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中个体主动性行为“利与弊”

个体主动性行为是组织中个体主动做出的面向未来和面向变革的工作行为,近年来成为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1)在研究主题上,多数研究发现了个体主动性行为可以带来正向结果,个别学者也注意到了个体主动性行为的代价;(2)在分析视角上,主要包括个体主动性行为对个体层面和组织情境层面的正向与负向影响;(3)在理论机制上,个体主动性行为的"利弊"效应可用优势互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归因理论来解释。未来研究可着重进行以下理论整合:(1)从个体主动性行为类型出发,基于智慧主动性的视角揭示其内在机制;(2)从主动性行为者和观察者特征两面性的视角,实证探讨其背后机理;(3)从主动性行为主客体特征的发展视角进行动态研究。     

强迫倾向与大学生网络闲逛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考察强迫倾向与大学生网络闲逛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边界条件,对502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强迫倾向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闲逛;(2)错失恐惧在强迫倾向与大学生网络闲逛之间起中介作用;(3)关系型自我构念在强迫倾向与错失恐惧之间起调节作用,当关系型自我构念水平较高时,强迫倾向更容易引发错失恐惧从而导致网络闲逛。研究结果揭示了心理健康状态对网络闲逛行为的影响,对该领域的后续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动机视角下员工时间偷窃的产生机制及影响

员工时间偷窃往往被认为是负面的职场偏差行为,会给企业带来不容忽视的损失。以往研究尚未系统探讨其产生机制,对其影响的研究更为有限。因此,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偷窃尚无定论。本研究从员工视角出发,构建时间偷窃动机的理论模型,并通过质性研究整合时间偷窃的具体动机并编制相应量表。在此基础上,从行为者和观察者视角探讨不同动机驱动的时间偷窃对职场行为的影响及机制,进而探究如何有效干预消极动机驱动的时间偷窃及其影响。本研究旨在全面理解时间偷窃动机,阐明不同动机的时间偷窃带来的差异化影响,为有效预防和干预时间偷窃问题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观察者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反应及其反馈效应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是近10年来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相较于已得到广泛探讨的UPB形成机理研究, 当前关于UPB的影响效应研究还相对有限, 且主要聚焦于领导UPB对员工的影响, 以及自我反馈下UPB对行为者的影响。借鉴并受到对应推论理论(correspondent inference theory)和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中有关观点的启发, 构建了一个同事间围绕UPB的社会互动模型。模型指出, 观察者在看到同为员工身份的行为者实施UPB后会对此进行结果预期和动机归因, 继而在观察者正直性的调节下引发相应的心理与行为反应; 进一步地, 行为者在接收到观察者对其UPB的行为反应后会对这些反馈背后的意图进行解读, 进而影响其后续行为变化。最后, 从观察者对UPB的道德判断、与UPB“不道德”属性有关的认知评价、UPB行为者行为变化的过程机理等方面提出理论模型的拓展方向。     

积极应对还是逃避? 主动性人格对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压力转换理论,考察主动性人格对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调节机制,尤其是应对策略对整个调节机制的中介作用。通过对9家企业的249对上下级匹配问卷分析发现,主动性人格对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于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而言,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负向关系更弱;主动性人格正向影响积极应对策略,负向影响逃避应对策略;积极应对策略对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员工采用积极应对策略时,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负向关系更弱;积极应对策略中介了主动性人格对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拓展了主动性人格、应对策略及职场排斥的关系研究,也从排斥应对的视角为实务界提供了实践指导。     

建言行为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道德凭证机制的研究

基于道德许可理论的道德凭证机制以及道德一致性的理论线索,探究了在职场排斥调节作用下以及在感知的建设性变革责任的抑制性调节作用下,建言行为通过心理权利影响政治行为的过程。对555名员工及其上司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职场排斥作为边界条件影响下的建言行为通过心理权利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政治行为,而感知的建设性变革责任作为抑制性边界条件负向调节心理权利的这种中介关系。研究结果从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了职场排斥是激发建言行为通过心理权利产生道德凭证效应的边界条件,而感知的建设性变革责任作为边界条件能够抑制这种效应的发生。     

