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尼阁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明未来陕西的首位神父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他约于万历44年(1616)随从经他在扬州劝化的一位大吏圣名伯多禄到达陕西商洛一带传授葡萄种植技术。旋因这位大吏升调福建省,艾也随之去了福建。所以他在陕西并未开创任何教会立足之地。 明天启5年(1625)金尼阁应进士王徵邀请来陕,春三月抵达三原县城。金尼阁字四表,法国杜埃人,1594年入耶稣会,明万历38年(1610)来华,先后在杭州、山西等地传教,     

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

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的医疗活动促进了西医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医学人才;借鉴了国外管理体制,提供了医学教育模式;发扬了医生职业道德,解除了人民疾苦;建立了乡村医疗网,揭开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序幕。     

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

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的医疗活动促进了西医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医学人才;借鉴了国外管理体制,提供了医学教育模式;发扬了医生职业道德,解除了人民疾苦;建立了乡村医疗网,揭开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序幕.     

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

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王立新近代英美传教士为了用西方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实现中国基督化的目标,不仅热衷于传播西学,而且还从事了广义的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的工作,即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批判,并在比较和批判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与嫁接。为此他们...     

明清以来传教士对中国神灵信仰的文化批判

本文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两阶段,全面论述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民众神灵崇拜文化层面的理性批判。文章指出,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以“附儒诋佛”为指导思想,注重从儒家立场出发,在严厉驳斥民众神灵崇拜荒谬性的同时,主动扮演儒家卫道士的角色;清末民初来华传教士由于受到时代背景、社会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展开文化批判的出发点呈现出多元化,依其出发点的不同可分为:附儒型、田野调查型与比较吸收型三类传教士。     

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从汤若望谈起

正一、汤若望其人耶稣会士汤若望是第一个来华传教的德国人,他带给中国朝廷的是他所掌握的西方知识,他带给西方社会的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尊敬感。他是中国明清两大朝代交替,社会变迁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汤若望17世纪20年代来华传播天主教。清朝初年,受顺治皇帝之封,出任钦天监监正,掌管钦天监印务达20年之久,最后被封为光禄大夫,仕到一品。他在观测天象、制造火炮、修历治历以及掌管钦天监     

陈来先生对明清儒学研究的贡献

陈来先生在明清儒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以《宋明理学》《有无之境》《诠释与重建》三书为代表。实际上,陈先生对明清儒学研究的贡献远不止此,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晚明清初思想家思想的专题研究,包括对颜山农、黄道周、方以智、陆世仪、陆陇其等思想家思想的研究。第二类则属于综合的研究,在方法上也不同于纯粹概念分析的哲学研究,而运用了比较宗教学、社会文化史的方法。第三类则是关于明代心学文献的考辨、辑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对甘泉、阳明文献的研究中。陈先生所开辟的上述诸多研究领域,已经被学界广泛重视,他得出的很多结论,对我们今天的明清儒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指导作用。     

中西文化交流的过去与未来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江泽民曾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始终处于发展进步之中。它是通过各种学科各种学派的相互砥砺、相互渗透而发展的，也是通过同世界各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而进步的。”江泽民所强调的两个重点，也正是许多中外学者常提出的，中国只有以本身文化的多元性为起点，方能让世人了解中国文化。若要将此一多元化约成单一的强势主流，只会让中国文化遭受扭曲、更见贫脊而已。中国在历史上不断地与外界交流，传递本身的资产，同时也接收外界的善华。中国闭关自守期间对中国而言可谓是一段灾难时期。今日，中国觉醒了，而且更…     

略述明清四大经学家对伊斯兰文化的贡献

略述明清四大经学家对伊斯兰文化的贡献［台湾］哈吉·艾布白克·贾福康前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１３００多年的历史，而穆斯林先民留传给我们的事迹却甚少，从公元７世纪到１４世纪（唐初至明初）的８百多年间，穆斯林作为侨民及外来民族居住中国，在唐、宋时期，他们...     

