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周人的天命思想

略论周人的天命思想杜勇在周人的宗教观念中,天与帝实为一神之异称,并非两种不同的神灵。周人在克殷前后将自己所尊之天与殷人所尊之帝刻意接合起来,从而使之成为可供万民普遍信仰的至上神灵。周人的天命思想就是周人以天帝为崇拜对象并由此产生的一种宗教观念,其基本...     

论“殷周之变”与早期人文主义的缘起

一般认为,商周天命观之变革在于周人以道德之天、伦理之天取代殷商的命定之天与前伦理之天,从而确立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德治传统,表现出“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或者“道德人文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以德受命”“为政以德”可能是源自殷商的一贯传统,而非周人的创造。周人的贡献在于,否定任何氏族、王朝与天“有亲”的观念,将“德”作为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总体上呈现如上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理性精神的高歌猛进与绝对胜利:一方面,道德性成为天命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西周的天命观仍带有“不完全理性”的成分,与天道“有亲”的观念通过其变形依然得以留存,甚至对春秋末期孔子的天命思想犹有影响。     

前诸子时期观念理性化进程的知识线索——以“天”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在前诸子时期观念理性化的进程中,知识这条线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一直以来,这条线索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或展开思考。全文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观念初始:神人沟通的世界;二、知识的积累;三、理性的生长;四、从宗教天人观到自然天人观;五、从宗教天命观到自然天道观;六、从自然天道观到普遍的法则观念;七、无神观念与理性精神。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一线索的梳理,呈现出知识与理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看出知识发展对于理性生长与确立的重要意义。这一线索虽是观念理性化进程的中国样本,但它属于整个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为诸子哲学的出场做好了铺垫。     

孔子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

在周初"以德配天"、"保民而王"的观念下,天对"德"的鉴察重点指向王者的功业而非个体的德性,这使当时的天命观呈现为一种政治化的贵族式天人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孔子的仁学立足于个体的安身立命,将周初的天命问题由外在的承领转作内在的证悟,提出了对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的思考。他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使得儒家之天实现了从纯粹主宰之天向形上的价值本体之天的超越。孔子对天作为价值本体的认识,与春秋时期天从意志之天(礼法道义的晓告、赐予者)向价值本源之天(天道)的转变有关,在这一点上,他尤其可能受到了齐国政治家晏子的天道观的影响。     

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探析

"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论帛书《二三子问》的天道与德政

帛书易传《二三子问》所蕴含的丰富政治哲思,是在天人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其德政纲领与理想境界,都与其天道观内在相契,这昭示了其政治哲学的体系性。顺应天道时变是合理施政的前提,《二三子问》正是基于对天道客观性的警惕,充分阐扬了谦卑、忧患、尊天与重民之德。谦卑的哲学基础是人相对于天道的有限性,外在依据则是贤人辅佐之裨益、体察民情之需和执政之忧患。为政者必须倚重于心的"精白",即清明无私的觉察和洞见"几微"的能力,才能保证施政决策与实践得当。"精白"不仅是狭义的认知学说,更关乎政治实践的心性修养。尊天与"敬众"和"敬官任事"互为一体——将外在的天(天道、天命及其所赋予人的具体政治职责)、民众(包括贤人)以及主体内心"戒慎""精白"修养三方面都作为政治行为的约束力量,兼具自律与他律,这也是先秦重民思想的深化。"敬众"表现在抽象的道(德)必然下降于人间社会,求得心物感通和人际协作,及重视"法物"即典章制度建设。其天道观一方面褪去了先秦宗教性和人格化色彩,凸显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则继承了西周以降敬畏上天和天命的思想,天道仍保持超越性,发挥着价值源泉的作用。     

天命的纠缠与人文的觉醒

【】武王克商的事实促使周初的统治者反思权利更迭背后所隐藏的“秘密”,促使他们赋予权力更迭以某种思想逻辑。周人继承了殷人的天命观,将自己的历史叙事置于天命的权威之下,同时指出,天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权更迭的过程就是天命转移的过程,“德”是沟通天命与人事的纽结。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建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帛书《易传》三篇阴阳观辨析