恶意报复还是认同驱动?新员工的角色社会化程度对其职场排斥行为的作用机制

以往关于职场排斥形成机制的研究, 主要是基于冲突-报复的视角, 验证了人际冲突对职场排斥具有稳定的预测作用, 而这个解释逻辑很可能对新员工并不适用。本文基于角色认同理论, 考察新员工的角色社会化程度对其职场排斥行为的作用机制。通过对多阶段收集的249对新员工上下级匹配问卷分析发现, 在控制了经典的冲突报复机制之后, 角色认同机制能够解释新员工的职场排斥行为。具体来说, 结果显示：(1)新员工的角色社会化程度负向影响其职场排斥行为; (2)工作疏离感在新员工的角色社会化程度与职场排斥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3)发展性反馈在新员工的角色社会化程度与工作疏离感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进一步, (4)发展性反馈调节了工作疏离感对角色社会化程度-职场排斥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职场排斥行为的研究视角, 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而且从角色认同的视角为组织管理新员工的职场排斥行为提供新思路。     

组织(不)公正对组织报复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

组织报复行为是员工因感知组织及其代理人不公正而针对他们采取的惩罚行为, 它是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工作场所现象。总结现有综述文献, 存在缺乏系统梳理、不重视解释机制等重要问题。根据(不)公正感知类型复杂性和(不)公正感知主体两个维度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从解释机制角度出发, 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自我控制、情绪和资源理论等解释机制, 并整合不同解释机制, 同时增加对观察者视角的讨论。     

职场网络不文明行为:现实与虚拟的溢出和反溢出机制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职场不文明行为的面对面形式,发现了其在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间的溢出和交叉效应。但近来研究指出,职场不文明行为的虚拟形式有其特殊之处,并具有更加恶劣的影响后果。在综述已有的网络不文明行为研究基础之上,引入社会临场感的概念,总结了职场不文明行为在现实工作领域和虚拟工作领域之间的溢出与反溢出机制;并基于此提出多个研究展望,建议未来研究以此为出发点,考察职场网络不文明行为的不同演变模式。     

组织中个体主动性行为“利与弊”

个体主动性行为是组织中个体主动做出的面向未来和面向变革的工作行为, 近年来成为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 (1)在研究主题上, 多数研究发现了个体主动性行为可以带来正向结果, 个别学者也注意到了个体主动性行为的代价; (2)在分析视角上, 主要包括个体主动性行为对个体层面和组织情境层面的正向与负向影响; (3)在理论机制上, 个体主动性行为的“利弊”效应可用优势互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归因理论来解释。未来研究可着重进行以下理论整合: (1)从个体主动性行为类型出发, 基于智慧主动性的视角揭示其内在机制; (2)从主动性行为者和观察者特征两面性的视角, 实证探讨其背后机理; (3)从主动性行为主客体特征的发展视角进行动态研究。     

职场地位:多面性及其动态影响机制

职场地位是职场人士竞相争取的宝贵资源, 不仅有助于个体获得影响力, 改善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行为表现, 而且能促进组织的有效运转。然而, 在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中, 职场地位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本研究拟基于4个时间点的纵向数据, 采用潜增长模型分析方法, 探讨职场地位随着时间推移的动态变化规律以及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动态影响机制, 并揭示职场地位双面性的形成机制。本研究不仅系统探讨职场地位的动态性、双面性等多面性特征, 而且为组织管理实践防范职场地位的阴暗面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     

职场排斥对培训行业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研究采用问卷法,以安徽、天津的培训机构中的401名在职员工为研究对象,以组织支持感作为中介变量,以积极心理资本作为调节变量,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探讨了职场排斥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的建言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职场排斥水平越高,其建言行为水平越低。(2)组织支持感在职场排斥与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职场排斥通过组织支持感影响员工的建言行为。(3)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受到积极心理资本的调节,积极心理资本会增强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     

失却锋芒：父母性别偏见对女性职场表现的负面影响

父母性别偏见对女孩影响的研究多聚焦于幼儿与青少年时期家庭领域,忽视了其对女性成年后工作领域的深远影响。基于自我概念理论,探讨了父母性别偏见对女性职场表现的负面影响机制。基于225份多时点、多来源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父母性别偏见通过降低女性自尊加剧其职业妥协;(2)职业妥协负向影响女性工作绩效和创造力;(3)父母性别偏见依次通过自尊、职业妥协削弱女性工作绩效和创造力。研究结论从原生家庭界面拓展女性职场表现研究视角,为识别影响女性职业选择和职场表现根源因素、促进职场性别平等和女性职业发展提供新思路。     

