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康德“人性中的根本恶”与荀子“人性恶”之比较

康德认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有“善的秉赋”也有“恶的倾向”,恶源自于质料及经验性杂多对理性的干扰,改恶迁善应当进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将基于理性的道德法则置于基于质料的自爱或幸福法则之上,并以道德(宗教)信仰保证德福一致及道德律的践行.与康德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不同,荀子认为“生而好利”的基于欲望的自然天性决定了人性本恶,后天“化性起伪”的方式着重于以圣人、师长为主导的礼义教化.康德偏重先验分析的自由意志与苟子着重经验教化的方式都有助于人的道德自律的形成.     

康德论人性的善恶

康德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建立在他对人之本性的界定上,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人并不涉及道德上的善恶问题;就人的理性本质而言,人的本性中既有向善的原初禀赋,又有趋恶的倾向,这为人向善或趋恶提供了可能性。康德说人的本性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由此人性的善或恶取决于自由的任意将道德法则作为动机或将违背道德法则的动机纳入准则的自由。按照康德的严峻主义观点,人的本性天生就存在一种根本恶,这种恶败坏了一切准则的根据,造成了心灵的颠倒,但正因为其源于人的自由本性,也为人改恶向善提供了可能性。     

康德论恶的起源

恶的起源是康德宗教哲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表明了人类理性主体性地位的提升,也说明了他对基督教经典教义所作的重新诠释。具体而言,该问题涉及上溯和下延两个分主题。在上溯路径中,康德考察了人的恶行的理性根据,这对应于他道德哲学中的行动归责问题。在下延路径中,康德解释了恶行如何基于理性根据而产生的问题。他在探讨恶行的发生以及趋恶的倾向在始祖身上产生的细节时,特别突出了社会因素的作用。在康德那里,尽管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但仍是必要非充分的条件。概言之,恶行是每个个体基于其感性偏好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自由地做出的。     

康德伦理学中的恶与抑恶的伦理

在康德伦理学中把恶作为一种隐匿的、对立的存在,是不符合康德原意的误读。同时,忽视恶的存在的康德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善与恶共同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完整体系。康德伦理学体系细致分析了恶的来源、形态层次以及作用功能。抑恶的伦理并不能用来概括康德伦理学,但对于有限的理性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善的培育和生成是在恶的土壤中,要在感性世界中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根据不在此的恶,需要道德信念的坚定、道德偏好的纠正更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彰显人的德性光辉。     

康德论述根本恶的三重维度及其矛盾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对根本恶的论述贯穿了三种维度,即先验维度、自由维度和进步维度。但这三种维度之间并不是自恰的,而是存在着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及康德对矛盾的解决的成败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矛盾是内在于康德的哲学的。对（善）恶的理解只有与人的生存处境和价值追求相联系才有可能。     

道德秩序与人类本性——对康德“根本恶”观念的批判解读

康德揭示了一种人类特有的超感触本性主导、统摄感触本性的心灵秩序或曰道德秩序。"根本恶"作为深植于人类心灵中的一种向恶的趋向或者说一种"恶的作意",令我们在通过抉意制定活动格准时将感触性动原凌驾于道德法则,由此导致对道德秩序的逆反与颠覆。对治"根本恶"的根本方式是重新恢复道德秩序,即通过心灵的"革命"令道德法则重新主导实践活动。要充分杜绝"根本恶"效用的发生,人类应当脱离一种"伦理的自然状态"而进入"伦理共同体",以期过上真正的"道德生活"。     

康德哲学中的“人性公式”与尊严

历史上很多学者将康德的“人性公式”直接奉为尊严原理,主张“人性公式”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尊重人之尊严的要求.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康德自己也说.人性本身就是一种尊严.由此,拥有人性就是享有尊严的前提和根据.事实上,人性的本质就是自由.作为道德法则的“人性公式”,其实质就是要求尊重人的理性能力.尊重人的自由,而这正构成了尊重人之尊严的核心要素.     

人性的善与恶

读经：“天主造人原很正直，但人却发明了许多诡计”。（训七，29）从这段经文可说明，天主所造的人原是美好的，但后来变坏了。为什么会变坏了呢？《创世纪》清楚地告知我们，这是由于原罪的影响，人性遭到破坏，孕育了罪恶的倾向。 　原罪对人性的破坏程度究竟有多大，历来说法不一。白拉奇认为原罪没有遗害后代的人类，原罪对人类只是一种影响，原祖亚当、厄娃违命犯罪，后代子孙便效尤作恶。而马丁·路得则主张原罪完全破坏了人性，人生性是恶，无可挽救。 　关于人性的善与恶的问题，不仅在基督宗教内有争论，就是在我国古代社会，亦有…     

康德的辩证法及其问题

康德试图调和两种明显不一致的人性图景:一是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之一部分的"机械论"图景;二是人类作为自由、自觉和理性的行为者的传统形上学图景.康德认为,由于这两种图景都有说服力,我们的理性便被引导进了一种"辩证法"或一种思维过程,其中,为一种立场提供理由的资源又引出相反立场的理由.康德处理这种"辩证法"的策略是证明实在中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他相信,区分显现给我们的事物和真实所是的事物,便可化解在设想我们的行为既是被决定的又是自由的时所产生的矛盾.     

