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伦理思想中的自由理念

西方自由主义者强调人在法律限度内的不受干涉的自由状态,而孟子则以自由自觉的道德本心和德性品质为基础提出了人在道德层面上不受干涉的自由状态,形成了独具儒家特色的自由理念。孟子的自由理念涵盖了四个维度的要义,从道德发生学和道德哲学的维度,孟子认为道德善性内含于人的本心,而人的本心是道德主体与道德本体的合一,因而人的行为只要是基于本心就无往而不是自由的;从道德修养的维度,孟子主张道德修养是"反求诸己"的内省和自修,它是对道德本心的自由自觉地扩充和发扬,体现出道德修养的主体自由状态;从道德行为的维度,孟子认为道德行为的自由并不是一种恣意放任的自由,而是一种以德和法为基础的自由,人在实现自身的自由的过程中要接受德与法的双重约束;从道德人格境界的维度,孟子摈弃了圣人人格的至上性、神秘性等特征,主张圣凡同一的普遍平等性,倡导"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自由理念,从而构筑了更加自由自觉的道德理想境界,赋予人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     

孔、孟所论“圣人”异同考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要求德、位兼备,而在孟子那里则更加注重于对德的要求。孟子所论"圣人"与孔子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孟子因应了从"犹秉周礼"至"杀人盈城"这一现实的形势、因应了"距杨墨"这一思想层面的形势以及为更加便于教化等因素影响而造成的。于孔子、孟子之间,从郭店楚简《五行》篇"德之行"五与"行"四等论述看,其中就已有了突出"圣"之德性的趋势。     

论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在逻辑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是其"仁政"思想的价值核心所在。"政治行为"因以人为其行为的对象,故而其自身的正当性与人日常行为的价值源头紧密连接在一起。人因有不忍人之心而后有不忍人之行,有不忍人之行而后有不忍人之政。围绕着这一价值源头,于"君",孟子有着一种道德操守的必然诉求;于"政",这一必然诉求则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客观化为具体的法令制度;于"民",孟子则本着顺遂人之常情的态度,强调通过制民之产以导民向善。善、德、政三者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是环环相扣的自本至末的逻辑扩充关系。孟子的这一认识,在当今建立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参考意义。     

论人性本善及其自我捍卫机制

孟子"四端说"中"羞恶之心"之"恶",旧注多读为wù,如此则所羞、所恶之内容乃甚含糊而不知其所指,与孟子意旨不相契合。此处应读为"羞恶(è)之心",此"恶"(è)乃所羞之对象。孟子以"人皆有所不为"来规定此"羞恶之心"的内涵,凡与道德之善相违背者,皆属此"有所不为"之列。此"羞恶之心"对于引导反思本心、捍卫人心之善性、践行道德以达德性之实现,具有重要的工夫论意义。如果说"四端"之"不忍恻隐之心"表现了人心对善的肯定性一面,那么"羞恶之心"或羞耻心则表现了人心对非性之恶的排拒与否定性一面。统合此两者,才能全面把握儒家"性本善"理论的完整内涵。     

圣的起源与先秦儒家的圣人观

从文字及文献的分析来看,圣的本意是指与神沟通的特殊能力,后发展为凡一事精通均可为圣.具体而言,圣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能够事神,预测吉凶;二是道德崇高,人格完善;三是具有聪明才智,建立不凡的功业.春秋时期的圣人主要是这三种含义,只不过事神义后来转化为对天道的理解、把握.孔子不以圣人自居,他理解的圣是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济世安邦的政治功业.同时他从人性论的角度对人与人的差别做出探讨,但还没有对圣人的产生做出明确说明.郭店竹简中的圣人主要是指理想的君王,突出的是圣人的智慧和才能及制作礼乐等事功的内容,但《五行》篇则将圣视为重要的德目,《成之闻之》则从人性论的角度探讨了圣人如何及圣人与常人的差别问题,填补了孔子到孟荀之间的空白.在此基础上,孟子、荀子分别提出侧重道德人格、作为师者与重视智慧才能、作为王者的不同的圣人观.     

