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共识理念再检讨

基于合乎情理的多元主义的事实,罗尔斯意识到《正义论》中的正义观念缺乏稳定性。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通过公共辩护这一概念处理稳定性问题,目的是通过公共辩护,由合乎情理的公民所拥有的合乎情理的整全性主张来最终形成关于正义观念的重叠共识。这一处理是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重叠共识的可欲性和可能性。在可欲性上,重叠共识所面临的主要考验在于正义观念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分歧,但这是一个得以在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内解决的问题。在重叠共识的可能性问题上,正义观念的初步辩护和充分辩护之间可能存在着难以轻易填补的理论间隙,这需要对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前提性条件做出更为仔细的辩护。     

重叠共识的公共性与辩护性

罗尔斯的后期哲学例证了一种公共辩护(public justification)的方案。作为这一方案的核心环节,重叠共识不仅需要展示正义原则是如何得到辩护的,还需要使这种辩护满足公共性的要求。许多学者基于"双重视角"的区分来理解重叠共识,认为它是从理性个体有偏袒的私人立场出发来对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的。这种观点既不能真正解释重叠共识的辩护性,也无法满足公共性的要求。事实上,重叠共识最好被理解为合理公民们从集体的公共视角出发,尝试调和正义原则和各种合理整全学说的动态过程,其最终目标是确立一种辩护的政治,而非展示正义原则理论上的正确。     

反思平衡:罗尔斯理论转向的方法论基础

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贯穿于罗尔斯建构正义理论的全过程,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普遍的道德原则与相关的背景理论,通过将它们进行反复比照、不断调整以达至内在的平衡状态,成为检验公平正义学说的合理性标准。但是,由于后来罗尔斯觉察到了自由民主社会之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正义观念上产生分歧的现象即合理多元论的事实,并将此种现象归因于理性的"判断的负担",因而他不得不使其公平正义学说从最初作为一种合理完备性学说转向一种作为各种合理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之结果的正义的政治哲学,以应对相关背景理论尤其关于人的理论所发生的变化。正因诉诸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罗尔斯实现了其正义理论的政治转向。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理性建构方式的转变

从前期的《正义论》到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从规范性的正义学说向政治的正义观念的转变,与之相对应,其理性建构的方式也发生了从道德建构主义向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多元主义的影响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标志着罗尔斯思想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他所作的理论尝试都获得了成功。事实上,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体系和政治建构主义方式仍然有缺失之处。     

重叠共识:既不重叠,亦非共识

许多学者把罗尔斯后期哲学中的重叠共识理念理解为一种聚合论证,认为它是通过把正义原则塑造为所有合理整全学说的重叠部分来确保其作为社会共识的地位的。这种观点既不能解释重叠共识在证成正义原则时承担的功能,也无法真正使正义原则成为社会共识,因此是错误的。重叠共识其实是在人们已经形成关于正义原则的共识后,基于这种原则消化、处理各种整全学说的工作,它的本质是一种扩展论证,而非聚合论证。     

重叠共识究竟证成了什么——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现实稳定性的追求

重叠共识既是对正义原则稳定性的论证,也是证成正义原则时不可或缺的一个必要环节。但许多人认为这两个目标是无法兼得的,应该把重叠共识只理解为对正义原则道德正当性的证成,而非对其现实命运的考察。这种观点既误解了罗尔斯最根本的问题意识,也不能真正解释正义原则在道德上的正确性,因此是错误的。重叠共识最终证成的,其实就是正义原则在现实社会中的稳定性。     

