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社会变迁問題

一、关于社会变迁問題的一般提法对二十世紀己所發生的社会变迁的內容和意义的看法,在这次大会上反映出兩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馬克思主义观点,另一种是非馬克思主义現点,或者像大会上常常講的“西方观点”。苏联学者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学者提出的馬克思主义观点的本質在于,现代社会变革的极本的和最一股的規律是从許多世纪形成     

列宁論哲学的党性原則——讀《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的笔記

“日益巧妙地伪造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說装扮成馬克思主义,这就是現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經济学上、策略問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識論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列宁的这段話,一针見血地指明了瘋狂地进攻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所慣用的手法。在哲学上,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之流追随在资产阶级哲学教授的屁股后面,主張“回到康德去”,主張把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結合起来,用康德主义来“补充”馬克思主义。俄国的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則主張把馬克思主义和馬赫主义結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結合起来,用馬赫主义来“补充”馬克思     

“理论生产方式”:阿尔都塞“新认识论”解析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存在两种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 ,一种是由卢卡奇开创的“主体主义”传统 ,反对第二国际的以经济原则为中心的客观主义和实践的机会主义 ,试图从马克思那里寻找革命的主体理论 ;另一种是以德拉·沃尔佩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传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主义”中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线索 ,其中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试图超越传统的认识论 ,力求在一种新的“认识论”层面上展开对马克思的创造性阐释。阿尔都塞既反对“客体主义” ,又反对“主体主义”这两种对马克思的解释模式 ,认为它们…     

真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吗?--质疑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西方学者那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是梅劳一庞蒂的用法,即用它指称一种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代表的主要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理论;另一种是安德森的用法,即用它指称包括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等13人在内的第三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徐崇温同志通过对这两种不同用法的一种毫无道理的综合,将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定义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股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显然不是“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     

苏联近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基本理论的讨论(下)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关于性质,可概括为两种代表性观点。1、本体论性质。以伊利切夫为主要代表的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元论的性质,而这种性质则表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赋予‘整个世界’这一概念的内容上面”。哲学认识,从其经典内容来说,从未同其最终被反映在辩证逻辑范畴中的普遍规定的世界实体统一性问题相脱离。     

历史学和社会学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2期上发表了苏共中央委員、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費多謝耶夫和苏共中央所屬社会科学院院长弗兰采夫合写的这篇文章。他們在这篇文章中从所謂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場論述历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分析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认为“深刻地和創造性地硏究历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是当前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之一。他們在本文中攻击所謂斯大林个人迷信,为苏共中央在三十年代曾严厉批判的M.H.波克罗夫斯基全面翻案,說他是“苏联的卓越的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說当时“以經济唯物主义指責波克罗夫斯基的作法是錯誤的”,幷說后来出现的“片面观点”是从当时苏共中央关于培养历史学家的决議和意見中产生出来的。他們說,近年来苏共“在克服个人迷信的后果、恢复历史科学中的列宁主义原則方面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我們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意义重大的里程碑。”他們在本文中还含沙射影地攻击我国。他們說:目前“还有一些自认为是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正在为成吉思汗及其搶劫的、掠夺的远征作直接的辯护。因此,向历史科学中的个人迷信进行斗爭、向君主专制思想进行斗爭的問題,远远沒有从議事日程上抹去。”又說:現在“还有一些科学家往往站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站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現有的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的旗帜下。……有人企图按下述方式‘重新改写’世界史,即把‘自己的’国家置于世界史的中心。”还說:“敎条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反历史主义……敎条主义忽視历史变化,导致政治上的冒險主义,妨碍正确地利用业已呈現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去促进劳动人民的斗爭。” 現将此文全文譯出,以供硏究和批判的参考。     

