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道德哲学中的情感之维

明儒湛若水将情感问题有机地融入其道德哲学的整体,为当下伦理重建与道德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他提出"天下之道皆原于爱敬焉发之",以爱敬等自然情感为道德实践的基础。通过对爱亲敬兄这类正面道德情感的培育与扩充,同时辅之以"随处体认天理""执事敬"与"存心于勿忘勿助之间"等工夫对负面情感引导与纠偏,使具体情感逐渐与道德理性相结合,进而激发道德需要,催生和指导道德行为,成就德性人格,并最终导向伦理秩序的建立,为社会的整体和谐奠基。     

论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功夫

宋明儒学不仅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也有与之相应的功夫体系。明儒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功夫论,则是构造此功夫体系的重要部分。而从"天理"、"体认"、"随处"三个关键词来解析湛氏的功夫理论,将看到其核心是避免修养实践偏于"动"、"静"一隅,而是打通二者,兼蓄"动""静",这对于引导明末儒门功夫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朱陆修养工夫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异同——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为宗旨

朱陆修养工夫论与先秦思孟学派及其继承者理学奠基人周敦颐、张载、二程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朱熹在继承程颐理一分殊与居敬穷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庸》《易传》《大学》《孟子》及周敦颐、张载思想的阐发,从理事并进、知行互发的立场出发,确立了尊德性与道问学并行的修养论。陆九渊远承孟子大体说,近承程颢识仁说,从心即理的立场出发,确立了以发明本心的尊德性统摄道问学的修养论。由此朱陆思想体系中修养论的来源、内涵及路径存在差异,直接导致修养方法上的易简与支离,修养内容上的践履与讲学,儒学门户上的禅学与俗学之争。其实儒释之辨在于是否承认天理,陆王心学只是将天理收归道德本心,从而将儒家道德心性之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从三个重要主张的阐释看湛若水对师说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从湛若水对"随处体认天理"、"以自然之功夫合自然之本体"、"勿忘勿助"这三个重要主张的阐释出发,指出湛若水对自身学问归属有着自觉而深刻的认识,在接续白沙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扩充其内在意蕴与现实指向,因而极具意义和价值。     

超越善恶: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被遮蔽的人性论突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这一人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因着宋明理学的影响之深之大,它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却被长期遮蔽。以超越善恶的动静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内省或内原式的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而转向内得真实确定的礼乐而建立起德性成长的客观之途;也从起点上摆脱了《荀子》人性之恶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德性成长成为可能。这一人性论也为在"清静澄明"中知识与德性的成长,相得益彰,分任殊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跳出了宋明及至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纠缠,将知识从后世一直被德性的捆绑与束缚中解放自由出来。     

“知德”与“敦化”:王船山论成德主体与人文化成的内在张力

儒家的德性观向来是以自我身心的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为己之学。德作为"实得",强调的是唯有主体才能够承担起道德价值,而完全靠自我的修养则易使本真德性旁落。王船山强调知德之难言,即揭露出这一问题。他通过"德""化"关系从天道向人道的价值转化,阐发个体性和普遍性统一于德的本质内容。在他看来,圣人存神忘迹于天下,不同于道家式的无为,即在于圣人敦仁而逐渐进入仁熟盛德的境界,由此而可以推扩、建构仁之流行感通的人文世界,是内在整体地参与"化"的作用中而自成其"德",是一仁之体显其大用。德落实到人文化成即是德之无私性和笃实性,德的独知、自成则坚守了儒家为己的成德准则。     

试论儒家生态思想及实践

儒家生态思想大体上可以从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两方面论述:(1)儒家生态存在论是一种有机生成论,它将天地创生万物的过程视作创生生命的过程。儒家还从天地创生万物高度考察天人关系,强调人应承继天地"生生之德",发挥自身"赞天地之化育"的功用;(2)儒家生态价值论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并从天人关系高度阐释人"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儒家重视德性修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主张通过德性修养,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儒家主张"等差之爱",即对人与万物施以不同的关爱,其中亦体现了对于人与自然万物不同价值的认识。儒家生态环保实践大体上包括生态德性修养实践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生态治理实践。(1)儒家重视生态德性修养实践,阐述了"至诚→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德性修养路径;(2)生态治理实践方面,儒家强调以礼义治理天下,其祭祀礼仪中包含有祭祀山川动植物之礼,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籍田礼、蚕桑礼等等;此外,儒家还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禁令。     

