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朱子学: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展示

朱子学"有广狭两义,朱子理学为狭义朱子学,而朱子后学及后世学者对朱子哲学的理论解释与创新发展则属于广义朱子学。13世纪末,传入日本与朝鲜的朱子学经与当地文化的冲撞、对话、吸收与转化而发展出来的日韩朱子学,是广义朱子学的典型形态。不过,朱子学在江户日本经历了一番乖舛的命运,传入伊始便出现了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等多重势力交错缠斗的现象;由于江户日本属于武士国家,缺乏科举制度对儒士身份的保障,故朱子学在江户社会的地位显得十分微妙,历来以为朱子学是德川幕府政治意识形态的看法无法成立。然而日本朱子学也有独到之处,如崎门派朱子学在"智藏"说等方面对朱子学有理论推进和思想转化,值得我们进行批判性反思。韩国朱子学则有另一番奇特的景象,在朝鲜时代,朱子学获得了独尊天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地位;与此同时,有关朱子学的义理辨析而引发的思想论辩也极为激烈,例如"四端七情"之辩便是一场贯穿整个韩国儒学史的思想论辩,从中可以发现对中国朱子学的重要理论转进。可以说,东亚朱子学已构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朱子学在东亚地域的传承、发展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哲学的丰富性。     

林罗山理气论的思想特色

本文通过与朱熹理气论进行对比考察,确认了林罗山理气论的思想特色。即:元和六年(1620)以前林罗山曾在朱子学式的思想和阳明学式的思想之间摇摆不定,自元和七、八年以后,林氏在原理层面上接受了朱熹的理气学说并大力加以宣扬,而在应对现实问题即在应用层面上林罗山没有充分贯彻朱子学的理气论。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的一种“日本化”模式——以安东省庵为例

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儒学作为相对于"虚学"佛教的"实学"逐渐获得独立的发展,尤其在朱舜水实学思想和罗钦顺"理气为一物"论的影响下,朱子学者安东省庵和他的同门贝原益轩等人把朱子学的"理"从先验的理转化为经验的理,主张"理气合一论",其后学新井白石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重视实用性、实践性和经验性。他们在近世日本传播和普及朱子学的过程中,推动了朱子学从形而上学的道德主义向经验合理主义的转变,为实证科学和经验科学在日本社会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论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兴盛与文学平民化倾向

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大盛。朱子学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对当时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儒学理论由政治思想向伦理思想层面渗透拓展,对江户时代文学的平民化倾向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文学理论出现了教化特征和世俗化特点,文学艺术创作从样式到内容的平民化特点也越来越突出。     

简析山鹿素行的格物致知论

<正>山鹿素行(1622-1685,Yamaga Sokou)是江户时代初期的儒者、兵学家,古学派的先驱,山鹿派兵法的创始人。九岁拜幕府儒官大学长林罗山(1583-1657)为师学习朱子学。十五岁起师从甲州派兵法大家小幡景宪(1572-1663)、北条派兵法祖师北条氏长(1609-1670)学习兵法。二十一岁,所著《兵法神武雄备集》五十卷付梓。少年起兼学神道、和歌、日本学等,诗文亦有很高造诣,被誉为博闻强记的天才。三十五岁(1656)前后出版了文武两方面的著作多种,不仅有《修教要录》、《治教要录》等     

日本古代会通儒佛的第一人—圣德太子

公元5世纪初,儒学经由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从中国传入日本,6世纪初,佛教经由同样的路线传入日本。至公元7世纪,圣德太子主持推古朝的政治外交,开始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直接从中国隋唐帝国输入先进的文物制度,儒学和佛教在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层面,开始对日本文化发挥影响。本稿拟以推古朝圣德太子摄政改革期间颁布的"冠位十二阶"、《宪法十七条》,以及"三经义疏"等为主要依据,考察圣德太子对儒学和佛教的兼收并蓄,了解儒佛同样作为外来文化是如何得以互无冲突地适用于彼邦,藉以探讨儒佛思想之于多元文化中得以会通的共同价值基础所在。     

