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质量理论”对我国礼仪建设的伦理启示

社会质量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兴起和流行的重要社会理论,它与礼仪建设之间有一种伦理契合,使其对于礼仪建设有重要的互助意义.本文分析了西方“社会质量理论”与礼仪建设的契合性、西方“社会质量理论”视野的礼仪建设的伦理意义,同时探讨了基于社会质量提升目标的当前我国礼仪建设路径.     

“礼”的道德意蕴

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对于个体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德性自我,在礼义规范的认同、体验中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从而将外在的礼义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进而成就理想人格,达致理想的道德境界.     

战国中晚期法道两家对“忠”德的反思——以《慎子》《韩非子》《庄子》为核心

“忠”是“臣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战国中晚期的一段时期内,以《慎子》《韩非子》《庄子》为代表,出现了较为集中的对于“忠”这一德目的反思现象。《慎子》一派从功利主义角度衡量作为“臣德”的“忠”所产生的政治效果,认为“忠”作为臣下的德行,不能必然地造成理想的政治效果,这种理想政治需要借助于某种制度而由君臣共同完成。《韩非子》从君主利益角度出发,在“趋利避害”的人性的基础上,通过“刑”“德”两种手段对臣加以操纵利用,以此根本取代“忠”德的作用。《庄子》对于“忠”德的论述基于个体论的视角,它批判对“忠”德的造作和利用,试图使“忠”德回归为人天然的情感。     

读“小国寡民”之我见

《老子》书中的“小国寡民”历来受到注释者、评论者们的否定与批判。他们认为“小国寡民”是老子的理想小社会。他们说“小国寡民”是老子“在古代农村社会基础上所理想化的”“小农农村”,“他们解决所谓时代问题的办法是回到早已崩溃的农村公社式稳定的小天地生活,这些所谓时代问题及他们所能提出的解决方案合起来,即幻化为小国寡民的理想”。①更严重的是他们认为“小国寡民”是老子逃避现实斗争的倒退,是为时代开倒车。他们说“小国寡民”是老子“虽欲返上古之治而不可得”,是“与当时的历史任务背道而驰的”,“是消极退缩的心情”,是…     

孟子王道理想的心性向度

王道理想是孟子政治哲学的核心,作为一套超乎现实却又对现实具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治国理念,其践行的基石被孟子归结在人的心性之上。立足于“心”孟子提出王道缘起于“仁”,基于“性”孟子断言王道的落实在于“义”;由“心”“性”的统一确立了仁义一体的构想,据此认为,“居仁由义”是王道理想得以向现实转化的基本思路。     

“礼”的道德意蕴

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对于个体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德性自我,在礼义规范的认同、体验中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从而将外在的礼义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进而成就理想人格,达到道德境界。     

文化道德在理想形成中的作用

社会政治理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从其本质上讲,是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对于一个时代来说,人们普遍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理想,是被该时代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所决定的。这是社会政治理想与社会物质生活以及客观政治环境的联系。 但是,当我们对同一时代的具体的个人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同一时代的人虽然都生活在同一个大的环境之中,作用于他们思想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变动是相同的,可是每一个人的社会政治理想     

“五四”前期陈独秀的伦理人格思想

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同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紧密相联。章太炎首倡“人的解放”,蔡锷决心“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许多人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宣传进步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但由于历史的与阶级的原因,他们中的不少先进分子,     

荀子社会分层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基于天人关系,荀子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性出发,对其社会分层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了哲学论证。以“礼”为核心和标准,荀子把社会分层划分为社会等级分层与社会职业分层两个层面。荀子把“礼”的功能———“群”与“分”,特别是等级差别之“分”作为社会分层的手段,以最终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政治理想。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思想的内涵与启示

儒家的政治志向是治国平天下,为此,儒家非常注重营造和谐社会。儒家认为,和谐社会是公正、公平的社会,“天下为公”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前提。和谐社会是讲礼义、守秩序的社会,“礼之用,和为贵”揭示了“礼以和谐为用”的特征。和谐社会是关怀和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要求给予弱者以更多的人道关怀,让弱者能够像强者一样分享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成果。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的思想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价值与事实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两类重要的价值与事实二分,一类是在世界整体意义上,柏拉图认为在感觉经验的现象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理念（形式）世界,前一个是事实世界,后一个是价值世界。现象世界是由于模仿了理念世界而存在,或它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像。并且,对于理念世界的知识是真知,而对于现象世界的知识,只不过是意见而已。另一类是对于人类政治社会而言,柏拉图认为在现实的政体之上还有一类价值理想的政体,只有它才是真正正义的政体,希腊的四类主要政体并不是真正具有理想价值,它们一个比一个更远离理想价值,因而它们也都只是人类政治社会存在的事实,而并不代表真正的价值。这样两类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对于人类的思维方式有着深远影响,尤其是后者,柏拉图所提出的理想价值政体构想,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乌托邦,在几千年西方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现代国家观的批判