帛书《易传》谈及阴阳概念集中在《二三子问》《衷》和《缪和》这三篇解《易》文献中,《二三子问》开篇言"龙之德",以"龙"之神能总述阴阳变易观,包含能阴能阳和变与不变两方面的内涵,以此突出由变化之极而衍生的宇宙万物化生之义。《衷》开篇即提出"《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将抽象的阴阳概念落实到阴卦与阳卦、刚爻与柔爻上,核心是刚柔之变化,由此引申出乾坤、刚柔、动静、天地、文武之大义。《缪和》篇则从天道处立言,其曰:"凡天之道,一阴一阳。""阴阳",诸家多以"四季"解,其实不然,"阴阳"当谓"日月",此乃古书常例。此言天道对立转换的客观规律,可称之为自然天道观,与荀子的天论有某些相同之处。综上,帛书《易传》以阴阳变易观总述事物发展的两重性特征,又以刚柔变化和自然天道观深化之,具体地阐发、运用了传世本《易传》的阴阳概念。     

“天命”与“天道”——春秋时期“天”崇拜观念之嬗变

自西周晚期开始,"天命"观逐渐超脱于政权的含义,转化为个体生命祸福的依凭,"天"与"人"建立了普遍的联系,"天命"开始具有恒常之"道"的涵义,个人无法逃遁的命运意义由此而生。恒常之"天道"因其规律性成为可被观察解读的对象,星占之学至迟自春秋早期始即在列国中流行,成为据"天道"以知人事的理论依托,掌握天文、熟识史事的史官则是演释"天道"的新兴群体。不再为天子所垄断的"天命"由于解读方式的多元化,变得错综复杂甚至任人阐释,致使当时的信仰世界并不存在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天命"或"天道"观念。     

论孔子的天命、人性及政治价值依据

孔子对天命的理解和体认,是在对殷周时期对天的基本价值观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的天命观,经历了一个由信仰、怀疑直至超越的历程,经历了由神学、道德天命观向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转化的过程。在人性论上,孔子作为“人性”理论的首倡者,奠定了以后儒家思想中对人性问题叙述和理解的基调,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后来的孟子、荀子将人性问题从善恶两个方面做了极端性的发挥。本文指出,由于受殷周以来传统政治思维模式的影响,孔子把其天命论、人性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政治价值依据。如果说天命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外在价值依据,那么,人性则成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内在价值依据。孔子的思想体系正是寻找到了具有超越性的两大价值依据,因此,不但具有了超稳定的仁—礼政治结构模式,而且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社会与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资源。     

先秦儒家“化”观念研究

"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观念,源于形而下的生活经验的累积形成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先秦儒家智者将其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成为天道观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使天道之"化"贯通于人道,因而"化"之观念在人道这个层面重在教化。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化之根基都本于"诚",正是"诚"之贯通使儒家"化"观念统摄宇宙人生,而化的最高境界在天道可谓之"神",在人道则是"参",即人通过教化重回天地人共在的场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易传》天人观浅析

《易传》提出了一系列精湛的思想,启迪了后人。它突破孔孟天命观的束缚,接受老子“域中四大”思想,肯定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它既承认天人相通,又承认天道与人道的区别,开了荀子、刘禹锡“天人相分”之先河。它的知天思想,既超出了孔孟,又高于老庄,是荀子“制天命”的先导。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和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与荀子相比,较为正确地解决了自然与人的关系。     

论荀子天人观在汉代知音难求的原因

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在汉代知音难求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汉代的科技仍不发达,无力对天人关系做出正确的认识。第二,认为天有人格意志是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的"历史惯性"遮蔽了荀子的自然天道。第三,在专制权力日益巩固的汉代,士人没有足够的现实权力制衡世俗权力,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宣扬天道权威,促使世俗权力特别是专制皇权信仰天道、敬畏天道,进而形成弃恶从善、改善民生的心理机制,而荀子的自然天道观解构了人们的形上信仰,不利于汉代士人上述政治目标的建立,故遭士人集团的抛弃。第四,汉代士人强化的天道权威被统治集团所利用,把其转化为麻痹民众、改善民风、稳定政权的统治工具,而荀子的自然天道观与统治集团的这一企图不相符合。     

超越神权政治--西周时期伦理政治的形成与确立

众所周知,殷商时期是无限神权政治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天命神权是国家政治及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一切都围绕天命神权而展开。周代殷兴,刚刚取得国家政权的西周统治者不得不重新检讨和思考如何对待殷商意识形态的核心,即天命问题,这成为西周统治者处理一切问题的契入点。一从“我生不有命在天”到“天命转移”理论天命观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第一个意识形态。夏商统治者毫无例外地都把政权的获得视为天命神权庇护的结果。夏桀以为天命神权庇护夏政权就像太阳永不消亡一样久远;由于“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1],百姓发出了“时日曷…     