法共刊物《新评论》上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论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大肆鼓吹“人道主义”,他们把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和“人道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说什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识形态”(《苏联共产党纲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最完全的人道主义”(加罗迪),有的人把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叫做“人的哲学”(沙夫)。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关于“人道主义”的“理论”谈得越多,也就越左右支绌,他们内部的意见越来越分歧混乱。今年法共刊物《新评论》上所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论争,暴露了这种情况。正如M·西蒙所说,许多参加讨论的人虽然用的是同样的词句,引证的是同一文献,所参加的是同一运动,而说的却不是共同语言,实际上也没有站在共同立场上。这场论争是由阿尔杜赛尔所引起的。阿尔杜赛尔在意共刊物《马克思主义评论》1964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这是他准备在美国出版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论文集中的一篇)。《新评论》杂志于今年三月号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发表了J·桑普伦和F·戈昂的文章,在四月号上又发表了M·西蒙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论争。阿尔杜赛尔的主要论点是: 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词中的两个概念在理论上是严重地不相称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人道主义”则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非科学的)概念。二、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过一个以“人的哲学”为基础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时期,这又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由自由派的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占支配地位的阶段,第二个是由费尔巴哈的“共性的人道主义”占支配地位的阶段。但是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就与“人的哲学”彻底决裂,批判了任何哲学上的人道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把人道主义规定为“意识形态”。三、从严格的理论观点来看,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里面,可以看出关于人的世界本身及其实际变革的(肯定的)认识所必须的(否定的)绝对可能性的条件,只有在把哲学上(理论上)关于人的神话化为灰烬的绝对条件下,才能认识与人有关的某些事情。但是马克思的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并不取消任何人道主义的历史“存在”,并且承认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的必然性。四、十年以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只在一种“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形式下存在,现在则有了两种形式:一种是“阶级的人道主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如中国等)的“人道主义”形式;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个人人道主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消亡的国家(苏联)的“人道主义”形式。它们是适应于两个必然的历史阶段的两种形式。“阶级的人道主义”必将发展到“个人的人道主义”。阿尔杜赛尔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时期,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滥川”、“非人道的东西”——恐怖、镇压、教条主义等联系起来。现在苏联虽然已经进人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时期,本来应当直接从新的意识形态上提出人道主义的问题,但是苏联的哲学家们却纠缠在“人的哲学”的那些概念上,求助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那些概念(如“异化”概念)。他认为这是过去的“理论条件”(包括“斯大村主义”时期的教条主义)的遗产所造成的。他认为现在应当以严格的科学概念去阐明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的策略意义。桑普伦的文章根本反对阿尔杜赛尔的意见,逐条予以驳斥。他对所谓“斯大林主义”时期进行了更恶毒的攻击而为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辩护。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从1843年以后就一直贯彻着“现实的人道主义”。戈昂的文章主张从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的总体中去把握社会主义。他对“个人迷信”时期的具体分析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反对把这个时期的一切全盘否定,他肯定了那个时期的促使人类进步的方面,并认为当时的消极现象有它的经济基础上的原因,他反对有一种本来就有,后来丧失而终于被“恢复”的人性。西蒙的文章,大量地引经据典,论证了阿尔杜赛尔所提出的各个问题,他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上的“人道主义”,但又认为“人道主义”所表示的某种事实对于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实践的共产主义都是主要的东西。这几篇文章翻译时都作了删节,西蒙的文章只译出了两个片段。     

全民国家

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共产党理論杂志《今日馬克思主义》今年三月号上,美国共产党理論杂志《政治月刊》今年四月号全文轉載。作者杰克·柯汉(Jack Cohen)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全民国家”的一些濫調,竭力为修正主义的謬論辯护,幷且歪曲我們党在这个問題上的論点,指名攻击我們党。作者认为:阶級斗爭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經“不起作用”,当馬克思和列宁談到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时,他們所說的共产主义“指的是以其第一、低級阶段开始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作者武断地說:“中国同志强調国家的‘阶級性’,意思是要特別强調它的强制性”,并且断言我們党“沒有看到”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在这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建設时期的期間会发生“辯证的转化”。作者还把我們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級和阶級斗爭的正确論断,曲解为“阶級斗爭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而尖銳化”的說法;幷且牵强附会地說,这个思想“是从斯大林那里拿来的”,但是“早在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本人也抛弃了”。接着,作者否认苏联产生新資产阶級分子的可能性和事实,理由是,在苏联,“‘产生’資本主义分子的社会基础的小所有制,事实上已經消失了。”作者还硬說我們党“把全民国家的概念当作主张‘超阶級国家’来攻击”,“把两个不同的观念学究式地混淆起来”。     

