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对抗”和“对抗性矛盾”

本文的中心就是想探讨一下什么是“对抗性矛盾”?它和“对抗”是不是同一概念?如果不是,那末它们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对抗性矛盾怎样才能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 一“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外部冲突的形式。这一斗争形式,主要指的最后解决矛盾时所采取的形式。“矛盾论”指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要待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采取外部对抗形式,发展为革命。”当然一些矛盾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多次的外部冲突,这也是“对抗”;但应该把它和最后解决这个矛盾时所必然     

族群互动与文化涵化

"文化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与结果."[1]在民间信仰的变迁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影响着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变异,民间信仰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遗留物,而是在不断地整合和再生.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散杂居民族,在其历经千年的迁徙过程中,足迹遍布我国广袤的东南山区,浙江桐庐是畲族迁徙较晚近的据点.桐庐莪山畲族乡是杭州地区唯一的畲族乡.在畲族迁入后,畲族文化与当地的汉族文化接触,势必有一个文化涵化的过程,并且从衣食住行等物质生产生活领域延伸到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在这个地区,畲族与汉族通婚也是近几年才比较多的,畲家人和汉人一起信奉一个汉族神在时间上却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可见,在这个地区,民间信仰在两个民族的文化涵化过程中首当其冲.     

非阶级社会对抗探讨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矛盾论》)。阶级对抗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外部冲突。那么,在人类历史中,是否还存在别的社会对抗呢?它和阶级对抗又是什么关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应克复在来稿中对此作了探讨。他提出:     

“实践”范畴三题

一、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本始义涵作为“思维的真理性”或“思维的此岸性”的衡鉴的“实践”范畴是确立于马克思的，它的本始义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过简约却并不含糊的阐示。在马克思那里，实践被界说为有着“主观”、“能动”内涵的“人的感性活动”，亦即人的对象化活动。对象化意昧着人的预期目的在其存在对象上的实现，这实现使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感性境域“人化”着，也使人的身心随着存在境域的“人化”而“人化”：眼睛日益成为审美的眼睛，耳朵日益成为赋有音乐感的耳朵……马克思从来不曾把实践局守在认识论的视野中，…     

论后现代主义视觉文化之内涵性的消失

尼古拉·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在《什么是视觉文化》一文中写道,后现代主义即视觉文化:“对视觉及其效果的迷恋——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产生了后现代文化,当文化成为视觉性之时,该文化最具有后现代特征”;“后现代主义不单单是一种视觉体验……视觉文化是一种策略,用它来研究后现代日常生活的谱系、定义和作用”。(米尔佐夫,第3页)米尔佐夫还认为:新的视觉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视觉化;视觉文化的本质不在于图像本身,而在于人类和世界存在的图像化或视觉化这一现代趋势。这一观点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也可以发…     

汉语神学的处境化及其问题领域

如果将基督教的信仰及其传播置于诠释学的构架(hermeneuticframework),那么教会不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communityoffaith),而且首先是一个“话语的群体”(communityofdiscourse)。“话语”当然不会意味着“自说自话”,而是要带着信仰的异质性张力(alienatingtension),在现实的语境中表达出自身价值的针对性意义。因此“汉语神学”的提出和讨论,也许预示了基督教在中国之“处境化”问题的根本性转变。即:信仰本身对特定文化载体的超越不仅成为神学的前提,而且无论研究者使用“适应化”(accommodation或adapta-tion)、“本地化”(incuhuration)、“境际化”(inter-culturality)还是“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概念,实际上都必须摆脱仪文形式的诠释惯性,更多     

版刻本老子八十一化图的流传及相关问题

老子八十一化图是“老子化胡说”在金末元初新的传播形式,它产生于全真教扩张的过程中,在1255年至1281年间被勒令禁毁.在元代社会中消失后,老子八十一化图在15世纪的明初复出,至今还能见到少量的老子八十一化图的版刻本.本文梳理了这套图产生、发展及其流传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在与现实对抗中坚守艺术教育的品质

