

以赛亚·伯林对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二分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分析自由问题的经典框架,然而,在晚近西方学界,以菲利普·佩迪特为代表的新共和主义者却提出了无支配的自由概念,认为它既区别于无干涉的消极自由和作为自主的积极自由,又比二者更胜一筹,是第三种自由概念。佩迪特对无支配自由的构建受到许多批评,其中最根本的质疑是,与干涉相比,支配是一种规范概念,必须依赖于某种特定的道德立场。因此,建基于这种概念的无支配自由必然是一种规范的自由概念。这意味着它要么是独断论的,缺乏客观的基础;要么必须被还原为无干涉的消极自由,因此丧失自身的独立性。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佩迪特做了大量的澄清与建构,试图用推论性的控制和免于异己的控制来定义无支配自由,他的努力虽然证明无支配自由没有预设任何道德立场,不是一种规范概念,但却无法真正证明它是唯一正确的自由概念,因此,无支配自由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依然面临着独断论的难题。     

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探析

以塞亚·伯林自由理论的基本致思取向是以多元论对抗一元论.以多元论思想为基础,他于1958年在<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理论.从本质上来看,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是分别从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角度来加以阐释的.     

“倚杖听江声”——我与伯林

本文以一个中文政治哲学从业者的身份和在场感,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翻译和写作与伯林思想的关联,除了以写实的方式记录自从中文政治哲学重新出发以来中国大陆思想和观念之争的某些环节和片段,更希望以某种“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作者本人对于伯林思想之潜力的理解;作者不但希望通过这种阐释重建当代政治哲学的谱系,而且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伯林思想之于中文政治哲学思考的相关性,并进而在这个新的视界上对无论在中西政治哲学中都最具分裂性的“古今之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     

从无支配自由到论辩式民主:佩迪特的共和主义国家观解析

为建构区别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佩迪特主张用无支配自由观取代伯林式的无干涉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在将"无支配的干涉"纳入自由的范围的同时,将"无干涉的支配"排除在自由之外,认为国家非专断、非任意的干涉无害于自由,国家应积极作为以消除各种支配性因素的存在,从而改变了国家的"守夜人"形象,确立了积极国家的合理性.佩迪特反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自由并不预设任何政体形式的主张,认为无支配自由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内在关联,而论辩式民主就是其中可供选择的制度形式.     

价值多元:自由主义的证成还是否定?

自以赛亚·伯林提倡价值多元主义并将其与自由主义结合之后,价值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便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伯林认为价值多元主义自然地证成自由的重要性;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坚持中立性原则,仍然遵循二者结合的思路。但格雷、凯克斯等人发现了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相容性,甚至主张多元主义必然否定自由主义。笔者认为,"多元主义反对自由主义"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而如果以一种更现实的眼光看待二者的关系,不难发现自由主义是维护多元的最佳选择。     

方以智自由观探析——兼论如何实现儒家政治自由

方以智提出以"心即是矩"、"不自由即非礼"为中心的自由观,是对孔孟以来"从心"、"率性"之道德自律的创造性阐释。他本着"圣人不废庸众之法"的外王信条,力求将儒家抽象的自由概念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希望"中下者"能够循"礼"而动,但又深恐"假仁义"者"以礼作刀"的误用。这种类似于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可以为当前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诸多启示。     

论罗尔斯的道德人格观念

道德人格的观念是罗尔斯政治理论的基础,它包含公民正义感的道德能力和追求自己善观念的能力。以这种观念为依据,罗尔斯既继承了卢梭、康德的谋划,试图把正义原则表达为公民道德自主的要求,又和密尔、洛克一样,通过强调个人自主的价值来捍卫公民不受干涉的自由。他的政治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两种自主的结合之上,力图综合并超越自由主义内部卢梭传统与洛克传统的对峙。然而,由于罗尔斯是分别按照实质主义和程序主义的观点理解道德自主与个人自主的,这两种理解自相矛盾、不能兼容,本身就反映了自由主义内部不同传统的分歧和对峙,他的谋划因此无法取得成功。     

英国的健康促进与个人自由

从英国的3种自由观——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和赋权自由出发,论述了健康促进和个人自由的关系。通过比较不同自由观的特征以及其对健康促进的影响,得出结论:当今英国政府主张的赋权自由,尊重和维护了公众的个人选择,提高了公众在健康教育过程中的参与性,有助于健康促进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