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易学

两汉时期,易学与赋体文学的发展是相伴而行、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当时不少士人既是赋作家．又是易学家、思想家,其易学思想和成就在其辞赋作品中同样有所反映。汉赋中所见易学史料甚多,其中在贾谊、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赋休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尚书》“肇称殷礼”的涵义与周初礼制变革

汉代学者将《尚书·洛诰》中的"肇称殷礼"解释为启用商朝礼制,是因机械理解"周因于殷礼"和过于相信周公制礼传说而导致的误解。迁居新邑后,周邦自有祭祀祖先的传统礼典,不会在洛邑建成后突然改用殷商礼制祭祀文王、武王并高调宣称使用殷礼。西周早期铜器何尊铭文所述迁都新邑后"复爯武王礼",可以佐证汉儒对《洛诰》"殷礼"的解释有误。《洛诰》"殷礼"是指盛大礼典,"肇称殷礼"与周人因袭商礼无关。论述商周之际的礼制状况,不能过于强调礼制因袭的一面而忽略礼制变革的一面。周初统治者在继承商朝物质—技术文明成果的同时,又将很多带有神秘色彩的商礼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此种礼制变革关乎中国礼制的走向,在中国礼制礼教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桃花源”意象的图像表现研究

"桃花源"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并诗)》中创立的理想社会,这一意象在不同媒介中得到不断丰富。而绘画则是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中的"桃花源"意象为题材,将文学符号转换为图像符号,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桃花源意象在新的媒介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内涵。具体表现在:文本与图像的呈现对"桃花源"意象发挥了"双向"锚定的功能,绘画对"桃花源"意象的单一呈现与连环叙事呈现带给观者不同的视觉冲击与自我想象,画家通过现实生活内容和趣味的转喻对"桃花源"意象进行自我赋意。     

春秋赋《诗》规则及其成因

汇总《左传》《国语》所载春秋人在28次赋《诗》活动中所涉71篇《诗经》诗句,可分析出春秋人赋《诗》的"断章取义"、"诗旨共识"、"赋篇取首"、"赋诗不刺"四大规则,这些规则的形成,乃是春秋外交形势需要、《诗》社会功能转变、官学教育结果等原因所致。     

《孝经》中的伦理主体与礼制

《孝经》以作为伦理原则的孝为核心,将邦国礼制与伦理主体结合在一起。在儒学发展到甚为重视孝道并已将"孝"与"仁"联系起来的思想史背景中,《孝经》以"孝"为中介,将国家礼制的必然性建立在伦理主体之中。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孝经》并非一篇以"孝道"及行孝的伦理主体为核心的美德伦理学文本,相反,《孝经》的关注点是行为取向的,是以行为与行事的规则和规范问题为核心关注点的。在《孝经》中,孝德的价值主要是通过论证它与孝德的后果亦即在位者所能得到的政治利益来达到的,而在孝德与孝德的后果之间,《孝经》又穿插进了许多对于在位者的一般行为准则与礼制上的要求,这就使得《孝经》所反映的孝道的价值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工具合理性的面貌,表现出一定的后果主义取向。另外,学术史上"《孝经》用夏法"的说法也需要澄清。     

汉赋、汉画像和汉代世界

汉画像所刻画的非现实世界——天国仙界,以画代话,用形象化的绘画语言表达自己的幻想,这种形式上的极度夸张是与汉赋的形式美是完全一致的。汉赋的语言学叙事与汉画像的图像叙事,艺术形式虽然不同,但共同表现了汉代的粗犷、醇厚的整体性的精神世界。     

《庄子》与《诗》的显隐关联发微

《诗》是先秦传播和影响最广泛的经典,也是《庄子》文本由以生成的背景性文献,二者之间存在着显性和隐性两种关联。显性关联是指《庄子》全书有六处明确提及《诗》,从这六处来看,庄子及其后学非常熟悉《诗》;所不同者,其后学将《诗》定位为儒家经典,并主要对其持批评态度,庄子本人则不仅未将《诗》与儒家相对应而贬抑之,他甚至有时还采取与《诗》的某些篇章相似的方式表达其生命悲情。隐性关联是指《诗》在《庄子》中留下的一些不易被察觉的印痕,包括其文的叙述章法、语汇以及自然书写、民间日常、抒情方式等,这些都与《诗》的相关篇章或相类或相通。基于这两种关联,可以认为《诗》对《庄子》文本的形成及特点确乎产生了一定影响。     