从理想原则到现实关怀--罗尔斯理性主义解析

罗尔斯的哲学属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涉及伦理、政治、法律、经济诸社会领域.但是他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在以<正义论>(1971)为代表作的早期思想中是浑然一体的,而在以<政治自由主义>(1993)、<万民法>(1999)和<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2001)等为代表作的晚期思想中则判然分明.理性主义是贯穿于罗尔斯前后期哲学思想中的基本立场.罗尔斯前后期理论体系的转变同样反映在理性主义基本特征的改变上.然而,学界在评述罗尔斯的理性主义时,大多没有注意这一变化,他们比较关切其后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如"理性的"与"合理的"以及"重叠共识"、"权利的优先性与善"、"公共理性"等以"理性多元论的事实"为背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理念,而对于罗尔斯前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则比较忽略.其实,罗尔斯思想的理性主义特色,在他的早年,跟在他的晚年一样,是非常鲜明的.何况,罗尔斯早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有跟其晚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并不一致的特点,不可混为一谈.本文试图探讨表现于<正义论>中的从原则、方法到对待现实的态度上的罗尔斯理性主义立场及其基本特征,以补阙疑.     

卫生资源配置中的公平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的启示

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研究引入卫生经济学领域,通过对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分析,为卫生经济学注入新的研究视角。在方法论上实现政治哲学与卫生经济学的交叉,结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阐述基本卫生保健的正义性;进而阐释正义的两个原则在卫生经济学中的运用,并对"政府"与"市场"两种配置卫生资源方式进行政治哲学解析;最后探讨的是公平正义理念对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作用,寄希望于将程序、结果的公平正义引入当前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为改革寻找基于基本的健康权共识性的重叠意识。     

政治的,抑或道德的——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关键悖论的解读

政治自由主义试图将其正义观念塑造为纯粹"政治的"观念,而不能是完备性的"道德的"观念。但任何规范性的正义观念似乎都不能不是道德的,这就形成了政治自由主义所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悖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自由主义要克服这一悖论,必须寻求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规范性政治概念。此外,政治自由主义把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当作理论前提,同时强调道德化的公民美德,这两个因素都加深了这一悖论。通过解释和分析这两种因素所带来的理论难题及其原因,文章认为,"政治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抹去"道德的"面纱,其根源在于政治在自由主义价值系统中的处境。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宗教思想简评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要解决的是宗教、思想和观念、学说多元的现代社会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罗尔斯认为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为一种立宪民主政体制定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在这种立宪民主政体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认可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之多样性存在,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的;自由主义的和非自由主义的;因而他     

政治建构主义何以提供客观性？

政治建构主义通常面临的批评是它无力为正义观念提供足够的客观性,从而整个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观念的界定不牢靠。但是,这种批评建基于一种将理论真理照搬适用到实践世界范畴中的教条主义,而实践哲学中蕴含着根植于各理性行动者对于各具体范畴实践必然践行的实践客观性。实践客观性与理论真理的差异在于它的实践性,而实践性包含了各具体实践范畴中的理性主体对该实践必然的实际践行。因此,政治建构主义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实践客观性,因其在根本上来自于反映了实践理性观念的自由平等公民对其所处社会政治实践的必然践行,即对正义的重要性和合理多元主义的接受。与此同时,实践客观性的解释力仍需限定在局部建构主义的范畴中。     

情感与罗尔斯公共理性再释

个人自主与“强迫自由”之间的紧张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重要困境一方面,现代政治哲学预设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另一方面,人可能是无知、自私和反复无常的,所以自由的内涵往往被精英们所定义,这种“强迫自由”沦为他治和权威。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解决这种困境的一种尝试,他论证了一种不依赖于分歧观念的政治正义观,以此兼顾人的自主与政治的共识。不过,罗尔斯的方案缺乏实践的可行性。本文重新思考情感在公共理性所扮演的角色,从情感角度修正罗尔斯的理论。     

融合与创新:韦卓民论东西方文化交流——基于罗尔斯和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的一种解读

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韦卓民认为,不同的文化信念体系虽然背景不同,但仍有可能产生相似的观念。这就需要用一种"认同的眼光"和"欣赏的心境"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实质融合。韦卓民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异质融通"观可在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主张和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主张中找到共通点。自我和他者可以"以同志般的精神"、"为着共同的志趣"一起开展"精神性创新"活动。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柏拉图成功证明了"正义就是幸福"吗?