恶、自由与康德的善人概念

本文将借鉴康德哲学的资源来重新思考自由与恶的问题.之所以以康德为中心,主要是因为康德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两者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诉求,如在凯克斯看来,"自由主义归属给个人的核心重要性通过康德所表达的自主观念得到极大的提高";而在另一方面,康德与自由主义在诸如自主这样的基本概念层面并不完全相同,而康德哲学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也许能为容纳这些基本价值提供另一种可能的空间.     

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     

性朴欲趋恶论视域下的荀子政治哲学

荀子的人性论实为性朴欲趋恶论,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解与把握。“性朴”,则人性可善可恶,说明人性可伪可化;“欲趋恶”,彰显人性有流于恶的可能,说明涂之人化性难为。以此为逻辑起点,荀子通过“天人相分”的理论形式对天人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自觉清理与界定,充分发掘出了人的主体性,进而以此为进路探求圣王如何获得异于涂之人的“大清明”之心,从而为圣王创制礼义法度提供难以辩驳的正当性。如此,荀子的政治哲学就有了不同于孔孟政治哲学的理论面目：在没有否定圣王之德的前提下,更为重视圣王创制礼义法度之功。与孔孟的政治哲学思想相比,荀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更加适应战国时期由封邦建国政治权力体系(周制)向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秦制)过渡的天下大势。     

试论康德的人性与"原罪"学说

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以人性的善恶问题开始了他在后批判时期的宗教哲学论著。在《论恶的原则与善的原则的共居或论人性中的根本恶》一篇中,康德集中论述了人性的善恶和原罪的含义。本文通过梳理康德的人性论和原罪观及其交互关系,从中引出康德与基督教传统教义的原罪观在自由意志层面上的比较分析。     

自由的张力——从根本恶看康德对意志与任性的区分

本文尝试在与根本恶学说的关联中分析康德对意志与任性进行区分的意义。由于引入根本恶的概念,康德修正了以自律为核心的自由理论,纳入自由意志的另一面向——其作恶的可能性,凸显了自由意志内蕴的张力。然而,通过将任性与立法意志界说为意志官能的两个要素,使前者从属于后者,康德对其自由理论的修正并没有完全背离他早先自律的自由观。本文质疑康德将任性对道德法则的违背看作一种无能或者自由的缺失的观点,认为这一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观点使得意志与任性的区分失去意义,不再能解释恶与过错的归责问题。     

论马克思对康德自由概念的感性证明

自由是贯穿整个西方文化的价值目标,是主体之为主体的根据,它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康德和马克思的自由观就宛如德国近代自由思想的两个点:康德自由概念的核心是自由意志,并且它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但对它的证明始终是个问题;马克思对康德的"自由"进行了感性证明。     

儒家的人性观及其异化论新内涵

异化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原因人的本性被压抑、破坏、丧失的状态。对人性的理解会影响到对异化的内涵的规定。从存在论的角度而言,人性是多层次的。人不但具有动物性的一面,而且还具有理性的一面;人不仅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且还是具有道德本性的存在。     

论自由意志的相容性：卡尔纳普与康德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历来是哲学史上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在相容论与非相容论的主张之间存在绵延的张力。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康德论述颇丰。他拒斥了对自由的经验性理解,而去其超越性的维度,将自由等同于自由意志并归结到超验物自体的领域。确保了自由意志不被经验沾染的纯洁和崇高,但也造成了人类理智的困境,即自由意志作为超验物自体而言的不可知性。卡尔纳普以逻辑角度经由因果关系的分析力图建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统一。一定程度上是对康德哲学的一种补充。本文试图对康德与卡尔纳普关于自由的问题做一个比较研究。     

康德论人性根本恶及人的改恶向善

在实践理性的批判中,康德把至善作为伦理生活的最高境界。至善包含着幸福,但人为了得享幸福,必须首先使自己配享幸福,配享幸福的唯一条件就是道德。德与福的结合要靠神赐,但修德却是人必须自己做出的努力。然而,修德的必要性恰恰就在于人还不具备德,或者说,现实世界的经验揭示了人在道德上普遍的恶。因此,为了确保人追求幸福的希望不致落空,康德就必须首先解决～个问题：道德上恶的人能否改恶向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又是：人的本性是怎么样的？实践理性批判并没有提出这～问题。1793年,康德发表了《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