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地音乐“和”之美学精神初探

“和”是古代中国美学思想史上一个基本并很早就出现的音乐审美范畴,从先秦的《左传》、《国语》到魏晋的《声无哀乐论》,各个时期的美学史料都对“和”的美学内涵有多种辩论,它是民族音乐美学核心范畴之一。先秦齐地是诸子百家学术活动频繁的地区,诸子将“和”作为重要音乐美学观层层论述,管子、晏子等人在“和”的音乐观基础上,树立“五声为和”、“心平德和”的美学观,总结出齐乐论之“音声之和”、“乐与人和”的至纯境界,为后世学者各抒己见、百花齐放开拓一片广阔的天空。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

<正> 先秦是我国美学产生和形成的重要时期,先秦时期的美学主要是音乐美学。对音乐美学贡献最大的在诸子中首推孔子。“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这是孟子对孔子一生的赞美。孔子也正象一部“金声玉振”交响乐,以和谐之美的基调,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和”则是孔子的音乐美学核心。孔子的以“和”为核心的音乐美     

浅谈先秦音乐的审美核心—“和”

“和”是中国音乐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产生在先秦时期,并在当时的音乐理论中占据了主要地位。由此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中西和谐美学话语——儒家的“中和美”与古希腊的“和谐美”比较

“中和美”与“和谐美”是先秦儒家哲人与古希腊先贤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境遇中,针对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而分别独立建构的美学话语体系。把外在的宇宙精神与内在的个体修养融合在一起,使外界的宇宙之“和”立基于人类本性内部,从而把“美”的追求与“善”的设定统一起来,这是儒家“中和美”的独特品性;古希腊先贤则从个性的独立发展,个体欲望的满足出发,把数学和形式逻辑作为其和谐美学理论的基石,使审美与认识相结合,把古希腊的和谐美学同客观自然之“真”统一起来,形成了西方美学的科学理性传统。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之音乐美学论

《性自命出》为郭店楚简中一篇颇为重要的先秦儒家佚籍,篇中有论及音乐之源起、音乐之功能、音乐之宗旨等方面的内容,语焉不详,却与《乐记》等经典著作表现出既有相同,也有相异之处的音乐美学观念,对审视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具有一定的意义。     

先秦社会心理思想管窥

先秦时期出现了一些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心理思想。主要包括：同人心、恒产恒心、上行下效、赏罚贵信等。其中“同人心”是先秦社会心理思想的总纲,其它社会心理思想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先秦思想家们使用了一套与现代社会心理学不同的概念体系。他们凭借这套概念体系准确反映出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的社会心态,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先秦诸子乐论关键词通释——兼论其美学史的意义

先秦诸子乐论中"正乐"、"仁声"、"非乐"、"大音"、"天乐"、"礼乐"、"大乐"等关键词,凝聚着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中先秦诸子们对音乐问题的思考。先秦诸子的乐论整体地反映了乐(审美)从礼(政治)中独立出来的历史事实,这标志着中国审美意识史上的形式美感的真正被确立。但先秦诸子的乐论毕竟是一种政治或伦理美学,他们更多地还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与认识音乐的,真正的审美的音乐美学到魏晋时期才真正出现。     

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比较

春秋末年至战国末年,由于社会制度大变动,政治经济大发展,士大夫阶层空前壮大。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互相辩难,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音乐美学思想也极为活跃。儒、道、墨、法、阴阳、杂各家先后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各家内部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发展,各家之间既有相互辩难,又有所交融。将诸子音乐美学思想加以比较,找出他们之间的异同,可以清晰地看出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的脉络,又可以更好地理解、继承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     

孟子的美学思想及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文字、绘画、书法、雕塑、建筑、音乐之美,具有浓厚的东方神韵,受到世界的瞩目。中国艺术之神韵美,与中国传统的美学不可分;而美学与自然哲学又是相联的。 一、中国传统美学的基础——自然哲学 在中国先秦时期,美学已具雏型,概括说有: 一是儒家学派。儒家重现实,以充实为美。孔子提出“里仁为美”(《论语·里仁》),认为邻里有仁德,即是美。孔子所说的美,是道德上完满、和谐之美。荀子则提出:“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也”(《荀子·功学》)。既然,“不全”“不粹”不可称之为美,则“完全”、“精粹”才是     

罗隐《太平两同书》美学思想初探

本文在对唐末浙江道教学者罗隐的代表作<太平两同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同书>在道教美学思想史上的价值在于其上承先秦道家美学思想及早期道教美学思想,下与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审美观结合,形成了罗隐式的儒、道"两同"的美学思想,反映出唐末五代"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以及这一特定时代美学思想的总体特点.     