艺术与审美教育的本质是引导人们感受诗意生存和审美精神。衣食无忧的当代仍应培养人的审美生存精神,而不是将审美与艺术教育等同于谋生。诗性的审美生存精神与人们的现实利益相反,这要求审美与艺术教育与人们的利益化和欲望化现实相对抗,而这种对抗陷入了难以对抗又不能不对抗的困境。中国市场化年代的文化思维简洁而理性:“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文化,诗是“不能吃”的,因此拒绝诗性品质。艺术常常被人们不理解而由少数人坚持,艺术的个性和自由在于艺术的精神,人类的传统就是以一种没有实际功能的精神与有效的现实相对抗,艺术要经受现实的围困又要从现实中突围,施行艺术教育成为使人摆脱现实困境的矛盾性出路。与现实对抗的审美教育需要强行给予,即进行早期和长期的艺术教育。     

生活形式与伦理反应——基于实践指引的维特根斯坦行动伦理探析

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显明了日常实践的一个基本组织特性,即一种广泛运作在话语实践中的自主调适是促成日常生活的整体趋向性与个体行动的情境自主性之间的平衡的重要条件;基于此,“生活形式”无疑标示着一种实践策略,它旨在印证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之联动场域的内在规范;进一步地,这一实践化的伦理品格呈现在日常实践的两种组织层面,即基于规则叙事的情境认定和基于意向叙事的行动导向,二者合力在时间构型中将话语实践的自主调适深化为一种非范导的、动态自主的“伦理反应”,后者为一种基于实践指引的行动伦理权衡提供了新的思考契机。     

客观性涵义的历史演变

一历史上的客观性(objectivity)涵义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古希腊人没有在知识与价值、科学与哲学、客观的与主观的之间做出区分。对柏拉图来说,“客观”实在是借助“善”的理念或形式刻画的。实在是统一的、图式化的、秩序化的整体,“最实在的”也就是最抽象的和最不能被日常经验接受的。在每一事物被秩序化为统一的图像之前,事物的“客观”陈述是不完全的。[1]“客观性”概念似乎已经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见解中,它意味着,关于结果的“为什么”问题没有一个是通过回答它们的过程来回答的。[2]巴姆在揭示亚里士多德关于客观性的一种涵义时说…     

唱导和俗讲 推动佛教音乐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正>在“改梵为秦”的中国化佛教音乐出现后，“倡导”和“俗讲”两种弘法形式接续促进佛教音乐中国化进一步发展：南北朝时期，“倡导”将佛教音乐与地域文化紧密结合；唐代，“俗讲”又为佛教音乐增添了浓浓的通俗色彩。由此，中国佛教音乐得以进入鼎盛时期。佛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是佛教音乐中国化逐步完成的过程。     

文化的结构和要素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文化的实质,就应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来对待。在剖析文化系统时,我们首先接触到的是“文化产品”,即由物质外壳所表征的文化。通常所说的物质文明就属此类。另外,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人,也是文化的特殊表征。这是最外层的文化。进一步接触的将是“文化现象”,即表征着一定文化内容的各种活动和行为,它是形成文化产品的基础。“文化现象”的背后,是“学术层”,即知识、经验层,学术既是主体活动经验的结     

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

国际保护责任,以其深刻的伦理意蕴为国际政治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国际保护责任在实践上陷入价值选择的两难情景:为实现一种善而采取的道德行为,必然损害另一种善。这种道德行为的悖论构成了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它在本质上是道德意识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系因国际社会"康德型伦理文化"和"黑格尔型伦理文化"之间的冲突而生成。两种国际伦理文化都植根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国际体系。要消解这一伦理困境,存在两种可能路径:一是渐进路径,即国际伦理文化的涵化;二是激进路径,现有世界秩序的重构。就短时期而言,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消解。     

