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与辨正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学界多有关注,但不曾结合仁、爱的分合关系和心性、工夫论的内在关联等内容进行专门考察。朱子的心性论与其工夫论关系密切,其心性哲学为其工夫修养提供理论基础。在己丑之悟后,朱子通过新建“心统性情”之心性结构以凸显“情”的心性论实质。立足于工夫论的角度,朱子一方面批判二程门人杨时、谢良佐及其后学的“离爱言仁”说无警切之功、沉潜之味,不合圣言,空而不实;另一方面,他主张以爱推仁、因爱知仁、以爱之理释仁,倡导升高自下、下学上达、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论路径。这彰显了朱子由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及其理学心性、工夫论建构的发展与完善,透显出其与时俱进地建构理学、大力推动传统儒学创新性发展的努力。     

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进路与义理架构

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进路有两步:一是"即心言性";二是"以情论心"。这个进路有三个关键概念:心、性、情。它们是一体三面的关系,即性即心即情,只不过性是从自作主宰的存在而言,心是从性之自明自觉而言,情是从心性呈现及内在动力而言。由此就形成了孟子性善论"心性情为一"的义理架构。这个结构可以分别从心、性、情等方面来切入理解,于是就发展出中国哲学史上"以觉训仁""以爱训仁""致敬""致良知"等不同的进路和理论形态。     

"仁"的起源探本

“仁”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观念,但追究其原始内涵,则尚无精确答案。早在《说文》中,仁就有三形三义,究竟哪个是“仁”之本源字形？许慎放过了这一重大问题。但这里留下了“仁”的本源的疑难也留下了如此的线索。本文通过甲文中“尸”字,与夏商周沿习的尸祭之礼,揭示了许慎“仁”字“从尸”的原因,说明它是仁的原始正字。又从甲文中“尸”与“人”的区别,说明“从人二”绝非本源的“仁”的内涵,同时也说明了“从千心作”之仁乃是在“从尸”之仁含义上衍生之意。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仁”的原始内涵不是横向的人偶相爱。而是悼亡哀死的纵深的内在心性;“仁”的源起早自夏商西周开始,而春秋时显要的人相偶爱的“仁”是“从尸”之心性之仁脱离尸礼后的推己及人;还借“尸”、“夷”假借,探讨了尸祭之礼和心性之仁的发明者或最重视的部族可能是东夷古族。从而辨明了思想史上并存的心性之仁、爱人之仁、以仁为心性三者哪个是本源,以及它们演绎的次序等问题。明白这些。对于我们认识仁的真相和地位,对于通过礼更深切著明地把握仁、孝关系及孔子儒家的思想源泉和体系,对于理解老子思想中舍仁取慈的实质等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道教仙传”和“神魔小说”中的“去欲就善”思想

“道教仙传”和“神魔小说”中的“去欲就善”思想苟波道教认为，凡人要成仙，除了依据一定的方法进行身体锻炼外，还需在精神上合“道”，超越凡境凡念，即在心性和行为中符合道教的伦理要求，这也是道教神仙观念的重要内容。道教伦理从“道”以“静”为本，道“常无欲，...     

阮元的心性论及其对汉、宋学的调和

阮元乃乾嘉汉学的殿军,为其汉学之名所累,学界对他的心性之学历来关注不够。阮元以"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为宗旨,建构出哲学史上颇具特色的心性论体系。在"性"论上,消弭"天命之性",主张"血气心知即性";在"心"论上,反对以往儒学对"心"的道德性、虚灵性的诠释,而以实体化的形式论述"心",特别是反对将"心"与"仁"混而不分;在"仁"论上,主张在"以身验之"处见仁,反对将"仁"一味向玄虚高妙诠释的倾向,提倡"仁"的实践意义;在心性工夫上,提倡"居敬",反对"静坐",主张以礼节欲。阮元反对宋学"理在解语内"的诠释方式,主张"理在经文内"的解经方法,调和汉、宋,将心性之学建立在训诂之上,纠正是时宋学、汉学各执一端的弊病,吹响了清代中后期学术转向"汉宋兼采"学风的前奏。     

成玄英的无心论

本文指出成玄英的无心论建立在道家自然主义基础之上。其内涵是心的动静顺阴阳之自然,虚心忘心,无为无欲;“无心”不是心本体,而是心应对外物时所保持的自然无为状态,由此而复归真性。成玄英的无心论还探讨了心与道、心与理、心与境、心与认知、心与身形、治心与治天...     

论柳下惠的仁德及其现实价值

柳下惠是我国春秋前期一位著名的仁人,被孟子誉为“和圣”。柳下惠的仁德不仅是他个人修养而成,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本文从柳下惠的刚正、柔和、使乙喜巧退齐师、“论祭爱居非政之宜”、以诚信救国等几个方面探讨其仁的高尚品格。“和圣”柳下惠的思想道德行为,可为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其价值是常恒的。     

应该研究“心性之学”

