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实学的展望

在东洋哲学中,儒学从初期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现世、现实的倾向。在儒学史上,这一现世、现实倾向经常以“实际性追求”的精神起作用。自孔子以来,这一“实际性追求”的精神就从“修己”、“安人”(治国)的角度被发挥出来。即:这一精神与和个人修养相通的伦理、道德和礼共同发展了理想的政治思想。     

“需要结构”与“个性模式雏型”

“需要”是有机体在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中由于某种不平衡而产生的一种“欠缺的心理状态”,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在生活实践中,这些“需要”,一旦形成了一定的结构体系,各人就会采取一定的方式,向着一定方向争取着什么,追求着什么,这就促使人形成了一定的意识倾向及一定的调控机能,从而构成了各人的个性模式。志趣与性格表现了个性模式的意识倾向,体现了人的立场;志趣者志气趣向也,指的是意志的倾向性,意志是人对改变现实以满足需要与现实发展规     

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指出儒学在现代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困境，当是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拒斥儒学”；其次，分析了儒学被冷落的原因，认为就儒学自身找原因的话，这只能归咎于儒学后来的精神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坚持“贵族化”倾向，越来越背离原始儒学重“世俗”的精神蕲向；再次，以方东美与牟宗三为例，说明现代新儒家不但没有改变以往儒学的精神方向，反而更以现代理性的方式，把原始儒学原本十分明白易懂的说教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体悟的“绝学”；最后，就如何改变现代新儒家发展儒学的路数，以求实现儒学世俗化谈三点具体意见：１．须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２．须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要求；３．须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     

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

儒学之所以在现代遭遇极大的生存困境 ,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正确的理解 ,而是因为它遭到了现代民众的冷漠、淡漠和疏离。既然现代民众如此从情感上拒斥儒学 ,则儒学要发挥现代作用、实现现代意义 ,应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化为现代民众的观念 ,变成现代民众的情感认同。为此 ,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儒学欲实现世俗化 ,就不能如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 ,从超越的层面抉发其现代价值和谋求其现代发展 ,而必须彻底抛弃轻视民众世俗价值的精神贵族化的倾向 ,重新发扬原始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传统 ,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 ,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行动 ,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 ,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     

儒学核心价值观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意义

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哲学,是一种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中庸哲学。儒学中以仁爱、和谐、诚信、中庸为核心的价值观,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乃至建立和谐世界新秩序有着其他文化系统无法代替、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开展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教育。“八荣八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新概括,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也体现了儒学“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显示了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思想魅力与现代价值。     

古代儒学精神及其发展

从逻辑发展和中西哲学观念比较的角度考察古代儒学,阐明了传统儒学精神的实质和特征。西方哲学把人的主体意识理智化,导致抽象分析的思维方法及哲学精神与宗教精神的对立。儒学则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存在。因而儒学是人学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统摄理论理性,在对人的整体理解中确立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念、直觉整体思维方式,把宗教建立人存在根据的功能内在地包容于哲学,并提升为哲学精神,这是儒学人学体系的总体特征。儒学体系的逻辑内容主要是“性与天道”。这两个方面在儒释道合流过程中逐步得到明确和澄清,宋明儒学对它作了系统发挥。宋明儒学的理论贡献是:把“气化”观念引入本体论,揭示了道作为道德形上学本体的整体性、创造性、超越性的意义;把气质观念引入人性论,确立了心、性为一的人性整体的概念。     

孔子创立的儒学解释学之核心精神

在中国儒学解释学深处跃动着一种由孔子初步创立的核心精神。它是中国文化核心精神的一部分,是中国儒学核心精神的一部分,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学解释学发生发展的动力、方向、功能和规律。本文以考察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先导,具体分析了儒学解释学核心精神的形成与功用,特别是它所包括的“以经为寄的使命精神”、“以述为作的创造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儒学的回归与儒者的回归北大核心CSSCI

当代中国,儒学的回归已俨然成为一种态势①。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需求,呼唤着儒学学者回归“儒者”的真精神,以促进当代儒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笔者在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同仁。一、儒学的社会需求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国家因落后而被动挨打,当时的知识精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转向西学,儒学基因处于沉睡的状态;1978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逐步和平崛起,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儒学基因得到激发、苏醒和释放。“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从官方到民间,都不约而同地追根寻源,回归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以更好地治国理政或者安身立命。这正是“儒学回归当代中国”的内在原因。在这种态势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商界还是教育界,都表现出对于儒学（或者扩大地说,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迫切需求。     

"儒家制度化的基础及其可能性"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11月26~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办的“儒家制度化的基础及其可能性”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回龙观白鹭园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北京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多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儒教制度化这一主题展开,就儒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儒家的普世价值与儒教,儒学的重建与恢复经学传统以及建立儒学保护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一、儒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儒学要与现实相结合,要对现实和政治发挥作用是很多学者提到的话题。张立…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试论孔子儒学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与逻辑终点