论儒家的祭祀文化及其生态意义

儒家文化是自然祛魅之前的文化,它对于自然保留着神性或神意的看法,承认自然之"魅"。其所谓自然之神意或魅是自然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神妙莫测的运行机制和力量。儒家文化通过祭祀表达对于自然的敬畏和报答,这叫做"报本反始"和"仁至义尽"。祭祀之礼的生态意义在于它把人从属于自然,从属于天道,使人和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促使人们对于自然保持敬畏的情感。这是一种在宗教掩盖之下的生态循环观念,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表现。     

清华简《命训》与墨家“命”论之比较研究

清华简《命训》篇论述了“大命有常,小命日成”和“司德司义”“赐之福”“降之祸”的天命观,此与墨家的天志、明鬼、非命等思想多有相似之处。这两者皆是对西周以来道德本位的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除了揭示道德与非命之间的关系外,清华简《命训》还强调“道天莫如无极”以树立天的权威,并通过“明王”来“道天正人”。在这一点上,墨家思想与其存在较大不同,这体现出两者对西周天命观念的不同发展路径。     

“德”与“得天命”的关系——西周“德”观念的一个问题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符号。对此学界存在两种流行解释:一是沿着"德者得也"的传统训诂,将其解释为得自天命者;二是基于"以德受命"的思想,将其看作受天命之依据。此二者存在一定的张力:后者更能反映周人所言"德"之义;前者之所以流行,既有传统训诂的影响,也与西周"德"之话语的歧义性有关。考察"德"与"得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把握西周"德"观念,也便于发现"德"在后世所发生的重大转型。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孔子天命意识综论

孔子有极深刻的天命意识 :他注重对神的体验 ,认为神是现世道德的本源和保证。孔子天命意识解决了道德的本源问题 ,可以为道德实践的主体提供心理支持 ,并对芸芸众生 (尤其是最高阶层 )发挥规范作用。孔子天命意识的意义 ,还可以从与之关系密切的几个历史人物身上 ,得到说明 :屈原最终用经验事实 ,否定了天命佑助善良的观念 ,但是 ,屈原恰恰因为彻底拒绝神的眷顾 ,而承受了人间最大的凄凉和孤独 ;司马迁一方面流露了对天道疾恶向善观念的浓重困惑 ,一方面却坚持天命对道德的眷顾 ;王充明确论定天命与德行了无关联 ,但却并没有否定儒学天命观的独特价值 ,即“合于人事”。要之 ,不论是就理论与实践言 ,还是就历史与现实言 ,孔子天命意识均不容回避     

中国生命哲学探源:《管子》生命本源论

《管子》哲学意义上的道分为天道自然之道、客观真理之道、万物本源之道三个层面。《管子》天道观体现出春秋时期过渡的特征,既有对天道、上帝的崇拜与祭祀,又有对在逐步构建自然天道的客观真理性认识。《管子·经言》组较早的把生命现象与"道"联系起来,奠定了万物本源之"道"论的逻辑起点,这也是中国生命哲学的真正源头。《道德经》成书当晚于《管子·经言》组,《道德经》万物本源的"道"论是对《管子·经言》组中被赋予生命意义的"自然天道"之提升。《管子》哲学意义的三种"道"论指向不同,但却有相同的特征,表现为虚静、广博、周密的特征。物质性的水、精气作为万物本源,代表着从本源论上逐步建构起春秋古典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架构。《管子》"水本源论"形成有其内在逻辑,其成文当在《管子》四篇之前。     

荀子“道”与“人道”关系新探

先秦传统天命观统摄着祭天、祭祖基础上的人道———宗法礼制。荀子以天人相分的新命题,使传统天命观中的"天"裂变为统摄自然规律的"天道"和统摄社会规律的"人道"———礼、法,最终在更广阔的宇宙论层次上使"天道"与"人道"统摄于"道"之下。他把人与自然关系建立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从而否定了天命,肯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然而在荀子所谓的"人道"中并没确立社会个体的主体价值的平等性,而是被束缚于那个时代的宗法等级之下。由于荀子的儒家立场和圣人本位,致使他在为学的态度和旨归上把"道"最终统摄于人道———礼、法之下。荀子"道"的超越性与"人道"的保守性纠缠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