<正> “心与性”及其关系,是孔孟学说至宋明理学的一个中心议题。搞不清楚这个问题,难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思想。讨论儒学的“心性之学”,无论对于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还是对于建构新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必要的。“心性之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式(传统)的人性论,是内圣之学,是政治观的人性论基础。中国传统的“心性”论与西方人性学说,在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把“性”分为“善”与“恶”,即不是“性善论”,便是“性恶论”。性善论与性恶论,各自的代表是孟子与荀子。他们起点和途径虽异,但归宿是相同的。孟子承孔子心仁论,不仁者,就是现代语言所谓的“没良心”。性善论在道德层面上,持性善,心性合一。荀子也讲心,但与孔孟不同,不是心性合一论,而是二元论。一般地说,荀子将心视为性的高一层次,对性具有主管职能。那么,性是什么,又何谓“性恶”呢?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杜道坚《关尹子阐玄》的心性论思想

杜道坚生活于宋末元初,是著名的茅山派道士.他的“皇道帝德”论意在为君献策,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关尹子阐玄》的探讨可以发现,他也有丰富的心性论思想,如心具造化、心死契道,天性纯一、性存合道,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回应了战乱时代人们对于身心归宿问题的高度关注.     

王重阳的心体说及其理论渊源

王重阳创全真道,以“屏除幻妄,独全其真”为宗,直指个人心性本原。王重阳立教虽以“三教归一”为标志,但根本教旨却源于道教内丹性命之学。而其崇尚心性了脱的精神旨趣实有受于唐代重玄学的趣韵,他把重玄趣味浓厚的《清静经》作为日常修持典要之一,即是例证。王重阳“心本是道,     

丘处机心性论探析

丘处机将“心”分为道心与人心,将“性”分为道性与众生性,其心性关系即人心与道性的关系。其通过由“不动心”“虚心”到“无心”的炼心过程,最终达致“心空性见”之境界。其心性论深受宋代理学与佛教禅宗影响,但又保持了全真道自身的理论特色,充分体现了全真道“三教合一”的宗旨。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务虚”与“求真”:陆王心学与伊本·阿拉比修心学说比较

<正>中国的心性之学,肇始于孔孟,发展于庄禅,完备于陆九渊,集大成于王阳明。孟子以心为宗,建立起心性论的基本框架,堪称心学始祖。南宋陆九渊直承孟子,提出“心即理”的心性观,其心性修养论与庄禅哲学存在密切联系,明儒王阳明全面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性思想,提出“致良知”的思想命题,直指本心。至此,具有完备体系和丰富内涵的心学学派正式形成,这就是学术思想界所称的“陆王心学”。     

《管子·内业》篇集注(续一)

七凡心之形,过知失生。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化不易气,变不易智。惟执一之君子能为此乎?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然则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之谓中得。     

禅机与神机：论惠能与李道纯心性论的异同

李道纯内丹心性论具有浓厚的三教合一特色,他特别推崇禅宗的明心见性思想,将其运用到内丹心性论的理论建构中。无论是对于心性内涵的理论阐释,还是对于心性修炼的功法解读,亦或是对于心性教化的旨趣论述,李道纯的内丹心性论都体现出了圆融三教的成熟性和系统性。以比较研究为视角,从即心即佛与即心即道、明心见性与性命双全、顿悟成佛与顿修成仙三个方面来研究惠能与李道纯心性论的异同,以期能够较为客观地揭示出禅宗心性论对于道教心性论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

“道统”一词出现于唐代，武周盖畅著《道统》十卷，中唐李翰则以“道统”指称道人统领、佛教领袖。北宋张庭坚《念哉圣谟洋洋》一文是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滥觞，但其“道统”是指王道之统、王统。李侗《罗从彦墓志铭》则以“道统”指称儒家道统观念，这种用法最终取代了以“道统”指称王统的用法。“道统”一词的本意是“道之统”,所以“道统”有时也会被用以指称佛、道二教之统。“道统”之“统”,既有共时性正统之意，也有历时性传统之意，两者的交汇点则是那些承递道统的贤哲，而这些贤哲又组成了断断续续的道统系谱。朱熹《中庸章句序》第一次围绕“道统”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发挥，由此开辟了新的哲学思想领域。     

略论中国古代知行观的伦理意义

在中国,哲学的本意是“爱智”与“为圣”的统一。“为圣”是最终目标,“爱智”是达到“为圣”的手段。因此,知与行范畴虽然包含有认识论的意义,但基本上是作为伦理学范畴来使用的。《论语·述而》上讲,“子有四教:文、行、忠、信”。都属于道德修养的范围。孔子倡导“学”,他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来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要,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同上)这里的“学”包含知行两方面的意义,都是围绕“忠”、“孝”等道德原则而论述的。孔子之后,     

原“仁”

学者们对于“仁”之本字的认定,从重视的部件而言有三类观点。笔者从诸多学者所忽略的“忈”字出发,指出仁字的各个构件同样重要。“仁”字的右半边是“心”的省文而不是“二”,仁之本字为“(?)”(不同于“伈”)。谈到“仁”之本义,不能不提到“相人偶”,“相人偶”是一种表示君臣上下互致敬意的礼仪。郑玄以“相人偶”释仁是深切儒家之脉的,至于以“亲”、“爱”、“人”等释“仁”,是孔子将“相人偶”之义加以扩大延展,并经后世诸儒进一步发挥的结果。     

泛爱与乏爱

近年来,培养孩子有爱心和感恩之心一直是很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话题。而一份对“问题儿童”的分析发现,孩子缺乏爱心和感恩之心,是父母（教育者）给予他的爱的方式不恰当,主要为两种方式,即“泛爱”与“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