自由是能力与权利的统一

什么是自由?我国理论界一般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这种看法没有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概念的全部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无阻碍地享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5页)在他们的论述中,是把自由与权利相联系的:把阶级社会的自由同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相联系;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同主体的自主权利相联系。据此,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范畴应当界定为人们     

存在主义哲学的畸形和原型——萨特尔批判

本文刊載于日本共产党中央理論政治杂志《前卫》今年五月、六月、七月三期上,全文約有五万多字,共分以下十一节:第一,“薩特尔的复数的‘面孔’和围繞着他的‘面孔’的状况”;第二,“存在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素描”;第三,“‘选择’和‘自由’的虛像”;第四,“与反馬克思主义接触之点”;第五,“抽象的‘异化論’的危险的迷途”,第六,“对辯证法的‘干与’”;第七,“关于‘自然辯证法’”;第八,“关于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第九,“这是‘馬克思的方法’嗎”;第十,“对‘辯证法’的空虛的尝試的根源”;第十一,“亚当·沙夫的論点”。本文力图全面批判薩特尔的哲学,指出薩特尔虽說承认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們时代的哲学”,但在对自然辯证法和唯物辯证法以及历史唯物論的理解上,原則上是同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薩特尔想“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的企图,本质上也不外是想根据存在主义的理解和歪曲来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立脚点仍然是主观唯心論。他的哲学虽然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畸形”的性质,但是沒有打破存在主义哲学的“原型”。本文前五节着重批判薩特尔的“原型”的存在主义哲学。第一节考察了他二十年来时而“接近”馬克思主义、时而“批判”馬克思主义的經过;指出他每过数年便来一次轉变和动搖,令人很难捉摸他的真正“面孔”。第二节論述了由克尔凱郭尔开始,經过雅斯貝尔斯、海德格尔到薩特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指出存在主义哲学不像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在世界观和方法論的整个領域具有一个統一的体系。它虽然以对于人的資产阶級的抽象的观点和个人主义的基本思想为自己的本质,但却有无神論的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的存在主义两种。它不仅是与唯物論无关的哲学,与唯物論相对抗的哲学,而且它还具有政治的反动性。克尔凱郭尔就公然发表过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見解,他的思想到了雅斯贝尔斯便直接同反馬克思主义思想結合起来。海德格尔耕耘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土壤,这是众所周知的。薩特尔虽然不能与他們等同,但他的基本哲学見解也具有作为存在主义的本质的共同点。总之,存在主义是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时代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哲学,它的根子是主观唯心論。第三节分析了薩特尔的“选择”和“自由”的槪念,指出薩特尔和其他存在主义者一样,强調“个体”。薩特尔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个体”的选择就是創造,就是“自由”;“自由”就是不受任何束縛的意志的行为,就是不遵从任何历史規律的行为,即“計划”(projet);“自由”是超越所有道德行为的东西;只要是个人“自由”所决定即选择的行为,哪怕是杀人行为、法西斯主义,都可以被肯定为眞理。作者批評說:存在主义的自我决定即选择論,与其說是反道德的,还不如說是对于狼的邏輯的肯定;它的“自由”,是应該加以唾弃的小資产阶級的抽象的“自由”,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对不能肯定这样的“自由”。第四节考察了薩特尔的“自由”、“选择”的观念在日本所产生的影响,指出薩特尔把个体的“选择”、“自由”的观念絕对化了的观点,已經迷惑日本資产阶級社会的一部分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使他們产生这样的錯觉:似乎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統治的条件下,人們即使处在无权的状况下,也能获得“自由”。薩特尔的“自由”、“选择”論,因为对任何“选择”都加以正当化,所以又給了一些“轉向者”(变节分子)以精神上的安慰,使他們把“轉向”(变节)的責任推到“自由意志”上。第五节分析了薩特尔的“异化”槪念,指出薩特尔的“异化”槪念是专用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自己的对他关系中的。