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立法的伦理辩护

"脑死亡"立法是必要的并可以得到充分的伦理辩护:尊重人,特别是尊重人的自主性是"脑死亡"立法的伦理基础."脑死亡"立法符合有利和公平的伦理原则,符合功利主义伦理学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我们在立法时,应尽量贯彻不伤害原则,注意保护患者及其亲属的利益.     

安慰剂对照试验的伦理辩护

在临床试验中,当存在有效治疗方法时,采用安慰剂对照试验是否合乎道德,是近年来生命伦理学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认为,安慰剂对照试验的反对者低估了临床研究方法学和伦理学的复杂性,忽视了安慰剂对照试验的适用范围.方法学或科学上的必要性是安慰剂对照试验道德合理性的首要条件.安慰剂对照试验如果符合合理的风险/收益评估比以及“合理可得”或“可持续”标准,在缺乏检测敏感性的研究领域,在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是可以得到伦理辩护的.     

关于人兽嵌合体技术的伦理辩护

人兽嵌合体技术具有巨大的医学价值和应用前景.在合理的伦理规范和必要的法律制度的监管下研究,既不会对人类的尊严造成损害,也不会导致对物种整体性的破坏;虽说使人兽嵌合体处于不自然状态,但这是所有技术的共性和常规常态;鉴于对是否存在跨物种感染的风险尚无有说服力的证据,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小心地试验、谨慎地应用对待这项技术,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确实不存在跨物种感染之前,严禁进行临床研究.     

论医患纠纷诉讼应当着重调解

医患纠纷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它不仅涉及到医患双方的私权之争,还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医患纠纷诉讼应当贯穿着重调解精神,并通过将调解设为必经程序、变通"事实清楚"的规定、明确进行调解的时间要求、调解不公开进行、由具有医学知识的法官承办等措施,在程序上保障其贯彻落实.     

诉讼调解中案外人的利益保护问题

案外人的利益保护问题是诉讼调解制度中一个相对边缘化的问题,但随着调解组织的开放性、实体审查的宽松性、程序应用的灵活性等特点日益突出,研究案外人利益保护问题的重要意义也日趋凸显。针对实践中侵害案外人行为发生的原因和特点,我国民事诉讼法既应当在“事前”设置有效的惩处措施以抑制侵权现象发生,也应当在“事后”赋予案外人合理而畅通的救济途径。此外,还应当强调法官对调解协议的“适度”审查。     

精神障碍诊疗实行自愿原则的伦理辩护

精神病患者的自主权应当得到相应的尊重和保护,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精神病患者的认知和行为能力存有缺陷,无法完全对自身的健康与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自愿原则”将精神病患者从历史“异端”拉进社会关爱中,并用法律予以规范,是法制与人权的进步。通过对维护患者利益原则、尊重自主权原则、知情同意权原则、维护公共利益原则和公正原则进行伦理精神分析,论述《精神卫生法》对精神障碍诊疗实行自愿原则的相关规定,提出“自愿原则”实施的伦理正当性,为衡平正义提供价值考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试验性治疗的伦理辩护

虽已开展瑞德西韦、抗疟药磷酸氯喹、血浆疗法等临床研究,但迄今无任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特效疗法。为最大程度确保患者及时获得治疗的权利,可借鉴抗击埃博拉疫情经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试验性治疗可在伦理上得到辩护。应确保试验性治疗的科学性,包括前期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不同治疗方案的优先次序及持续评估。也从透明性、公平分配、知情同意和评估风险受益等考虑其伦理性。可从利益冲突管理、严密监测、确保数据完整性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监管试验性治疗。以期为未来突发传染病的疫情防控提供借鉴意义。     

发展中国家环境权利和义务的伦理辩护

近二、三十年以来,随着人类环境危机的加剧,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又称“生态伦理学”）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许多西方环境伦理学家或环境工作者提出的用道德手段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坚持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等合理观点,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当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潮中,夹杂着一些环境利己主义观念。有些西方学者,或者赤裸裸地站在西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的立场上,鼓吹为了维护“富国”的现有生活方式,不惜牺牲“穷国”的生存权利;或者以“全球问题”、“环境共有”为名,粗暴地干涉发展中…     

伦理氛围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道德辩护的中介效应

与纯粹的私利性非伦理行为不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个体为了组织利益而实施的非伦理行为。探讨了伦理氛围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以及道德辩护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自利型、关怀型伦理氛围分别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规则型伦理氛围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具有负向影响,道德辩护分别在三种伦理氛围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关系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由知识对伦理的辩护到伦理对知识的批判——论知识的伦理价值