德性伦理果真遭遇公共化困境吗?——现代社会语境下德性伦理公共化问题的思索与应答

面对日渐公共化的现代社会,占据现代道德理论主流的规范伦理学是否为德性伦理预留空间?德性伦理在现代社会必然将遭遇公共化困境?文章从"德性伦理公共化困境"说法入手,通过梳理、分析当代伦理学界出现的几种化解德性伦理公共化困境之方案,并依据德性与人的生存之间关系论证德性伦理的现代价值。由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德性伦理是否遭遇公共化困境,而是揭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德性伦理类型、寻求现代人生存实践活动所需要的多样化德目清单。     

论《孟子》德性修养过程中的道德失败

通过对孟子德性修养过程的讨论,可以为信广来指出的孟子关于道德失败问题中存在的两点疑难给出解释:耳目之官是否为道德失败负全责,"心"又和道德失败的关系如何;名誉的追求为何一方面呈现积极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成为道德失败的缘由。从德性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看,一方面存在着阶段性的道德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最高的道德准则,这使得孟子对道德失败的问题在不同的文本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通过对道德失败不同层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孟子》中可以解读出从社会性欲求与儒家伦理之结合的德性发展维度。在这一维度中"他人的认同"和"好名"比起感官欲望的追求来说,有着更高的道德价值。虽然"好名"比起最终的道德动机之纯粹是一种道德失败,但是在能够放弃物质欲求而实践儒家伦理方面又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道德失败问题上,"好名"所象征的人的社会性一面可能在整个德性养成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在德性修养的实践层面上,这样一种对人的社会性发展过程的肯定也可能为从"四端"到"四德"逻辑上推类和情感上扩充所不能解决的德性发展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天理”与“自然”:湛甘泉陈白沙新论

学界关于湛若水与陈白沙思想关联的历史评定大多在"白沙宗子"与"出入有间"之间犹疑不定。本文则另辟蹊径,主要选取湛若水在白沙身后所作对白沙学旨的描述和体现其整体认识的祭文、碑铭等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内在的文本分析以及其间细密关节与具体分殊的扣问,揭示天理之学与自然之旨的互动与融合、继承与创新,从学问主旨与整体精神来把握二人思想的关系。可以看出,湛若水对自身学问归属有着自觉、深刻的认识,并通过对"天理"、"中正"与"自然"的融通在理论上建构起与白沙之学的实质学承,使之接续上孔孟学脉,从而建基于更加广阔深厚的儒学传统的土壤中。     

朱子“实理”思想的四个层次——兼论朱子“实理”视域下的辟老与辟佛

朱子的"实理"概念,立足于佛道两家虚空之理的对立面,以"实"来重点强调"理"原本所具有、但又隐含着虚化危险的伦理价值规定。从万物存在之终极根据与意义的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一至善的德性;从万物存在之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具体的人伦规范与道德原则;从禀受于天而得之在人的性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从"实其实理"的修养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于日用常行间着实做工夫的道德践履。朱子从"实理"概念出发,对佛道二教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论康德友谊理论的二重性

通过对康德不同时期之友谊理论的文本分析与历史考察,可以重新审视康德将友谊划分为"义务之友谊"与"理念之友谊"的内在根据:一方面,基于德性论,友谊是寓于现实世界,兼有对他人爱以及敬重的德性义务;另一方面,出于对理念之"范导性"意义的尊重,友谊又是在经验世界中无法企及的理念,即一种作为裁定所有实践对象和行动之法则的、身为实践完善性之原型的实践理念。据此,文章展现了康德友谊理论的广阔性与包容性,并在此基础上为其一贯性作出了辩护,即康德的友谊理论并非前后不一的矛盾体系,而是层次分明,兼备二重性的现实义务与道德向导。     

