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法家观及其政治思想

严复的法家观与其政治思想之间存在关联。严复的法家观,以辛亥革命为界,可分为前期法家观与后期法家观。前期法家观,主要批判法家学说的专制属性;同时又承认法家推动中国社会由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转变的历史功绩。严复的前期法家观,实则孟德斯鸠的"民权""自由"观念以及社会进化论两种西方观念的产物。严复的后期法家观主张共和政体不适合于中国国情,认定中国的出路在于法家,认为法家有救败之用。他对共和政体之于中国国情进行批判反思,寻求法家思想资源以解决现实困境。严复的富强思路依然在法家的富强理论框架之内,具有国家主义倾向;他强调法家学说加强中央集权的学说、强调法家人物的政治能力、强调法家综核名实的法治观念,强调法家之于移风易俗以及惩治贪腐方面的积极功能,核心意识在于政治秩序以及救亡图存。     

试谈孔子的“人治”与“礼治”思想

当初儒家虽然倡导“人治”与“礼治”,但并非轻视“法”的作用;法家虽然倡导“法治”,但并非不重视“人”的作用。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孔子确实十分重视“人治”,即注意发挥人的作用;同时也重视以法度治国,孔子提倡的“礼治”实为以法度治国。孔子的“人治”、“礼治”思想为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法治”与“人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示、借鉴与发展的基础;并为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     

徐复观对“五四”时期非孝思想的反思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某些代表人物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基本观点包括:孝道助长专制统治,孝道维护家族本位以及孝道贬损人格尊严。针对上述批判,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作出了批判性反思。他在肯定"五四"时期非孝思想合理性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其偏颇所在。这些偏颇有:以偏概全、因果颠倒、有"破"无"立"等。徐复观对"五四"时期非孝思想的反思,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主持人语

正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先秦诸子的思想,皆关心政治问题,此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谓"皆务为治者也"。儒家、道家、墨家等,基本都在政治之外指点政治的"应然"面相,唯独法家,真正进入政治,揭示政治的本质,并试图从政治的视角来规范与引导政治。秦朝二世而亡,汉儒认定原因在于暴政,"惨刻无恩"的法家学说应对此承担历史责任。千载之下,批判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法家被儒者批判得那么不堪,却又异常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执拗低音"。原因何在?恐怕还与法家最为透彻了解政治的理论特征密切相关。     

礼治是人治与法治的调和

礼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是为人处世修身立德的规范,更是国家的根本意识形态,故儒家社会思想实以礼治为本。自周公以来,儒家的思想就是以道统制衡政统。后世不少人误解认为儒家的礼治是一种人治,缺少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其实任何一种管理,都不可能脱离人治,也不能完全依靠法治。本文通过分析儒家的理论和治国实践,指出儒家的礼治是人治与法治的调和,是一种高级的管理方式和一种国家根本意识形态。秦代是中国历史上法治的巅峰,然而造成了人民没有自由,社会风气堕落,迅速灭亡。民主有其与生俱来的平等主义的缺陷,西方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并不仅仅是靠法治,更有隐微的也更基础的人治成分,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儒家重分别、尚节制的礼的精神,以及附丽其上的礼治,是抵抗民主滑向多数的暴政、法治流于机械无情的最好的堤防。     

孔子的礼学体系——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

<正> 自孔子成为宗法礼学祖师以后,墨家墨子、道家老庄、农家许行与前期法家,都先后起来反对宗法礼学。墨子是积极地反对宗法礼学的,老庄是消极地否定所有宗法礼学的存在的,许行更是反对宗法礼教中居于主要地位的君臣民的不平等。前期法家坚决主张法治,反对礼治;后期法家韩非师事荀况,是在批判儒家中继承其“三顺”思想的。所以如说春秋战国时代是围绕儒家礼学来展开争鸣的,也不会远离历史事实。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鲁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独备有周礼。孔     

说"人治"

人治是古代特别是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其基本思想旨趣是对于贤人治政的伦理诉求.人治并不排斥法治.将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的是法家,尤其是表现于战国中、后期慎到、韩非的倡导重势和反对尊贤.人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思想学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具有普遍性,对其历史作用应作具体分析.批判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吸取和借鉴其合理因素,是政治学和伦理学研究的一个不宜忽视的任务.     