蕅益智旭净土教说在江户日本的接受状况研究

随着明末清初《嘉兴藏》传入日本,其中所收录的明末“四大高僧”之一蕅益智旭(1599—1655)的不少作品,引起了许多日本江户佛教徒的关注,被大量刊刻和流通。本文主要关注智旭著作《佛说阿弥陀经要解》中的净土教说在江户日本的受容。该书被当时不少日本天台宗僧侣推崇,特别是安乐律院灵空光谦(1652—1739)“即心念佛”说之创立,即是深受该书的影响。不过,该书中的净土教说亦引起一些其他教派日本僧侣的批判和抨击,他们的批判与论辩亦表明该书在江户时期影响力之盛。通过考查智旭《佛说阿弥陀经要解》及其他作品在江户的流通,可发现江户日本佛教界对智旭净土教说的关注程度远甚于同时期清代中国。     

朱熹的佛教观 从以礼排佛到以佛兴礼

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有诸多相似、共通之处,佛教的传入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在宋代,通过佛教思想激活了儒家的心性思想和伦理体系,丰富、完善了其理论的思辨性和圆融性。朱熹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借鉴和转换来完善其礼学思想更是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一、由佛转儒,以礼排佛朱熹与佛教渊源甚深,其自幼与佛教就结下不解之缘。据有关文献记载,朱熹由佛转入儒的契机应是遇李侗之后。于此,他虽转向儒家思想,但其佛教思想的熏陶却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在其构建儒家思想的理学体系过程中,佛教的思想对朱熹启发很大,其理学思想必然带有明显的佛教思想的烙印。     

佛教史与批判佛教视野中的涅槃思想

本文以对《如来藏思想批判》进行方法论的剖析为起点,从佛教史与批判佛教思潮交织的角度,梳理了涅槃思想的发展历程,指出日本批判佛教思潮的学者所主张的“涅槃非佛说”是不符合佛教原教旨主义的论断,提出应当在佛教自内证的体系中,依照解行相应的原则来考察涅槃思想的真正内涵.     

张商英三教融合下的孝道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之间斗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不乏排佛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张商英与排佛尊韩(愈)的思潮开展论争,以捍卫中土佛教的正当合理性。张商英的思想中表现出对儒、佛、道兼收并蓄,并以佛为尊的特征。基于三教"犹鼎足之不可缺一"的基本认识,张商英的孝道思想继承了前人成果,提出系统的孝道观,认为佛教之孝尤具有优越性。但他的三教融合也突出了三教之间的差异性,其孝道观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维护佛教伦理,因此具有会通性不足的历史缺陷。     

张商英三教融合下的孝道观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之间斗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不乏排佛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张商英与排佛尊韩(愈)的思潮开展论争,以捍卫中土佛教的正当合理性。张商英的思想中表现出对儒、佛、道兼收并蓄,并以佛为尊的特征。基于三教"犹鼎足之不可缺一"的基本认识,张商英的孝道思想继承了前人成果,提出系统的孝道观,认为佛教之孝尤具有优越性。但他的三教融合也突出了三教之间的差异性,其孝道观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维护佛教伦理,因此具有会通性不足的历史缺陷。     

熊泽蕃山的“心法”解《易》

熊泽蕃山(1619-1691)是日本江户初期阳明学派的代表性思想家,其治《易》虽深,学界却鲜有关注。本文通过考察蕃山的哲学著作《集义和书》、易学研究著作《易经小解》《系辞传》中的"心法",探析其不以"心学"而以"心法"解《易》的特色,从而可以发现其"心法"融合了朱子学思想中的"诚""敬"和阳明学思想中的"知""善",且有意识地融入日本的神道思想,体现了江户时代神儒合一的倾向。     