走向情感主义：迈克尔·斯洛特德性伦理思想述评

迈克尔·斯洛特是西方当代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开拓了德性复兴的情感主义"新方向";他先把"关怀"德性预设为一种内在的心理事实,再把"移情"当作它的外在的、生成性评价机制,构建了一种基于移情的关怀德性伦理学体系;在道德知识论上,移情也是沟通道德之"知"与"行"的经验参照;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儒家伦理在当代德性论语境下的解释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道德自觉意志之显现与存养——孟子思想的道德形而上解读

孟子的道德理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价值根源与道德自觉意志的显现。"四端"之"端",既为端绪又为始点,人通过对当前问题自觉之反省,觉振道德主体内在固有的自觉意志,进而肯定人的自觉意志本然具有成就德性的能力。其次,将内在道德意志畅遂发皇地推发出来。道德认识论之"应然"不必然体现于道德的实践当中,故须有自觉意志的存养之道,亦即自觉之努力,方能充分展露自觉心所含有的德性。最后,"志""气"对扬,须以"志"统"气",以德性自觉意志统括生命情意。总之,在孟子德性思想的脉络中,主体的成德进程是由价值意志内在之自觉,进而扩充以达至本体德性而最终完成的。     

从“络马首，穿牛鼻”的诠释看儒家人物之辨的多重面向

自《庄子》提出“络马首，穿牛鼻”是否符合牛、马本性问题以来，传统儒家纷纷做出了不同回应。程、朱认为牛之穿而耕、马之络而乘是“天理自合如此”,从天理本体论为“络马首，穿牛鼻”奠定了先天合理性基础。湛若水认为“络马首，穿牛鼻”是“理感而义形”的结果，他强调的是人与牛、马——物的交往过程中，仁性即道德意识的呈现，当此仁性之呈现即为天理即为义。王船山批判了程、朱的解释，他认为“络马首，穿牛鼻”是“用物之道”,其合理性是人类赋予的，是人道自决、与物流通的结果。人与物——牛、马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再面向存有论，而是通过基于天道乾德的人心在自由权衡的道德实践过程中贯通彼此。儒家对“络马首，穿牛鼻”问题的不同阐释，共同蕴含着光辉的道德理性，揭示了儒学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创新精神。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从“赤子”到“大人”——朱子对先秦儒道哲学的重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了使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更具现实性,朱子重释先秦儒道哲学。他改造先秦儒道之"日新"、"扩充"、"止于至善"与"自然"、"不见可欲"、"少私寡欲"思想,认为应当保有赤子之心,修养心性,但不能复归于婴儿;应当以天理为主导,"少私寡欲",但不必"不见可欲";应当"扩而充之","止于至善",下格物致知穷理功夫而达到对天理的体认,使天理与纯真自然在大人心中有机结合。本文依据朱子对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三个层次的解读,意在阐明朱子重释先秦儒道哲学的意旨与路径。     

论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

荀子从人性趋恶角度构建了自己的德性教化理论.恶在礼仪法度的制约下不仅可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经过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德性教化实乃"化性起伪",而伪是针对情的,只有对情进行矫正,才能对人性教化,情为教化之基;礼为教化之则,道德教化是个人遵守礼仪规范及人自身德性的自我迁化的过程,以心对礼以治情,从而以人的智识促进德性的提升;养为教化之方,以礼乐养情,陶冶、涵养人之德性,促进人的道德自觉.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陆九渊德性修养思想研究

德性修养理论一直是儒家学术的重要内容,南宋思想家陆九渊对儒家德性修养理论多有发挥。陆氏德性修养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为做人的修养目标;二是本心至善,恶自偏失的修养依据;三是"剥落"、自反的修养方法。陆氏的德性修养思想更切合儒家为己之学的要求,对于明代阳明心学的兴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心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评二程溶天理论、修养论为一体的伦理学说

生活于北宋中期的二程充满社会危机感,但反对变法,主张用加强封建道德修养的办法来克服社会危机。他们以封建伦理为中心,把天理论,人性论和修养论融于一炉,建立了新儒学体系。二程以混同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和比附的手法,把封建道德天理化,同时吸收张载区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在此基础上建立“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论。二程的道德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