职场欺负的旁观者：角色、行为与影响机制

职场欺负作为一种消极人际行为, 会影响到与行为当事人双方处于同一生态系统的旁观者的身心健康, 而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中的不同角色和行为(支持受欺者或实施者, 或袖手旁观)又会反过来影响职场欺负的发展态势。旁观者的公正道德观念及其对职场欺负的情绪体验, 通过社会交换和学习过程, 影响着他(或她)在职场欺负中的行为。     

构建职场排斥三方互动的理论模型——社会平衡理论的视角

职场排斥是一个多方互动的过程, 不仅牵涉到被排斥员工, 其他参与方对于职场排斥的产生和发展也能起到关键的作用。然而, 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被排斥者的视角, 研究职场排斥对其造成的影响, 未能全面揭示职场排斥的互动过程。从社会平衡理论的视角出发, 职场排斥可被视为被排斥者、排斥者及第三方互动的结果, 排斥者特点、第三方道德判断、排斥者与第三方交互作用都将影响职场排斥的发生及发展。由此, 职场排斥的理论视角能够得到有效拓展, 管理实践也能从中获得抑制职场排斥行为的启示。     

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溢出和交叉效应:超越职场范围的负性作用机制

以往研究通常考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对接收者个人和工作场所内相关结果的影响。而近来研究指出,无礼行为会超出工作场所的界限产生溢出效应,且工作场所无礼行为会对接收者之外的他人产生消极作用,即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交叉效应。在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溢出和交叉效应的产生机制,包括消极情绪和情感在无礼行为溢出效应中的中介机制,以及压力传递在无礼行为引发的消极情绪和行为反应与工作-家庭冲突中的中介角色;深入探讨了共情在无礼行为交叉效应中的调节机制和社会阻抑在无礼行为交叉效应中的中介机制;并建议未来相关研究选取新的结果变量视角、探究新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以及进一步整合无礼行为的溢出和交叉的连锁效应机制     

职场排斥的作用机制与本土化发展

职场排斥是组织情境中的负面行为,会对员工的心理状态、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以及组织绩效造成严重的影响,近年来得到了学者和管理者的关注。研究主要从职场排斥的概念、测量工具、与其它概念的比较及实证研究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中国文化的权变作用。未来研究应从中国的组织情境特点出发,继续完善职场排斥的概念和维度,扩展研究层次,深入分析影响机制,结合中国文化对职场排斥展开本土化研究,丰富研究视角。     

领导学研究中的下行传递效应:表现、机制与条件

在领导学研究领域,对下行传递效应的探讨逐渐兴起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下行传递效应是指在组织情境下,领导者的特征和行为通过组织垂直的管理层次自上而下地进行传递,最终引发下属和团队相同特征和行为的过程。从现有研究(50篇实证文献、62个独立研究)来看:(1)研究者主要考察了类状态特征、情感、认知、态度、行为和关系6类下行传递效应;(2)领导-下属/团队间的下行传递效应会进一步影响下属、团队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顾客)的态度、行为和绩效;(3)下行传递效应主要通过情绪传染和情感事件、社会交换、社会认同、社会学习、社会信息加工机制而发生;(4)下行传递效应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边界条件,其效应强弱受领导、下属/团队和情境特征影响。未来研究应扩展下行传递效应的研究内容,深入讨论这种效应的影响效果、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并进行跨文化考察。     

受害者视角下职场不文明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的双路径机制

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职场不文明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及作用边界。通过问卷调查315份员工和领导的配对样本数据,结果表明：职场不文明行为负向预测组织公民行为,情绪耗竭、组织自尊中介了职场不文明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心理韧性调节了情绪耗竭、组织自尊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     

消极情绪在程序和互动不公正感与员工偏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传统性的调节机制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341名员工及其同事进行调查,从情绪和文化传统性视角,探讨了程序和互动不公正对员工偏离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消极情绪是组织不公正感对员工偏离行为作用的中介变量;(2)传统性对组织不公正感对员工偏离行为的影响作用具有调节效果;(3)使用总效应调节模型对消极情绪在组织不公正感对员工偏离行为的中介效应及传统性的调节作用进行综合性分析,发现传统性主要在第二阶段,即消极情绪对员工偏离行为的影响作用上调节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