论王夫之“乾坤并建”的宇宙生成发展说

针对《易传》的“先乾后坤”说和老子、《易纬·乾凿度》、《序卦》、邵雍的“天地有始”说,王夫之提出了“乾坤并建”的宇宙生成发展学说。就易卦而言,他认为乾坤二卦是变化的主体,六十二卦是变化的作用,二者统一于《易》,这是对《易学》的根本改造。“乾坤并建”思想体现在宇宙本体和万物万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王夫之确信“乾坤之合撰”的“太极”和万物万象之间是“体”和“用”的关系,即宇宙本体和万物是同时发生的。王夫之认为“天地之化日新”,没有“起灭”,无始无终。他把日新之化概括两种形式：一是“内成”,即在事物内部的质和量的渐变,二是“外生”,即由一种事物发展为另一种事物的质变。指出“推陈致新”是事物发展的不可抵抗的发展规律。     

人道主义不能成为科学历史观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人道主义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极不确定和十分含糊的,某些“有教养的人”把它当作一种道德追求和信念。它的基本内容是以抽象的“人”和“人性”为出发点,来谈论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主观愿望和要求,即要求满足、实现和发展抽象的“人性”。在西方,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即出现了以“人道”对抗“神道”,以满足个人欲望、个性解放的要求同宗教的     

浅论基督教中国化的文化逻辑北大核心

一、新时代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自觉1.“中国化”是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基督宗教每到一处都有“在地化”的过程,这既符合基督教教义,也秉承了教会传统经验。“在地化”要积极适应区域文化,才能做到实际意义上的“处境化”。基督教中国化让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成为一种良性、和谐的存在,并力求将至今还存在于基督教与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身份之间的隔阂清零,这是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要求。     

顺化与逆化--道教哲学的思维特征

道教作为宗教 ,有它的宗教哲学 ,道教作为本土宗教 ,它的哲学就有明显的中国气派和特色 ,其影响深远。在道教哲学中 ,“化”是一个重要的范畴 ,它既是道教哲学得以成立的杆杠 ,也是道教思维的基点。“化”包括顺化与逆化两个文面 ,所谓顺化 ,即顺道生人 (物 ) ,属正向思维 ;所谓逆化 ,即逆道成仙 ,属反向思维。顺化与逆化 ,作为矛盾运动存在的两种形式 ,是道教认识事物所表现出来的正向和反向两种思维方式 ,它贯穿于道教的教旨、教义和炼丹术之中 ,成为道教哲学特有的思维特征 ,也是道教哲学对中国哲学的重大贡献。“化”的概念与道教的摄用…     

2016年宗教学观点摘登

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主任孔陈焱在《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适应社会的根本课题》一文中指出,“宗教在中国,”与“宗教中国化”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宗教来到中国、发生社会接触的历史现象,体现的是外源宗教对华传播的地理到达;后者是宗教融入中国、成为其中一部分的现实过程和结果,体现的是外源宗教本地适应的全方位、深层次到达。只有通过落实“宗教中国化”,     

试析美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建构路径北大核心CSSCISSCI

宗教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之间通过某种妥协、让步而达到的一种新的合并和认同。世界宗教史一再告诉我们,外来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必须进行自我调适,与本土文化形成交融互摄的关系从而得以传播。事实上,只有那些本色化较为成功的宗教才得以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关键在于能否哲学地思

一自黑格尔以来，“中国有没有哲学”就一直成为一个问题。这有两个意思：第一，被黑格尔所批评的、径把传播于欧洲的“中国伦理宗教”或“中国文化”或中国传统的某种学问当作“哲学”看待的做法，其本身需要作出一种论证，也就是说，黑格尔实际上暗示了对一种文化的理解与肯定应该是具体的理解与肯定，把“我者”的成分想当然地当作“我者”与“他者”共质的内容，很可能忽略了对文化相异性的基本尊重；但是，第二，当在黑格尔的精神世界体系中，“哲学”相当于文化和文明的灵魂，他否认中国有一种可称为“哲学”的东西，即指中国文明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