电影《游园惊梦》:宅/园下——性别意识在场性叙事

电影《游园惊梦》是香港男性导演杨凡于2001年借昆曲《牡丹亭》中"惊梦"一折文本所进行的影像书写,彰显了导演一贯的唯美细腻而又略带女性阴柔伤感的特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使影片的语境具有一种历史性纪念意味,而其艺术魅力和文化含蕴放置在当下具有现实性价值,尤其男性导演以女性化的性别视角进行叙事所体现出的性别意识更具有独到的"自然"魅力,而宅/园空间和性别叙事则是影片性别意识的所集中体现。     

“孔子问礼于老子”早期传本考信

"孔子问礼"案涉及"助葬巷党"、"适周观庙"等多次问礼之行。先考巷党问礼类文献源自战国《曾子问》单篇本,辑入《礼记》《家语》等传本;又适周问礼类文献源自战国《观周》单篇本,辑入《儒家言》《家语》等传本。次考适周问礼类文献之疑肇端在《史记》之讹,二类史事并非同时而必有先后;再考证孔子盖在31、32或34岁在鲁巷党问礼,在43至46岁适周洛邑问礼。故此二类材料既非伪本,也非孤证无征,而是由周至汉源流足征的孔氏学派文本;二类史事既无矛盾,不可默证为伪,而是以东周礼制典籍可证的早期儒家史料。     

圣人的感生与同祖——郑玄、王肃关于殷周始祖出生故事的争论

殷、周之始祖契、稷的出生故事见于《诗经》中《大雅·生民》《鲁颂·閟宫》《商颂·玄鸟》《商颂·长发》四篇,本文通过对考察郑玄、王肃对诗义的不同见解,来澄清郑、王对天子始祖之所自出的不同认识。在圣人出生的问题上,"三家诗"主张殷周始祖皆无父感天而生,而《毛诗》云稷契为帝喾之子。郑玄与王肃又在此基础上各有发明。郑玄虽然注《诗》宗毛,但在此问题上却取"三家诗"之说,但他又进一步认为,虽然殷周始祖实质上是感大微五帝之精(即五天帝)而生,但这并不妨碍圣人有父;王肃在此问题上宗《毛诗》,以为圣人皆有父,且皆为黄帝子孙,以五行为次相继王天下。     

《论语》“色斯举矣”章新解

《论语》"色斯举矣"章向来难解。前人解此章,多由文字训诂而入,就文本说文本,而乏史料以为佐证。今据《史记·孔子世家》及《孔子家语》所记卫灵公与孔子事,并参以理据,对"色斯举矣"章予以新解。     

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其实是孔子助葬图

历代学者一直以为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所描绘的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适周问礼的画面,主旨在于宣扬孔子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其实,"孔子见老子"画像所描绘的是《礼记·曾子问》孔子协助老子"助葬于巷党"的场景,意在表达"巷党"家丧葬礼制规格的严正与宏大。这里的"巷党"就是立于孔子与老子之间的"项橐"。《论语》中的"达巷党"其实就是"大项橐"。     

论孔子《诗》学的解释学意趣和旨归

"兴"在孔子《诗》学里,主要是一种祈向己意的、不同于《诗》之原旨的解诗方法。作为"第一读者"的孔子,在《诗》学理论甫一架设之际就为后代规定了超越《诗》之本义的接受取向。概言之,孔子以"诗可以兴"为说《诗》者拓宽了理解与阐释的自由空间,但又非常聪明地用"思无邪"给这个空间划定了相对的界限,既赋予读者一定的生发自由,又明确指出了这种自由所必须前往的域限——儒家道统。从解释学的视域看,孔子在他的"述而不作"论中将"述"和"作"也同样规定了继承与更新、原旨与创生的辩证关系。     