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和谐

在汉代以降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礼治一直充当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发挥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盛大的王朝更是如此。对于儒家的礼治思想,我们不应简单地视之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对待,努力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为我们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借鉴和传统的思想资源。一儒家主张“为国以礼”[1],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这样的政治模式或政治理想可以称为“礼治”。“礼”对于治理国家具有总纲、大法的意义,这在春秋时期就已有共识。如“礼,国之纪也”;[2]“礼,王…     

道家“名实”思想研究

道家名实论在先秦"名实之辩"的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先秦名实思想的第三种来源。道家的老子、庄子开创了先秦名实思想的另一理路,而黄老道家既吸收了法家政治之"刑名",又受到老庄开创的名实论的影响。道家既创立了作为根本之实的道作为政治与形名理论的形而上依据,弥补了儒家名实论的理论缺陷,影响了名家与法家,又站在道的高度反思、批判了"名"的作用,对名家的名实论进行驳难,从而在先秦名实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道家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及借鉴意义

正道家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认真借鉴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理念,对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道家思想的精髓要义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各种学派相继产生,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成为几千来中华传统文化的引领者。道家思想的创始人为老     

《管子》中"礼法并用"的再探讨

《管子》所代表的"齐法家",较之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晋法家",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其中儒法结合的倾向。学界将这个特点称之为"礼法并用"。在本文中,从人性论基础、治理方式和"道统"观三个角度入手,认为《管子》中言"礼",很大程度上是从综合手段的意思上来说的,以教为本的意思不强。在这一点上,与先秦儒家的"礼"是有着根本性差别的,因此两者之间并不能简单的对等起来。较为准确的认识,应该是"礼治"与"法治"并存于以法为本的政治体系当中。     

绚丽之美与儒家美学观的内在矛盾

人们通常认为,儒家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讲求朴素与实用,反对奢靡华丽,并且据此把"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升华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之一。这样来理解儒家美学观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儒家美学观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它既有提倡"节用而爱人"即赞同朴素与实用的一面,又有重视外表的"文饰"即提倡绚丽与华美的另一面。在儒家的美学思想体系中,绚丽与华美都是权力、地位和礼仪的象征,又是同他们所提倡的"礼"的思想紧密联系着的。对"朴素为美"的提倡,更多地表现为道家、法家和墨家的美学观。在中国美学史上,儒家美学中对绚丽与华美的赞赏,很难得到民间的认同。追求绚丽与华美的美学态度和艺术风格,还常常受到泛道德化的批判。     

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道精神

在反思批判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语境中,基督教文化成为批判儒家文化传统的思想武器,诸多曾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作家在救世精神的推崇、爱人如己的描写、自我价值的追寻中,使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人道精神,对人道主义在中国的萌动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写作意图之阐释

司马迁作《老子韩非列传》,不仅历史性地呈现了韩非子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的逻辑关联,而且昭示了韩非子背离老子思想的深邃意蕴。韩非子借助老子"道"的悖论思想,批判并否定了儒家"仁义"之"礼",代之以"法"而"治天下"。但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儒家之"礼"还是法家之"法",均为背离"生生"之"道"的"无道"之"术"。史家作此传的深意,在于反思西汉武帝朝弃"黄老"而尊"儒术"之立法思想转变的真相与实质。     

黄老学派“类法治”思想探析

黄老思想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个哲学政治思想,一方面其强调"道生法",主张法律的道德基础、强调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另一方面主张"循法而治",并提出君主"无为而治",弱化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防止统治者对法律的侵害。相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家、儒家等其它学派法律思想,其法律思想更接近于西方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今天的法治建设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法家“法治”学说的定性问题

<正>近代以来,法家"以法治国"(《韩非子·有度》,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类似说法亦见于《管子·明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法治"思想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西学源于诸子说"的盛行,使得薛福成、黄遵宪皆认为先秦法家之"法治"与西方法治殊途同归。不料这种观点引起了沈家本、严复等人的强烈批评,他们明确主张法家"法治"乃"专     

为什么说法家的“法治”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儒家德治思想与德政方略 ,使得人们通常将德治与人治相提并论 ,简单地把法治视为人治的天然对立物。然而 ,历史上的情况却没有这样简单 ,法家主张的“法治” ,就不是人治的天然对立物 ,而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法家的法治本意 ,是有“法治”而无“法制” ,是君王一人的“法治” ,而不是全社会的“法制”。     

先秦有法家吗?——兼论“法家”的概念及儒法关系

胡适认为先秦无法家,但一般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从语言与历史的角度看,不能认为他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先秦"法家"之内容太复杂。"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被司马迁归本黄老,被刘向看作名儒。"儒法相对"晚出,儒法关系乃历史构造而成。儒法对垒的模式,是20世纪的产物。"新法家"的概念早于"新儒家"的概念,而新儒家对法家也有所肯定。从新法家的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的过程是法家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扬法抑儒的倾向与现代的富强追求密切相关。     

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略论儒家心性修养论

儒家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建立在心性修养的基础上,心性修养是由道德认知到道德践行的不可或缺的连接环节或桥梁。先秦儒家孔孟荀和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为儒家心性修养论奠立了思想理论基础。汉唐儒家学者继承、传播和维护了传统儒家的心性修养论。宋明儒家学者将儒家心性修养论发展得更为理论化、精致化。探讨儒家心性修养论,在批判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其有价值的、合理的因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