換言之,就是当自己成为他人的客体,被他人凝視着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被“异化”了。作者认为,这样的“异化”槪念即使能够成立,也只能在观念的邏輯上成立,而决不是表現現实矛盾和异化的槪念。因此,薩特尔的“异化”論是与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相对立的。馬克思的异化槪念是說明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劳动者的状况的,它本身就是反对資产阶級的一种号召,而薩特尔的“异化”論不仅对工人阶級沒有积极的意义,甚至还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作用。他把反对人民民主和反对資本主义都看作是摆脫“异化”的行为,同样加以正当化和美化。由于这种观点,他甚至把一九五七年波茲南事件的反社会主义現象也看作是进步。由第六节到第十节着重批判了薩特尔的“畸形”的即修正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第六节分析了薩特尔“干与”辯证法的目的,指出薩特尔企图以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資格来“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具体地說,就是企图用存在主义来构成他认为馬克思主义所“缺少”的“历史的人学”,幷且把它塞进馬克思主义里,也就是企图用存在主义的“人学”来篡改和修正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再以此来构成“辯证理性批判”。因此,薩特尔的承认馬克思主义,也只是为了把它当作一个修正的对象来承认的。作者认为,对于薩特尔的干与辯证法,必須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第七节在論述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中,批判了薩特尔的辯证法,指出薩特尔所說的“辯证法”旣不是思維的辯证法,也不是客观的辯证法,而不过是一种“理解”而已。所以,他旣拒絕客观的辯证法,也否定客观的自然。他极力攻击恩格斯的“自然辯证法”,原因即在于此。他說自然辯证法是把“自然拟人化”,是“硬把辯证法适用于自然界”,是“形而上学的假說”,是“独断的辯证法”。他对自然辯证法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对历史辯证法却采取“承认”的态度。但是“承认”历史辯证法,也是因为他认为在历史中有个体的“总体化”作用,才予以承认的,而幷不是眞正肯定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第八节在論述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論之后,具体地分析了薩特尔所“承认”的历史辯证法,指出他所“承认”的历史辯证法是与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关的,不过是他用主观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概念对历史唯物論加以歪曲以后泡制出来的一种东西而已。第九节批判了薩特尔所說的“溯行的方法”。薩特尔以为从个体的欲望、实践即“計划”开始分析,就如同馬克思从商品开始分析那样,可以闡明整个历史的辯证法。他认为这就是馬克思的方法,尤其是《政治經济学》和《資本論》的方法。作者批判說,薩特尔根本不应該把个体的实践即“計划”看作与馬克思的商品具有同样的地位。因为馬克思的商品不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疇,而薩特尔的个体的实践即“計划”却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疇,它沒有任何时代性。第十节批判了薩特尔的“被构成的辯证法”的图式,指出他的辯证法是与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相对抗的,是与数千年来貫串在历史中的客观規律背道而馳的,他的辯证法不外是存在主义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从个体的实践即“計划”出发的薩特尔的辯证法,根本就不是表現历史辯证法的东西。最后的第十一节批判了亚当·沙夫关于薩特尔的存在主义的見解,指出沙夫贊揚薩特尔提出了問題幷且把存在主义与馬克思主义的“不同意見的中心点”归結为“人的問題”这两点,是錯誤的。作者认为,这等于沙夫接受了薩特尔关于所謂“馬克思主义的空白”的說法;沙夫的这种錯誤态度完全出于他的抽象的人观、抽象的人生观。以下摘譯的是作者着重批判薩特尔想“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和曲解自然辯证法与历史唯物論的第六、七、八等三节。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东欧和苏联近期的事变,导致许多人宣称马克思主义的死亡。那些认为这个讣告太早了的人则宣称,认为那些事变(尤其是就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终结而言)是来自干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这就如同犯了把奥斯威辛集中营与尼采思想相联系的错误。确实,假定明天梵蒂冈突然崩溃,《圣经》还会有效吗?现在这种类比关系多少被夸大了。在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之间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和拉丁美洲各族人民的未来