刚恒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１９２２年,由教宗庇护十一任命的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到中国,揭开了２０世纪天主教本土化的新的一页。刚恒毅于１９２４年召开的天主教全国主教会议,以及于１９２６年亲率６名中国主教赴罗马参加由教宗亲自主持的祝圣仪式,提高了国籍神职人员在教会中的地位,并应合了当时教会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潮。同时,刚恒毅提倡利玛窦的“文化适应”传教方式,促进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主张用本土民族的哲学语言和艺术形式表达天主教的信仰,无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开辟了一种新的途径,在文化交流史上亦颇具意义。刚恒毅亦由此成为自利玛窦以来推进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之一。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基督教原罪观

本文从三个层面来探究中西文化交流中基督教“原罪”观的发展及深化：一为原罪观中对人类始祖违禁犯罪之神话诠释;指出这种基于希伯来神话传说的原罪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缺乏,但认为中国儒家精神中的“幽暗意识”可为接触和沟通这种原罪观的一条隐线,从而有可能消除二者之间的绝对立和格格不入。二为原罪观所反映的一种关系的破裂。这种理解使对“罪”的认识由“人之行为”而深化到“人之状态”。在中西文化沟通中较易被人接受,因为文化本质即反映人的各种关系,而这些关系的破坏势必造成社会紊乱和对整个人类的危害。三为原罪观中“未中的”或“偏离目标”之意义的发掘,它揭示出人的理想追求与其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及其有渴望完善却未达目标的两难处境,由此而说明人的相对性与超然之绝对存在迈然有别。但这种理解扬弃了对“罪”的纯否定和纯消极意义,其对人性的剖析具有积极的人文精神和现实关切,因而可为中西思想的交流、对话提供更大的空间。     

论明清之际传教士与岭南佛教界的交涉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以澳门为跳板,先后在肇庆和韶州建立了教堂,传播区域扩及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岭南地区。其传播策略先是以佛教身份行基督教之实,随着认识的改变,传教士开始向儒家靠拢,转而批判佛教,甚至打砸庙宇、神像。与此对应,岭南佛教界也从热情欢迎传教士的态度转变为争锋相对地采取措施驱逐传教士。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和岭南佛教界代表两种文化形态相互试探和争斗。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对晚清西方经济学译介和传播的贡献

<正>晚清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西学东渐主要涵盖两个时期,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是源头,晚清西学东渐是前者的继续,二者既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又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而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是晚清西学东渐的结果之一。     

苍石碑魂──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苍石碑魂──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高智瑜北京行政学院幽静校园内，经过修整的一大一小两块墓地比肩立於校园中央。小园内，端立着倒品字形三通墓碑，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碑居中，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墓碑立放左右两侧。大园中重新竖起６０块墓碑...     

明清中日医学交流对汉方医流派形成的影响

16世纪～19世纪,日本汉方医流派伴随着明清时期中日交流的愈加频繁而形成。后世派、古方派、折衷派与考证派在中日医家相互往来、医籍东传的基础之上创立并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各流派的代表医家大量汲取了中国医学思想,除当时中国盛行的金元四大家学说以及《伤寒论》研究之外,儒学思想以及清初的考据学对汉方医各流派医家同样影响颇深。日本医家在此之上创新研究,立著成书。日本医者秉承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使得流派不断丰富与完善,故而汉方医流派的形成也是日本确立其独特医学体系的标志。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12月17日至19日,由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联合主办的"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召开.大会收到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论文三十余篇,三十多位来自美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和大陆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应邀出席本次会议.会议分开幕式、大会主题发言、分组讨论和闭幕式等4个部分.     

对传教士不能不分青红皂白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上海史室主任熊月之在《解放思想,推进租界史研究》一文指出,分析政治影响时,要注意分清租界客观影响与殖民主义者主观动机的界限。我们不应该片面理解“动机与效果统一论”,不应将殖民者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完全等同起来。事实上,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不是单一的、绝对的,而是复杂的、相对的,一种动机可以产生多种效果,一种效果也可以有多种动机导致。在价值判断上,要注意克服“非好即坏、非坏即好”的简单化倾向。不少事情,是非善恶交织在一起,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元代传教士东来之论述

元代,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东来,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深远的作用:他们遗留下来的史料十分珍贵,其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亦极罕有。在元朝,天主教传入我国,但为期短暂,仅存六十余年,竟随元朝的衰亡,而逐渐衰微;此与当时政治背景关系密切。故撰此文,试予探讨。一当时政治背景     

明清西方传教士对《易经》的适应性解读与英译——以麦格基译本为例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制定了适应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他们解读《易经》并竭力从中寻找基督教与儒家学说的契合点。晚清新教传教士继承了适应政策,并提出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易经》麦格基英译本是适应政策和孔子加耶稣传教策略的产物,译本具有明显的《圣经》色彩。     

明清经济伦理思想的特点、贡献及其现代价值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重要时期,有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在这一时期,义利问题成为明清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治国理政中的伦理问题成为重点问题,奢俭问题成为热点问题。中国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对传统的总结和批判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突破了传统的"重义轻利"的观点,提出了以义利兼顾为基础的社会功利主义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崇俭黜奢"的观点,提出了在伦理评价和经济评价相结合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的观点,为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发展作伦理辩护。这些突破对于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