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道德论的文化剖析

<正> 董仲舒的道德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为依托,以加强社会控制为目的,继孔孟道德修养论之余绪,折中荀韩治国方略,使思想境界培养方面的强制灌输与自我反省熔铸为一,从而确立了封建道德的总原则,建构了封建道德的基本体系,在理想人格、价值取     

朱熹"禀气"说与人的道德先在性

朱熹强调后天的努力对个体人道德修养提高的重要性,故而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但是不可否认朱熹在探讨个体人的道德水平高低时,认为“其气质有清浊偏正之殊,物欲有浅深厚薄之异”,认为人的道德和出生时的“禀气”有关,具有先在性,具有先天的因素。他从“禀五行之气”与“五常”、“禀气与人的善恶的先在性、用“禀气”论证人道德根性上的差异的先在性三个方面,用“禀气”说明了人的道德先在性。     

兼祧思孟告荀:二程性论的多维面相

作为理学的主要开拓者,程颢、程颐兄弟通过引入新概念、新范式创发的新性论,是中国性论史上极具典范意义的重要形态。由于二程对孟子性论的推崇以及朱熹对二程直承孟子系谱的强化,学界向来多以孟子哲学为二程性论的不二源头。事实上,深入考察二程性论及其对先秦人性思潮的扬弃即可发现,这种"一线单传"的系谱构建方式有待省思。二程论性不仅承继孟子学派,亦兼容涵摄子思、告子、荀子等多家学派,堪称多源;在多源背景下,二程性论展现出了实质之辩(情性德性)、价值之辩(性善性恶)、人物之辩(性同性异)等多重面相,堪称多维。多源、多维审视有助于对二程性论及整个理学性论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     

陆王“心学”的道德修养论

陆王“心学”是以南宋时期的陆九渊为开山祖,由明中期的王守仁加以系统化、精微化,并以此二人为主要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注重道德修养理论,培养道德完美的理想人格,是“心学”的主题。 作为封建社会的杰出思想家,陆象山、王阳明对他们所处社会的道德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在他们看来,维护封建秩序,不能依靠间接的知识和手段,也不能单纯依凭政治军事措施,只从表面上清除“恶”,而是要使人们都真正从内心里树立起封建道德的权威,都自觉地以封建道德规范约束自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王廷相的道德修养学说

王廷相的道德观,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的。“圣人”是道德理想的最高人格;“存理去欲”是通过道德教育达到“圣人”境界的根本途径;而“动静相养”又是“存理去欲”的基本修养方法,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学说。本文就王廷相的修养学说谈一下粗浅的看法。 在道德修养上,王廷相同周敦颐、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如何才能“存天理,去人欲”呢?这需要做一番道德修养的工夫。这个工夫,周敦颐叫做“主静”,程朱叫法“主敬”,而王廷相则叫做“动静交相养”。这是王廷相道德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即工夫即本体”:《孟子·告子上》“求放心”说的工夫论特质

《孟子·告子上》有“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的论断，“求放心”也就成为中国哲学道德修养论中的“公案”。在孟子那里，“放心”是指因利欲熏染而不能始终“居仁由义”和不能自觉“居仁由义”的“个体之心”,但“放心”不代表“本心”“良心”的“丢失”,只是被“遮蔽”而已；“求放心”是自我主体性的自觉发挥，是“本心”“良心”的自我澄明，体现了“即工夫即本体”的工夫论特质。孟子论“求放心”是以善根本性为始基，以“性”“情”“才”(“四端之心”)的“三位一体”为内在逻辑，贯通生存世界中善恶杂陈的“实然”镜像与可能世界中的性善“本然”,挺立意义世界中道德判断和价值评判的“应然”,其本质是以“应然”的“求放心”工夫回归“本然”的性善世界。尽管先秦儒学并没有“工夫论”的具体概念，但其道德修养论对工夫论的有益探索，为后来宋明新儒学构建工夫哲学夯实了思想基础。     

清初理学转向与张履祥“敬义夹持”的道德修养工夫

作为对晚明王学的反动,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学术侧重于道德修养的具体实践工夫,继承朱子“居敬穷理”而突出“敬”；继承孔子“博文约礼”而突出“礼”；又继承二程“敬义夹持”以强调“主敬”与“约礼”的内外结合.这两者又表现为“从主静到主敬”、“从穷理到约礼”两方面的工夫论转向,“主敬”则以天理为内在修养之依据,“约礼”则以礼义为日常处事之准绳,二者相辅相成,落实于人伦日用,从而凸显其理学的实践性.     