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自牧(十八)

知耻,是在良心深处发出“耻感”,对自己的丑恶行为感到厌恶,从而产生行义从善的勇气和对拯救与救赎的渴求。“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朱熹）;“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均此之谓也。     

荻生徂徕的圣人思想辨析

对圣人问题的探讨是揭开荻生徂徕思想极其重要的一环。本文通过徂徕的文本梳理与义理剖析,阐明其笔下的圣人区别于我们通常对于圣人的理解。徂徕所定义的圣人是不可得而知、不以其德论之的参与礼乐刑政制作的先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处在圣人这一群体中具有特殊身份的孔子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明确徂徕是如何肯定孔子作为区别于先王之圣人的特殊"圣人"定位的。最后,从圣人聪明睿智之德受诸于天以及"四民"皆"役人"的角度,分析徂徕否定后人成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揭示了徂徕认为圣人不可学而至的原因及其理由所在。     

从孟子到朱熹、戴震——试析孟学发展的心路

孟子之学在先秦属儒家八派之一,秦火之后,其徒被灭。西汉时司马迁始为孟子作传,至东汉列《孟子》为传记博士,不及五经博士。有赵岐其人推崇孟子,始得"亚圣"之称。唐代韩愈为抗衡佛教而矢志接续儒家道统,提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子之学才发扬光大。至宋代朱熹"始著",继承了孟子的心性之学和王道仁政思想,并将其纳入理学的逻辑框架,从而真正奠定了孟子在儒家道统上的历史地位。清代是"古学复兴"的时代,戴震致力于解蔽被朱熹理学化了的《孟子》一书,试图恢复原始儒学的本真面貌。但戴震的研究也并没有真正回到孟子的始点,而是完成了对孟子原典的"否定之否定"历程。     

“仁且智”与孟子的理想人格论

以崇高化取向为旨趣的孔子圣人观,也因固有的神秘化取向而存在一定的理论缺失。对此孟子扬长避短,认为理想人格之于每一个道德实践主体都有着逻辑的与现实的普遍平等性,而且内在根据即是作为仁义礼智四德之浓缩与升华的“仁且智”。就“仁且智”如何促成理想人格来说,孟子针对一般人在心性修养过程中懒于自我反思,所以特别强调了智之于仁的扶持作用,同时针对一般人在人伦实践中喜欢同流合污,所以将“仁且智”视为对理想人格的哲学界定。不是孔子的神秘化取向,而是孟子的普遍平等性,范导了中国古代儒学进程中的圣人观;更为重要的还有,对于现代人不懈努力的“仁智双彰”的哲学模型,孟子“仁且智”的理想人格论亦不无借鉴作用。从而,将“仁且智”的理论贡献还诸孟子,并使之发扬光大,就有着重要意义。     

羞恶之心辨析——耻感、羞感和罪感

以羞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区别来推定重视"面子"的中国道德观缺乏自律,其实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道德观赖以为基础的"羞恶之心"其实是耻感,而耻感是羞感和罪感的双重迭加。以儒学为旨,可知耻感即是羞恶之心,它出于恻隐之心,并可明确其萌发历程为:由不忍→将他者投射到自我心象→意识到对他者负有伦理责任。由于耻感非羞感,故以西方思想论羞感来理解羞恶之心,也就难以说明羞恶之心是道德本体,以及为仁与义的结合。最后,透过王船山的释义可以发现,耻感的扩充历程,即是孟子所言的"养气"。     

先秦“圣人”道德形态嬗变的伦理意蕴

本文以道德形态学的方法,考察先秦一段(上古时期到孟子为止)历史视野和文化视野中的"圣人"形态,区分了圣人发展变化的三种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圣人"、作为精神象征的"圣人"、作为道德典范的"圣人"。借分析"圣人"这一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展现其在先秦一段历史时期之内的道德形态变化过程中呈现出的伦理意蕴。"圣人"由上古社会事实与价值紧密结合的形态,发展为春秋之际事实与价值相分裂的形态,最终孟子通过高扬仁德的方式使得事实与价值分裂的圣人形态在道德实践领域复归于统一。     

孟子“先立乎其大”的哲学方法论——从“大体”、“小体”之辨谈起

孟子论及人的"大体"和"小体"时,提出了一个"先立乎其大"的观点,认为首先确立了"大体"的主导地位,"小体"就不可能动摇或取代"大体"的地位。梁启超认为,这是孟子发明的道德修养方法。其实,这还应该涉及到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问题,即: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应该立足于"高",着眼于"大",牢牢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求得矛盾的正确解决。     

