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与现代中国国家成长——评“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

正引言当人们结束部落生活,或者说当众多部落聚合为一个规模更庞大、成员更多样的群体时,政治共同体产生了,政治生活开始了。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政治共同体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城邦、帝国、王国、封建领地、民族国家,但既称之为政治共同体,便须具备一个最低限度的条件,即通过权力与权威的交互使用,保证政治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及携手合作,进而保证共同体本身之存续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治共同体都是由权力体系和权威体系组成的混合物。权力是一种物理上的力量,即强制使人服从的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本文从历史经验、国际比较、现实需要三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曾经是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中"变动中的碎片化格局"的深刻教训,是跨民族之间的政治认同没有共同价值观的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构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民族、宗教工作中,要抓住突出问题,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     

“去极端化”系列之十八 “去极端化”应是一项系统工程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后,各类族裔的、种族的、宗教的和文化的身份政治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人群之间进行各种利益争夺的重要形式。在这些利益争斗中,宗教政治因其涉及面广、涉及人数众多以及非理性和破坏力强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其中宗教极端主义尤其是政治性的宗教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对所在地区、各相关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与新兴世界体系——以康有为民族论为考察中心

晚清以降,康有为等士大夫群体期望能合满、汉、回、蒙、藏诸民族构建一“华族”,以现代国家的身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所谓“华族”“五族共和”乃至“中华民族”,本质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康有为等志士仁人虽未直接运用“共同体”理论,但在思考中能洞见疆域、文化、经济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并依此对中国当时状况及未来给予深刻省察。康有为等努力倡建的“民族—国家”不啻为与新兴世界体系相对接的“现代共同体”。迨至今日,尽管民族国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但它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概念。在新兴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不仅要维护本国国界以内“国族共同体”的利益,更应在共同价值理念的框架下,努力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新文明的构建路径与未来趋向。     

宗教影响因素与多民族国家政治安全探析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具有政治属性,与政治安全密切相关。全球化时代宗教作为非传统安全因素成为影响多民族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一方面,宗教通过构筑共同体伦理、塑造政治主体、建构社会秩序等服务于国家政治安全构建;另一方面,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思潮在国际社会形成联动,挑战国家政治安全。多民族国家构建共同体政治安全应从国内、国外两个层面做好宗教工作,引导宗教为政治安全建构服务。     

心理学视角下的政治认同研究

政治认同发源于政治共同体成员人格中与所属共同体及亚群体有关的自我认同的叙事建构,是共同体成员对所属共同体及亚群体过去历史、当下主权、现行政体、未来使命的综合的能动性反应,包括认知层面的认可和赞同、情感层面的归属和依恋、行为层面的支持和拥护,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认同状态,并且会随着人格的成长、自我认同的发展、以及共同体命运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政治认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已有研究多是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论述,随着近年来大众对社会心态的日益关注,理解政治认同议题中的心理学因素愈显迫切。目前心理学视角下的政治认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厘清政治认同结构、编制测量工具、探讨形成过程,关注未来预期和移情的影响、关注中国现实问题、以及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道德共同体的现代建构——基于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的阐释

滕尼斯较早根据人类群体生活结合状态的差异作了共同体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的划分。共同体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是持久和真正的具有道德性的共同生活。现代社会的发展及现代性的展开以多种方式加剧了对逝去道德共同体的乡愁:眷恋其自然而然性、默然一致性、和睦性以及道德性等。同时现代社会也创造了道德共同体再建构的新形态:即业缘群体意义上的职业道德共同体、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社区地缘道德共同体、基于政治认同的民族国家道德共同体以及基于规避现代社会风险意义上的人类命运道德共同体。     

民主、革命与现代中国国家成长——评“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

<正>引言当人们结束部落生活,或者说当众多部落聚合为一个规模更庞大、成员更多样的群体时,政治共同体产生了,政治生活开始了。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政治共同体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城邦、帝国、王国、封建领地、民族国家,但既称之为政治共同体,便须具备一个最低限度的条件,即通过权力与权威的交互使用,保证政治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及携手合作,进而保证共同体本身之存续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治共同体都是由权力体系和权威体系组成的混合物。权力是一种物理上的力量,即强制使人服从的能     

试析国有企业改革的政治意蕴

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有重大经济意义,同时也有重要的政治意蕴:积极方面:能使国家增强抵御政治体制改革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化解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摆正政府的角色;消极方面:可能影响党的阶级基础、执政资源;影响党的政治合法性,也可能为国家的未来政治稳定埋下祸根。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法宝

当今世界上凡不是动荡不安的地区与国家的问题,大多都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关。但古往今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并不多见,民族问题至今仍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然而,拥有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却向世界展示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繁荣景象。     

论作为全球政治伦理的和平理念与规范——基于大国利益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差异的思考

作为全球政治伦理重要内涵的和平理念与规范，在形成初期是一种低阶的、消极的底线伦理，表现为西方大国基于现实实力差异而塑造的全球霸权与均势体系，是大国利益共同体的附属物，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权力与权利的非对称性及责任的不平衡性等问题。随着全球交往关系的显著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不断生成。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们形成了对以和平为核心的政治伦理理念与实践的自觉共识，将其视为自身应当主动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为全球政治伦理增添了高阶的、积极的底线伦理新内涵。这种新型的全球政治伦理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能够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礼义教化: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的精神