苏联《哲学問題》杂志在1964年3月一期上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位古巴学者在墨西哥第十三届国际哲学大会上的发言。关于这位作者,无資料可查。作者认为:現代历史运动决定于基本对抗以及伴随它而来的矛盾。“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对抗是現代历史的基本矛盾,所有其他矛盾只是伴随着它的”。作者不同意把这一基本矛盾說成是“东方”和“西方”间的矛盾。拉丁美洲对这一“主要冲突”的态度是“对抗态度”,这是由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和經济的薄弱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作者认为,現时代的基本对抗,在道德上层建筑領域內表現为“資本主义所产生的異化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之間的对抗”。消灭異化的唯一道路是建設共产主义。苏共宣布的“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得到“世界上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贊許”,因为“他們在其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性表現”。     

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心理学问题

作者认为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界线是很不明确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之一。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有片面性,但带来了研究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的整套技术。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在研究态度和意见时,利用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成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发展这个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条件。作者认为马克思提到的“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涉及社会心理学问题的一个例子。在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的著作中,则把社会心理学提得更明显。所以不能认为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很少研究社会心理学这一事实,应归咎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恰恰相反,这种疏忽正是由于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产生的。然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只建议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它不想去研究那些使一个制度变为另一个制度的基本冲突的规律性,所以有其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利用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成就时,必须抛弃这一学科把心理研究看作几乎是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这种观点,要克服它在主题方面的局限性;不要只强调经验性研究,而要对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传统理论进行研究。     

社会认识与自然认识的比较阐释

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基本立场 ,从社会认识与自然认识的区别中 ,去理解社会、社会结构以及人的活动规律 ,不仅把社会认识中的无知、知识缺乏、理解的不完全 ,作为人的社会认识中的一种客观现象进行了论证 ,并且将“相信我们是无知的”视为社会认识的基本原则 ,由此挑明了“知识合法性”的根据 ,肯定了在社会认识中“无知”的两重性及其实践地超越“无知”的可能性。     

关于苏联的生产关系

保尔·斯威兹(Paul Sweezy)在他最近一篇文章中阐发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一)剥削在苏联是一种主要现象;(二)苏联的领导阶层是一个剥削阶级;(三)把这个阶级称作资本主义的阶级同把苏联标志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差不了多少。保尔·斯威兹指出,他宁愿“根据我们当前的认识水平”来说明苏联的剥削的社会和正在发展中的阶级的确切性质。我们认为,认识苏联的剥削和苏联领导阶层剥削阶级的特点,具有头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论,而他们自己则是这一科学的真正继承和发展者。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36页)的确,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     

对立面及其斗争

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反共主义文章。作者用反动资产阶级哲学家惯用的手法,任意曲解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原理进行无耻的诽谤和攻击。作者根本否认予盾、对立的客观存在,认为黑与白、冷与热、软与硬等等只是“理智抽象活动的结果,其中没有哪一种能叫做对立面”。他诽谤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把来自主观经验而非来自自然界的范畴加以实体化了”,“陷落到把词当作实体这种古老谬误里去了”,于是这不仅“倒退到中世纪的唯实论”,而且“倒退到柏拉图主义上去了”。     

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评E·弗洛姆的若干论点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与弗洛姆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结合起来的势力。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W.赖希等人就已较有系统地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且在西方工人中产生过一定影响。自三十年代以来,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组成部分的法兰克福学派,其主要领导人所长期从事的也正是这一工作。这一结合对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的政治运动,产生了更为广泛     

卢卡奇哲学思想的轨迹——读《卢卡奇的哲学思想》

卢卡奇哲学思想的轨迹——读《卢卡奇的哲学思想》李亚彬随着８０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创始人卢卡奇的哲学思想开始为我国学术界广泛关注。十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遗憾的是还没有人对卢卡奇的哲学思...     

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

目前的“国学”讨论以及前此的“文化热”均涉及到对中国近代史的几个问题的评价，例如对辛亥革命的否定性意见（与此相对应地对清王朝这个“形式”的肯定性看法），对西方殖民主义的盲目推崇，等等，一时间竟被一些人所“认同”。我认为对这些评价应进行再评价，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分析问题，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但现在有的人不这样看。结果把问题的讨论带入误区。比如，有文章讨论岭南近代文化问题。认为近代中国，唯一正确的救国道路是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改革宗法专制制度；发展经济，实现民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