从“兴于《诗》”谈孔子教学法

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矇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从礼制美德到性情之正——朱熹对《关雎》诗旨的扭转

作为《诗经》首篇,《周南·关雎》具有明大旨的意义,因而其解释历来为注家重视。《论语》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对于学者理解《关雎》诗旨具有指导性。《毛诗正义》化用《论语》此语解释诗旨,体现出以礼制美德说诗的倾向,这也是《毛诗》系统叙说诗旨的一贯风格,朱熹突破这一传统,从《论语》“乐而不淫”之语中提炼出不同的诠释原则——说明“性情之正”。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梳理并比较《毛诗正义》与朱熹《诗集传》关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解释,进而展现朱熹对毛诗的突破及其《诗》学建构,最后指明这种转变的《诗》学意义。     

《诗术》的伦理—政治哲学意涵

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又译“诗学”)在古代晚期失传,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学界重新发现《诗术》,自此一直视之为文艺理论或美学经典.晚近戴维斯提出,《诗术》是以“作诗”方式书写的哲学之书,直接挑战把《诗术》视为文艺理论的主流观点.通过探究《诗术》与《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关系,本文表明,《诗术》传授的与其说是哲学的面相,不如说传授的是哲学的城邦治“术”.     

《周易正义读》简介

正谷继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全书295页,属"同济·中国思想与文化丛书"之一种。作者认为,孔颖达《周易正义》乃是易学史上继郑康成与王辅嗣《周易》注疏之后不可忽视的一本重要著作。孔颖达"宗主辅嗣,博取康成"而成《周易正义》,上推天道,下明人事,可谓"有功于先圣,先驱于程朱",在汉魏易学与宋明易学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学者欲明经通《易》,其必由此《正义》乎!"可以说研读《周易正义》是学人深入了解《周易》及其注疏的不二法     

白莲有恨吗?——唱和艺术与皮、陆《白莲》的“前世今生”

陆龟蒙七绝《白莲》是唐诗中的名篇,但是以往选家多从单篇论其风神华贵、高冷脱俗。其实这首诗是皮陆唱和组诗中的一首,皮日休原题作《木兰后池三咏》(《松陵集》卷七),分《重台莲花》《浮萍》《白莲》,陆龟蒙又有同题和作。《白莲》诗既是组诗中的一首诗,又是皮陆唱和诗中的一首诗。只有把这首诗还原到具体创作的情景中,才能品味《白莲》诗"肌理细腻骨肉匀"之情态。     

芜城赋

汉代的广陵城在今天江苏北部的扬州。其时广陵为吴国的都城。公元前154年,那里发生过叛乱,结果广陵城被毁。到了六朝时代,广陵又因战乱再次被夷为平地。鲍照的《芜城赋》,描绘了广陵城废墟的荒烟蔓草,残阳夕照。汉赋,简称为赋,是一种韵体散文,英文译作the fu gente或者rhyme-prose或者rhapsody.     

“误读”与新义——经学文本诠释刍议

中国的文本诠释学产生于战国时期。从文本诠释的内容、性质和体例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义理诠释学,一般称为"传"。另一类是语言诠释学,一般称为"训诂"或"诂训"。传的特点是"解说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多离经"。诂训的特点是"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追求文本原貌、原义。但是,在文本诠释的历史实践中,传往往离不开训诂,训诂也离不开传。"传"的内容在西方诠释学中又称作"误读"。我们借用"误读"的概念只是为了吸收西方文本诠释中的合理成分,并不是同意放弃追求文本原貌、原义的真理性原则。在中国文化史上,"误读"是创建新义理的一种方式,也是为汉语增加新质要素的一种方式。"误读"源于春秋战国间"断章取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的文本阅读诠释理论,是一种理论创新、语言创新的手段。"误读"在易学发展史上,尤其《易经》与《易传》的关系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有着突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