伦理学所承诺的“优良生活”,其要有二：其一，德也；其一，福也。德福一致，义命两全，方为至善。在儒家，义在价值上独立且优先于命。然而，对于至善的实现，义只是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为德福一致故，与康德从道德走向宗教不同，荀子从道德走向了政治，寻求通过社会的良治实现生命的完满，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首先，“国无礼则不正”,荀子主张礼治，而其赖以治国的“礼义”实兼具伦理与政治双重意涵，贯通着个体的完善与共同体的完善。其次，“君子治治，非治乱也”,荀子将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个体的完善之上，以此判定政治的优劣。再次，“凝士以礼，凝民以政”,荀子对法的吸收并非所谓“外在道德”的歧出，而只是礼治的一种变奏，最终亦以自我完善为导向。整体而言，荀子在肯定共同体本位的同时，保留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从而维系着批判共同体可能走向异化的价值基础。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更新而言，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论资源。     

共同体:一种想象出来的安全感——鲍曼对共同体主义的批评

共同体主义是以批判自由主义而著称的一个政治哲学流派,而鲍曼却从经验层面质疑共同体主义本身的意义。共同体是安全和谐的象征,但被现代民族国家摧毁和置换之后,成为一种人们想象出来的安全感。当代社会对共同体的强烈向往是人们对自由与安全失衡的心理反应,是由于人们在民族国家衰微之后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却又陷入社会的不稳定状态中。共同体主义并不能解决自由主义面临的危机,二者都无法解除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人们遭遇的困境。     

中国宪法学脉络中的政治宪法学

近年来兴起的政治宪法理论在学术对话与学术批评视野中遭遇诸多误解,这与其自身的内部张力及学术建构不足有关.面向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宪政主义进路应坚持八二宪法的成文宪法前提,摈除非常政治的政治宪法理论的影响,侧重从成文宪法内部的转型政治和常规政治的脉络中寻求有关的理论与制度方案.政治宪政主义以“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为规范基础,并发展出具体的八项制度原则.只有这些原则得到具体制度的和谐融贯的支撑,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宪法结构”在宪法性质上才构成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且其转型政治或常态政治才可能获得共和主义的健康的滋养,从而使得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基于宪法的政治生活真正获得理性化与结构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之维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全球化潮流、全球发展风险、国际新秩序构建等视角提出的新理念,也是走向世界过程中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的典型体现,不仅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还具有深邃的伦理意蕴。它体现了资本逻辑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正义的追寻,凸显了多元文明场域中共同价值的守护,彰显了构建国际新秩序中中国的责任和道义担当。从伦理视角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有助于展现其价值理性和实践诉求。     

孟子与三代时期的小共同体治理

孟子的治理思想,主张以各类小共同体作为政治、社会整合的凝结核。孟子所推崇的三代的井田,并非所谓"土地国有",而是一种村社共同体。换言之,井田制下的土地既非"国有",也非"私有",而是村社共耕。村社成员之间,形成紧密的互助共同体关系。在诸侯国、各类领主层面,孟子推崇贵戚之卿的权威。他所赞赏的世卿、巨室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带有浓厚殷周时代血缘、世臣的色彩,实有以贵戚之卿限制君权之意,以实现混合治理,达到平衡状态。     

关于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断想

1．邓小平在革命和建设当中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一系列政治运作,有其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尤其是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哲学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实践,返本开新,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的二元论政治思维模式的超越和转换,为“后文革时代”(国内)和“后冷战时代”(国际),提供了一种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功能的新的政治思维范式和政治发展范式。     

政治不平等的两个论证

政治平等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以贝淡宁和白彤东为代表的贤能政治学者反对政治平等,提倡政治不平等。他们的论证依靠的是对政治共同体的目的论的特定解读,同时他们的论证可以重构为工具主义和非工具主义两种版本。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重构,指出政治不平等的工具主义论证面临政治权利作为基本福祉反驳和滑坡论证反驳,而政治不平等的非工具主义论证面临专家-老板谬误反驳和非目的论反驳。     

赤裸生命、例外状态与命运共同体——论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困境及其解决

阿甘本以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其生命政治哲学。阿甘本认为,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是,人的生命被政治化,人变成了神圣人,人的生命变成了赤裸生命。而这种赤裸生命所存身的空间就是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现代政治治理的典范,而例外状态又以集中营为其典范。阿甘本的现代生命政治理论是对极权主义和现代政治的批判,它揭示了现代生命政治的困境,并试图用形式生命和共同体的建构来解决这一困境。面对阿甘本所提出的现代政治的困局,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打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壁垒,才是彻底解决生命政治提出的困局之路,也是通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政治主体的伦理向度与公共利益的达成

在构建"优良的生活"的政治实践中,无论个体还是政治共同体,都体现一种共同善的诉求.政治主体如何就"对人而言的善和共同体的利益"达成一个"共同的理解",自然成为考察政治主体伦理的一个有效向度.在现代民主政治情境下,无论是政治家和公共行政人员还是与此紧密相关的公民,需要把作为目的的公共利益当作自己的规范价值和行为标准,从而使政治获得一种高贵的伦理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