古希腊哲学最早将美德与知识相联系,“真”的达到就是“善”的实现,人的合目的性是建立在其合规律性的基础上的,伦理学从此有了独立存在的根据。近代知识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将获得知识与获得幸福视为同一,知识(理性)是建立伦理的绝对普遍的坚实基础,人的尊严和主体性成为伦理追求的最大价值。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知识的异化,“知识与人的幸福和命运问题”凸现在当代伦理学面前。为知识找寻一条“应然”的光明之路,不仅是伦理学的理论使命,也是人类自身的神圣使命。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性别选择的伦理辩护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是在胚胎植入子宫前进行遗传学检查的新技术。它可对植入胚胎进行性别选择,从而引发了会增加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担忧。通过对PGD性别选择伦理风险的分析,指出其用于医学需要时不会对性别比造成危害。但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医生、患者及社会全体人员共同参与,避免该技术用于非医学目的的需要。     

论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化中的调解制度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浓郁的农业文明色彩的法律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的自然条件和精神因子的作用下,由特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所构成的法律文化。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着自己固有的制度规范和价值取向。对这种复杂多样却又自成一体的法律文化如何概括其基本特征,便是一个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话题。法制现代化研究学者立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相异之处,从形式意义和实体价值着手指出:“从形式意义上看,它则表现为诸法合体的法律分化程度低的法律结构体系;从实体价值上看,它则表现为…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经济向度的伦理辩护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现实根据不是道德观念的革新,而是道德生活世界的建造。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现代构建,基础性条件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到场。没有个人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意义上的经济解放,就不可能有个人在道德意义上的自我解放。而个人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意义上获得真正的经济解放,必然性前提是个人必须获得具有我国特色的、确定性的、明晰的现代产权,这是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经济向度进行伦理辩护的逻辑起点。最后,本文进一步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属现阶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经济向度中的分配正义。     

向已故受试者亲属返回基因研究结果的伦理辩护

基因研究中是否返回研究结果原则上应尊重受试者的意愿。从伦理的视角对在特定情况下应当返回已故受试者基因研究结果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论述了如果受试者在基因研究结果出来前死亡,而研究结果又确认了一种因基因缺陷导致的遗传性疾病的存在,该遗传性疾病目前医学上具有确定的预防、治疗或减缓措施的,这时研究人员应当将已故受试者基因研究结果返回受试者的亲属的伦理正当性。同时结合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提出了向基因研究受试者亲属返回研究结果的具体实现路径。     

从基因编辑婴儿看基因优生学的伦理辩护与疑虑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引发各界对于研究伦理及可能引发之伦理疑虑的广大讨论。首先从优生学到基因优生学进行了分析,然后就基因干预的道德界线和基因优生学的道德疑虑进行探讨和思考,最后针对基因编辑完美婴儿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从儒家生命伦理学的"参赞天道原则""有限度的基因干预"观点做出相应的回应。最后指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若干不符国际伦理规范的要点。     

“三亲婴儿”培育技术的伦理辩护及反思

“三亲婴儿”培育技术是首次在辅助生殖领域对生殖细胞进行干预的技术, 引起了极大的伦理争议, 如冲击传统伦理、亵渎人的尊严、潜在技术风险、促使道德滑坡。从冲击传统伦理的技术未必不道德, 人的尊严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 未知的未来不能成为抑制当代技术的理由等维度对“三亲婴儿”培育技术进行伦理辩护, 并从“三亲胚胎”的地位、线粒体替代技术的安全性、我国对“三亲婴儿”培育技术的态度三个方面对“三亲婴儿”培育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     

从伦理辩护到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界限的划定——公共卫生领域特殊伦理冲突的和解之道

在流行病防控等公共卫生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共健康不得不侵犯传染病患者的个人权利,这是公共卫生领域不同于临床医学的特殊伦理冲突。虽然有学者分别依据“效果论”、“差异原则”和“公共善优先”为公共健康的优先性进行了辩护,但都不能与医学伦理学的个体论视角相融洽。实际上,固守单一的理论视角是伦理冲突和解的最大障碍,只有改变单一视角,才能开启理论的兼容性。伦理辩护必须转化为实践智慧,即必须在公共卫生实践中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有序协调,使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坚守各自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