柏拉图面对的挑战对于政治学是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智者认为没有人能够证明无权无势的正义者幸福而不义者不幸福,不义者只要通过最大的不义以权谋私就能获得超乎寻常的"强者幸福".柏拉图在回答中,首先调换了"正义"的含义,结果他所得出的所谓真正正义("内在正义")对于许多人来说显得恰恰是"不义",是灵魂中的理性压制欲望和政治中的君主集权等级精英制;这令民主派愤怒.而柏拉图又认为掌权者应当是哲人,这自然又令贵族派愤怒.在得罪了几乎所有人之后,柏拉图却又证明大权在手的哲人在"正义的国度"中也不幸福.由于现时代中相信智者的"聪明人"越来越多,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工作究竟是否令人信服,就不仅有学术的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值得人们的深入思考.     

论基于规则和契约的正义

"什么是正义"与"正义如何产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追寻行为的正当性标准,表达主体的伦理意识;后者追寻正义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试图给予"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以永恒和普世的答案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正义的形成逻辑预制了正义的相对性。正义是指一定社会结构中,在特定价值关系中人的言行方式及其后果所具有的正当性,是衡量和评价行动是否符合一定价值关系框架中的共享规则的结果。正义生成的基本条件是:实践主体拥有被限制和规范的自由;主体间存在一定的价值关系;在价值关系的基础上,实践主体以契约形式形成共享行为规则,从而推动正义由个体观念走向正义共识。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困境的根源,在于规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匮乏。     

正义与共识——对罗尔斯正义观念实践功能的批判性考察

对约翰·罗尔斯而言,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指的是它能否得到民主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可,从而帮助他们在正义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了实现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他的方法是诉诸一种抽象的组织化的理念,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互相冲突的理念和原则赋予融贯性.罗尔斯所提出的这一共识的基础,即一种正义观念,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公民的认可,关键在于一种为了融贯性而做出的理论重构,相对于我们对正义的日常理解如何能够具有权威性,而罗尔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回避.这表明,为了说明政治哲学如何能够解决我们的实践分歧,我们仍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从初始到矫正:制度安排中正义问题的复杂性

正义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正义自身之诸要素间的矛盾与冲突,更表现在实现正义之道路与方式上的复杂性。而在决定正义的所有事项中,制度乃是最根本的要素。在制度决定实现正义的诸环节中,初始性的制度设计和矫正性的制度安排又是最为关键的。由于正义自身的复杂性、制度自身的有限性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人不可能设计出一劳永逸、完美无瑕的制度体系,相反,任何一种初始性的制度安排都是有缺陷的,因此,后续的制度矫正就是必须的、必要的。矫正性的制度安排如若做得"显失公正",会造成后续的不公正。观念重叠和结构重叠决定了转型中国在实现正义的道路上,注定矛盾多多、困难重重,风险与机遇并存。     

《理想国》的“诗论”考察——兼与中国早期诗论比较研究

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对绘画、诗和戏剧进行了考察,认为它们不能提供真知,诗更是激起了城邦公民的情感和欲望,破坏了由理性建构起的城邦的正义和秩序。苏格拉底将诗人与将军、法律制定者相比,认为:诗模仿心灵的低级部分,诗人是城邦正义的破坏者,扰乱心灵理性部分的罪魁祸首,并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本文通过对《理想国》"诗论"的分析,确定古希腊政治哲学、伦理学"知"的背景,与中国政治哲学、伦理学"诗"的背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厘清早期中西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的不同建基。     

从罗尔斯到弗雷泽的正义理论的发展逻辑

当代正义理论有一条基本的发展路径,即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经哈贝马斯的话语正义理论再到弗雷泽的三维正义理论。而这条路径发展和演变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什么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普遍公平的实质正义向追求参与平等的程序正义转变;在"谁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统一价值目标而采取统一行动的代理人、共同体成员或国家公民向追求多样化价值目标而进行话语交往的多元共同体、公众或个体转变;在"如何正义"问题上,从以经济再分配为根本向以经济再分配、文化承认与政治建构并重转变。在正义理论的这一发展过程中,民主对于正义的构成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正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