先秦"心性"理论浅探

“心性”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范畴。“心性”理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理论之一，它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过程之中。同许多范畴、学说一样，“心性”学说在先秦时期已具备了基本的理论形态。从本质上看，先秦时期的“心性”理论，合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为一体，注重主体思维与道德理性的结合。本文拟从先秦“心性”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心”之修养方法等方面粗陈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一、先秦“心性”学说的理论基础——“人性论”在中国哲学中，“心”是人所特有的思维器官。“心性”源于“人性”。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对“人性…     

《管子》乐论的基础

《管子》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全书有十多篇文章论及音乐,每篇文章涉及音乐的文字多寡不一,内容涉及音乐各个方面,无论是乐律学、古代音乐史,还是兼采诸家之说阐述先秦音乐的美学思想,其深邃的文字,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其中有关乐律学的文字记载,现成为今人研究古代乐律学的经典,一些美学观点曾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名著《乐记》产生直接影响。     

《吕氏春秋》音乐功能论

《吕氏春秋》是一部先秦时期总结性的论著,书中对音乐美学思想多有论述。先秦音乐在战国末期已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它对于个体审美素养的提升、民众教化的引导、国家社会的稳定等各个层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儒家美学思想与中国电影

中国文化中的美学精神,无论是儒家美学思想、道家美学思想,还是佛家、法家等美学思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中国文学艺术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儒家美学,提倡“文以载道”,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文质彬彬”的审美观,注重发挥文艺作品“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等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深远。从积极影响来看,它对艺术家们的电影观念、艺术追求和美学风格的最大滋养,一方面是“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价值趋赴,以及情理统一、美善共体、内外交融的圆整叙事;另一方面,则是其原始人道主义、忧患意识、救世情怀以及救天下之溺的道义承担所撑起的积极人世精神。     

先秦音乐与儒家的礼乐理想

中国古代音乐的基本理论在先秦时期已初具系统。从音律上看,先秦音乐与现代音乐或西方古代音乐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在音阶的选用上,人们把“五声”视为最理想的音阶,所追求的音乐意念是“和”。先秦儒家在继承周代礼乐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礼以别宜、乐以敦和”的礼乐理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本途径,不仅使礼乐之间的互补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还使“乐”的含义发生了深刻的转化。所谓乐,不仅指声音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愉悦,即“无声之乐”。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对差别性社会规范即礼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并从生活践履中获得和乐的内在体验。     

“大同”之道与“大学”之道——论先秦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与“具体设定”

<正> 重视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探究,是儒家思想的一贯特色。尽管先秦儒家就已经逐步形成从“终极关怀”到“具体设定”的人生哲学理论,并统名之曰“道”。但是,直到《礼记》成书之后,才在其《礼运》篇和《大学》篇中得到系统、完整和集中的表述。《礼记》成书时代虽晚,反映的思想却是先秦的。其中关于“大同”之道和“大学”之道的论述,不仅为古代士大夫们所熟知,直至今天,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们对其虽不能背诵如流却也并不会陌生,可谓影响深远。把儒家的伦理政治观放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和“具体设定”的视角来观察,就不难看出儒家原本十分美好的理想原则,是怎样通过“具体”的操作方案的“设定”而逐渐扭曲变形,从“作人之学”变为“治人之学”,即由“人学”变为“治学”。当然,这些都是从宏观思致趋向的角度,以长时期历史阶段的尺度来考察衡量,支流、细节和例外都予舍弃。     

齐国音乐史话

一、齐国音乐的先声地处黄河下游,泰山南北的齐鲁大地,是华夏音乐文化的一处重要发祥地;又是先秦音乐美学的一处学术中心。“汤汤乎若流水”“巍巍乎若泰山”的齐鲁音乐,早就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哺育着山东大汉。大约在四、五十万年前,原始人就“歌哭于斯”。山东的土著族称之谓东夷人。“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说文解字》)“从大”,有人认为那     

先秦时期音乐审美体验理论探析

先秦时期儒家、道家都对音乐与人的情感内在联系性进行了关注,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音乐的审美体验的客观性,人对音乐的审美体验,体现出对“道”的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虽然极力主张礼乐,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在对乐的论述中,也肯定了人对音乐的感性体验。     

儒道佛三家对“无声之乐”的认识

在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里,音乐一直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文化形式,从六代的乐舞、隋唐的大曲、明清的曲艺到现代音乐,无论在表演还是理论上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从音乐美学角度来看,早在先秦时期,先人就已经将目光从音乐的表现移开,透过现象寻求音乐的本质,故有了“无声之乐”的理论。“无声之乐”即没有声音的音乐,人的听觉器官无法感受的音乐,必须用心去聆听的音乐。历史上,儒家、道家、佛家都有“无声之乐”的观点,但在内涵上却大不相同。     

《管子·桓公问》与先秦时期的监察制度

《管子·桓公问》以管仲与齐桓公对话的形式记载了先秦时期重要的议事机构明台、衢室、灵台和诤谏途径“告善之旌”、“总街之庭”、“谏鼓”、“啧室”等,是研究先秦时期监察制度和诤谏方式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