现代国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共同用以表征资产阶级革命创造的政治形式的最基本概念,他们共同肯认现代国家是对封建专制国家的超越。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二元架构现象,黑格尔认为政治国家代表着社会普遍利益能够实现对市民社会特殊利益的整合,马克思则认为政治国家的实质仅仅是资产阶级特殊利益以普遍利益的方式在政治上的确认。黑格尔肯定官僚政治,马克思则予以批判。黑格尔推崇君主立宪制,马克思认为它只能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并且后者也将被人民自治制度所超越。     

佛教的养生之道（三）

八、佛教的饮食理念与养生饮食对于一切生命来说,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需要之一。中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饮食,故《汉书》谓“民以食为天”。饮食与人的健康关系十分密切,因而成为各种养生术关注的一大焦点。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哲学体系,对饮食与人的健康、修行、传教的关系有着许多独到的研究和规定。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依食住”。住有生存、安住之义,也就是说,一切众生必须依“食”而得以生存、安定。佛教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将食分为以下四种:1、段食,指人体由对食物营养及色香味的生理需求而进行的摄取行为,由于饮食有粗细、餐次的不同,…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     

先秦儒家的政治焦虑与言语态度研究

先秦儒家取法“先王之道”,心怀“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推崇“尧舜禅让”的政治制度,执掌和传承着夏商周三代因损益而“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是,礼崩乐坏的现实与他们心怀的崇高理想落差巨大,故而先秦儒家一直处于无法实现理想的政治焦虑当中,而这种焦虑也表现在他们对于使用语言表达见解的方式和态度上。在“百家异说”、“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下,孔子、孟子恰恰对于言辞辩论保持着谨慎态度,到了荀子则开始转变了对待言语的这种谨慎态度。     

再论经济运行中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性

政府制度行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认同、尊重和保护市场经济运行中各个主体的合法利益,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制度行为主体不是“经济阉人”,他们有着自己的效用函数,有着自己的价值追求,必定会影响到政府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的道德合理性,这是关系到经济运行秩序是否道德公正的首要因素。政府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是在一定的伦理原则支配下进行的,正确的制度伦理对经济运行秩序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西藏活佛转世制的由来

西藏活佛转世制的由来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是西藏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着明显的社会政治根源。所谓“活佛”,藏语称作“朱古”,意为“转世者”或“化身”,蒙语称作“呼毕勒罕”。活佛转世的观念主要来源于古代藏族民间宗教灵魂不灭观念和佛教的化身理...     

从理想到现实──论孔孟荀韩“仁”“义”“礼”“法”思想之承接

先秦德法等学派都是在春秋战国“周文疲弊”背景下应时而起的“务为治”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政治理想是“王政”;荀子侧重的概念是“礼”,政治理想是“礼制”;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政治理想是“法治”。“仁”“义”“礼”“法”的变化来源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孔孟荀韩四人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都坚持人道实践原则一点是一致的。在此原则下“义”、“礼”特别是“法”对于前者表现出的恰是一种合理的承接关系。     

制度公正与社会和谐

制度公正与社会和谐代表了一个“好”社会理想的两端:公正是最低限度的好社会,而和谐是最大程度的好社会。对于社会的和谐运行来说,制度公正是基本要求,但仅此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发育公民的另一种道德内驱力——仁爱之德。而发育公民的仁爱之德,必须从构建公正的制度规则和坚固制度公正这个道德底线入手。     

自由伦理的重构——论黑格尔对合法性与道德性之分离的克服

现代世界的基本特质是合法性与道德性的分离,但这种分离也导致了所谓的“博肯福德困境”:现代国家失去了内在的结合力,从而沦为一个外在的强制机制。在黑格尔看来,康德-费希特的政治哲学以一种标准的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所谓的“魔鬼民族”构想。在他们看来,国家只需要以强制的心理学机制就可自行运转,但是这样的国家模式最终会导致一种权力的无度。青年黑格尔追随古典的共和主义理想,期望回归一种古典的崇高共同体,但是这种理想无法把握现代社会的现实,最终只能沦为一种无差别的狂热主义。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在个体的认识和行动之中有其信念之根,作为主观的实体性,现代公民的意向与伦理的客观制度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的自由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