朱子对程门后学心性论思想的批判和总结

心性论是洛学建构的核心内容。程朱之间的程门后学接续二程,阐释和深化洛学的核心话语,使心性论思想上的分歧和共性更加显豁地展示出来。朱子为重塑道统,采取扬弃的态度审视程门后学的心性论思想,从气质之性、工夫论、仁学三方面对程门后学的心性论思想进行反思、批判、总结和开新,最终建构了集大成的闽学体系。     

天崇拜传统与天主教名称的由来

中国传统文化对天的崇拜源远流长,自夏、商、周以来已形成完整体系,并深入社会各阶层。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也非常重视对天的崇拜,《礼论篇》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在儒家经典中有把“天”解释成天命、天理的倾向,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生德于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之谓性”、“尽心知性,尽性知天”等。这种天的含义中带有重视天,但更强调人的意味,为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们广泛接受。中国历代统治者也把自己的政权与…     

罗国杰道德修养论的基点

道德修养论是罗国杰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三个最基本的起点,即重视自我反省的道德修养方法、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追求奉献社会和国家的理想人格。罗国杰道德修养论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优良道德传统,致力于引导人们在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宏图大业中,知行合一,充分发挥个人的道德自觉性和道德能动性,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     

记忆与遗忘：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的内在张力

记忆与遗忘构成了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中的内在张力。理学家对道德本体之记忆与修养工夫之遗忘的两层划分，有助于厘清其间的纠葛。本体记忆在经验层面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展现自身，并决定了经验层记忆内容的变异。由于经验中包括记忆在内的体验活动具有指向性(指向时间中的外物)、属我性(归属于自我)等特征，理学家在讨论遗忘工夫时，从“忘我”和“忘物”两个向度展开。他们通过解构经验层的自我和将道德自觉提升到前反思的直觉状态两种方式，获得“遗忘”的直接性，又通过对道德习性的培养获得本体记忆的道德主宰性，从而巧妙地解决了道德意识直接性与清晰性(主宰性)的冲突。     

清初学风流变与黄宗羲的《孟子师说》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识的意义从属于道德修养或政治需要.清初以降,这种知识和道德的关系出现了变化,清初孟学研究的种种特点便是明证.黄宗羲之孟学注重挖掘孟子思想中的实学内容,将“性”与“习”相联系,重视客观之“习”对人性之道德修养的作用;将“学”与“良知良能”并重,凸显孟子尊重知识的形象;借“人心道心”之论肯定人欲的合理性,而对客观现实的肯定使得知识具有了突破以道德为基础的传统束缚的孔道,成为乾隆年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重知思想”之先导.由此,传统思想中知识逐渐脱离道德权威的钳制而具有了独立的、前近代的意义.     

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探析

荀子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性恶论者。他一方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人性本恶论;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和道德修养论。荀子肯定了性本恶之人在礼义法度等外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不断弃恶从善、积善成德的可能性。他提出的以追求圣人和君子为人生境界的道德修养理论,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     

二程心理思想研究

程颢和程颐是北宋时代的唯心主义思想家,被人们称为二程。二程之学又有“身心之学”和“心性之学”之称,他们的心理思想较为丰富,对后世,尤其是对朱嘉影响较大。本文从“心”、“性”、“情”、“学”等四个方面对二程的心理思想作了初步研究。     

孟子“存心养性”的修养论

孟子倡导促进社会和睦的道德观念,并从理论基础、理想人格、修养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道德修养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梳理与借鉴孟子的道德修养论,对于建立和完善现代道德修养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的道德进步和人格健全,无疑具有最直接的现实价值。     

“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梁启超的道德继承论浅识

“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梁启超的道德继承论浅识●温克勤在近代史上,梁启超以批判封建旧道德,宣传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著称,他的“条理清晰,笔端常带情感”的道德文章“别具一种魔力”（见《清代学术概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者、维护者。他...     

如何理解"德得相通"

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可折射出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础与取向,必须对之予以正确阐释。“德得相通”应该理解成“德”与“道之得”、“心之得”意义上的相通,不应该似是而非的理解成“德”主要与“利之得”意义上相通,更不能把如此理解的“德得相通”视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应该是以提升自我德性和实现理想人格为主旨,强调克己尚义的道德价值论。     

试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传统道德修养理论的继承与超越——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

在中国近代的道德转型中,许多学者对建立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体系、批判封建旧道德、驳斥西方资产阶级道德等重要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少奇对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论述,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将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的必要性植根于中国革命实践,从历史发展和人性可变的角度论证道德修养的可能性,并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基础之上强调道德修养的实践途径与方法,反映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继承与超越。     

孔子“忠恕”思想发微

“忠恕”在孔子儒学中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朱熹解释其意义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这就准确地指出了它在词性上既有形容词性又有动词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含义不会局限于道德一域,而是具有极丰富的内涵。具体说来,它同时具有个人道德修养、社会政治实践和知识论三个层次的含义。当然,这三者在“忠恕”中是一个以一贯之的混融整体,我们这样区分,纯粹是为了论述的方便。     

孙中山梁启超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深刻地比较孙中山和梁启超伦理思想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伦理的转型.在国民道德改造论上:孙中山和梁启超都对近代中国国民道德中的劣根性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思,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但是他们改造国民道德劣根性的具体方案不尽相同,具体而言孙中山则主要主张启发国民心性,梁启超主要主张新民说.在道德修养论上:他们都认为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必然提高,所不同的是孙中山主张的是以修身为本的道德修养论,梁启超主张通过存养、省克等途径来提升国民的道德修养.在中西文化合璧论上:他们的伦理思想中都汲取了大量的中西文化资源,但是在中西文化合璧论的大的基础上也有一些不同.关于中国文化的优长之处,孙中山比梁启超有过更多的论述.此外,梁启超关于中西文化的整体性认识,要比孙中山全面和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