日本学者伊藤仁斋“反朱子学”的理论缺失

本文以江户古学派中的伊藤仁斋为研究对象,在仁斋批判中国朱子学的视域下,探讨古学思想的不足之处。其中,朱子学中的太极、天理、理气、心性等"形而上论",为仁斋重点批判的对象。然而,面对朱子学的庞大而细密的思想体系,仁斋虽以"道为人伦之道"为立论之基,试图完全解构朱子学的"形而上论",但在此过程中折射出其古学体系在哲学层面的理论缺陷,凸显出仁斋的理论困境,而这一理论困境正是江户儒者的共性。从这一层面考察,它对全面理解仁斋的古学思想,当有所裨益。     

简析山鹿素行对朱子心性论的批判

山鹿素行是日本江戸时代初期的儒学者,兵法家,古学派的先驱,山鹿派兵法的开祖。早年即接触朱子学,青年时代潜心研究,并节选、抄录、出版朱子著作,中年开始怀疑并著书批判朱子学,主张古学。因此罹笔祸而被幕府流放。流放期间重新审视日本历史,认为本国文化优于他国,尚武的传统万世一系,主张日本中朝主义。本文的焦点将集中于山鹿素行与朱子学的渊源及其朱子批判始末,浅析其批判理由,并探寻山鹿学与朱子学思维方式的不同。     

当代海外的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

<正>朱子学自12世纪创建以来,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而且先后风靡韩国、日本,逐渐成为东亚世界的主流思想。虽然朱子学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入欧洲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能作为一门独立学说获得长足发展①,在北美更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沉寂期,但最终在当代(尤其是     

日本崎门学派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接受与传承

江户时代,日本的朱子学开始复兴。作为朱子理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作,《白鹿洞书院揭示》自传入日本后就受到崎门学派创始人山崎暗斋的关注,并作《集注》对其进行表彰与宣扬。随后,崎门弟子承袭师说,从不同角度对其解读,使其中蕴含的伦理思想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崎门学派对《揭示》的讲解与传承,体现了门派之间承续师意、因袭学统的学脉源流,同时也在重视日常实践与运用的基础上致力于《揭示》伦理思想的本土化,使其在日本形成了完备的传承系统,对日本近代教育以及社会文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伊斯兰教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日本与穆斯林国家的早期接触 自十六世纪末德川幕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以来,日本同其它国家联系甚少。宗教方面,除了传统的神道教和佛教外,外来宗教一直未能根植。     

新井白石与朱子学

<正> 由具原益轩和西川如见确定了朱子学经验理性主义的方向后,德川时代以后的朱子学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一般地来讲,将整个宇宙视为理的贯通而进行阐述的朱子学体系已被中断,之后,朱子学开始了分化,并从中逐渐形成了古学。关于古学的形成,这样讲虽然是无错的,但这决不是说朱子学的全部,统统地都被古学吸收了。朱子学仍然作为朱子学说继续存在着,其穷理的经验理性主义化却逐渐地得到发展而明确起来。西学的传入,使经验理性主义更加容易理解,在儒教文化中,理作为近代科学传入的媒体,加深了其内在的自觉性。德川幕府末期的佐久间象山等人就是具有这种自觉性的典型,但是他们不仅仅是出于朱子学者的立场,而是通过古学者荻生徂徕的思想,加深了对西方医学的优越性的理解。即便是接受这一思想并将它传入日本的杉田玄白,成为他思想媒     

林罗山的易学观

林罗山作为日本江户前期朱子学派的汉学家,他在易学方面亦极有建树.他提倡从象数和义理这两方面研习易学,并应将易学提升到了天人之学的高度加以理解和践行.同时,他在学易的方法上讲求学而思之,而非盲从.在儒学及易学的大智慧的指引下,罗山不仅广招门生,还历仕四代大将军,将他的才学发挥的淋漓尽致,成就了他的人生追求.     

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