逻辑起点、逻辑终点和逻辑中介是一门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元素。从逻辑起点出发,经过逻辑中介演绎,最终到达这门学说的逻辑终点,形成这门学说体系的基本结构。孔子的儒学体系是从对人的关怀出发,以“仁”作为其逻辑起点,通过积极人世的“伦理批判”以及“道德实践”中介,成就了“仁人”这一理想人格,从而走进了逻辑终点——“大同世界”。孔子对人性的深切关怀、积极向上的道德批判和社会改造精神,人性与制度的双重提升的社会理想,使儒家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桥梁与现实基础。     

开辟儒学研究的新境界

在一些人看来,儒学研究到了今日,似乎无话可说了。一则因为,儒学已经过时了,要研究只能是“钻故纸堆”;再则因为,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再说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其实不然。曾经影响过19世纪西方哲学的某个哲学家早就说过,中国的孔夫子只有“格言”,没有“哲学”,但现在已没有人认真对待这句话了。20世纪又有人说,中国的儒家只有“政治伦理”,没有“宗教伦理”(当然更谈不上“宗教改革”),这句话长期以来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儒学研究,很多人认为儒学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没有什么“超越意识”,但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等人提出,儒学是“理想主义”的,…     

中日早期儒学“忠”范畴比较

<正> 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人学”,而借以反映这一基本特点的基本范畴便是“仁”。自原典儒学创始人孔子将“仁”加以系统化、哲理化之后,“仁”便成为展现早期儒学“人学”内容的重要范畴。“仁”集中阐述了为人的规范、待人的方式、修己的途径,明显体现了作为人的个体人格的价值、理想和归宿等,究其实质,就是儒家倡导的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伦理精神。而要把这种道德观念转变为道德行为,伦理精神转化为伦理行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忠”。笔者以为“仁”固然是中国早期儒学的重要范畴,但是,在强调“仁”重要性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忠”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早期儒学中的重要性。“忠”发端于殷周,至春秋战国时与孝、仁、义、礼成为重要的伦理范畴。后汉马融撰     

关于个性模式的探讨

(一) 人的个性是在素质基础上,受社会生活条件所制约,通过个人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个性是由体现人的立场的“意识倾向”与体现人的观点方法的“调控机能”所构成的人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精神系统。所谓体现人的立场的“意识倾向”是指一个人心理活动的总方向是倾向于从人民利益出发,还是从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出发等,以及由之而表现出来的志趣宏鄙与性格优劣;所谓体现人的观点方法的“调控机能”是指一个人在认识与处理客观事物过程中,是偏重于以辩证唯物主义还是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来反映与反作用于现实世界,乃由之而来表现出来的完成实践活动效能方面的智能高下与     

评朱熹的“道心”说

<正>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渊博、影响深远的学者、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从所处的时代需要出发,赋予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以新的生机、新的精神,从而创立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闽学,成为集传统儒学与宋代理学之大成的一个学派,在许多方面都发挥、发展了儒学思想。     

20世纪中国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 2 0世纪 ,儒学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与严峻的挑战 ,也面临着重建与复兴的历史机遇。百年儒学演进及儒学研究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在“古今中西之争”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潮中 ,儒学并没有“博物馆化” ,儒学的命运大致经历了受到怀疑、批判、解构、重新诠释后成为现代思想学术形态 ,或获得创造性转换 ,以至汇入多元的世界文化大流之中的历程。 2 0世纪与 2 1世纪之交 ,儒学不仅是“文化中国”、“全球伦理”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也是“文明对话”的重要角色 ,对 2 0世纪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既是历史性的课题 ,也是一项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的课题。     

读《内圣外王的贯通》

《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版,以下简称“余著”或《贯通》.)是余敦康先生新近推出的一部力作.与二十世纪其它儒学文献相比,余著的突出特点是把儒学义理转化为一种方法原则,并以之处理北宋儒学的发生及发展诸问题;历史的形式之中贯注着现实的内容,对儒学精神及其现代开展的思考又是《贯通》一书的深层主题.而这一切,都立足于儒学方法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余先生的探索称之为儒学思考.与那种置身于儒学之外,并将儒学视为一个历史——文化客体而作的对象化的思考不同,儒学思度虽然也可反观儒学本身,但又不是“对儒学的思考”,因为从事这种思考的人本身即是在运用儒学义理,他也因此而成为一个儒者.因此,儒学的思考本质上又是儒者的思考.     

儒学与经世:南宋儒者薛季宣的事功精神

事功精神是南宋儒者薛季宣受时代影响最为深刻的精神特质。由于薛氏特殊的身世经历,它在秦桧专权的压制氛围中形成,经历了武昌任官的考验,在地方士大夫群体中疏离政府的倾向与孝宗初期的功利风气之间左右抵挡,彰扬了以儒学经世的实践信念。事功精神能够发挥儒学对政治现实的道义批判性,但对政府路径的依赖成为其内在的限制,造成难以克服的困境。他和朱熹等道学家之间的分歧,则代表了南宋儒学内部迅速而剧烈的分化变动。其中,经世取向的选择对儒家精神的体认具有重要意义。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