圣人化性起伪与圣王专制

<正> 化性起伪是荀子提出的一个命题。所谓化性起伪就是改变天性、修养良好的道德。与孟子片面强调道德感化的作法不同,荀子既把善德的修养作为他的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同时又认为人的先天恶性决定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人们发挥自律的主体积极性方面,而应当由具有道德精神和道德权威的圣人为社会立法、由唯一能够自律而富有主动性的圣人无限地运用强制手段来保证这些社会规范的权威作用,从而完成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化。于是圣人化性起伪使圣人转变为圣王,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全面专制变得合情合理了。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力求准确地展开荀子这套理论的逻辑全过程,探讨其中的奥秘。     

张载仁说与行仁的实践

不同于王弼和王安石,张载摄《老》入《易》,以仁德刻画天性,从"天地不仁"走向"圣人之仁".天则无心,人能弘道,人相助于天而成天之功(仁),将自己的理性投射到了天道之上.人"未尝有意以为仁义",又"名其行"而成仁义."虚者,仁之原",合内外而成其仁.仁道至大,仁的实现离不开其他德目的扶助,仁智合一存乎圣."于仁体上求得一个真实"与"尽有下工夫处"可以统一.注重一定条件下仁心不忍而发的可能表达及其社会效果,是他强调"仁术"的重要缘由.包括倡导复井田和肉刑在内,期待君王通过推恩模式将仁爱关怀"扩之天下,施之无穷",在事实层面实现真正意义的"圣人之仁".     

耻感与道德体系

在主张德治的儒家和主张法治的法家两大道德哲学的历史传统及其所代表的个体道德和社会伦理的两大道德哲学的逻辑体系中,耻感都是道德哲学体系的原素和原色.耻感的伦理根源和伦理动力是个体"成为一个人"的向伦理实体和人的公共本质回归的精神运动.耻感的道德本性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因而它的更深刻的本质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激励,是推动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     

“知德”与“敦化”:王船山论成德主体与人文化成的内在张力

儒家的德性观向来是以自我身心的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为己之学。德作为"实得",强调的是唯有主体才能够承担起道德价值,而完全靠自我的修养则易使本真德性旁落。王船山强调知德之难言,即揭露出这一问题。他通过"德""化"关系从天道向人道的价值转化,阐发个体性和普遍性统一于德的本质内容。在他看来,圣人存神忘迹于天下,不同于道家式的无为,即在于圣人敦仁而逐渐进入仁熟盛德的境界,由此而可以推扩、建构仁之流行感通的人文世界,是内在整体地参与"化"的作用中而自成其"德",是一仁之体显其大用。德落实到人文化成即是德之无私性和笃实性,德的独知、自成则坚守了儒家为己的成德准则。     

论朱子对欲望的肯定与安顿

朱子的欲望观继承自孟子,在肯定欲望和强调寡欲这两方面保持着一定的思想张力。就对欲望的肯定而言,朱子认为欲望是天理在人身血气上的表达,是天地生生之德的表现。而在强调寡欲方面,朱子认为良知良能才是人的天职,人应当与欲望保持距离,以保守自己作为人的本分而不僭越,同时应当以欲望本身所禀受的天理来裁成、安顿它。朱子对欲望予以积极肯定,与汉代以下一般儒者对欲望的贬低有别;而朱子对欲望的严格态度,又与"认欲为理"者迥异。     

王夫之《周易外传》中的圣人观释要

本文从贞天地、立人极、通天人三个方面来阐释王夫之的圣人观。三者既是对圣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一种客观叙述;既是圣人成就自身的工夫,也是其所达至的境界;既是"本体上说工夫",也是"工夫上说本体"。"贞天地"可分为"择阴阳之粹精"和"肖阴阳之德"两个方面,其内涵是贞守天地之正理、贞固天地之正气,其途径是效法天地的易简之道。立人极体现在圣人的德性才能和法象治器、制礼作乐等作为中。二者体现了"本天论人"和"以人合天"的思维方式和诠释向度,其理论基础在于"通天人"。在阐释中,王夫之综合了先儒关于"圣"的"通天"、"德性"、"才能"、"纯于天理"、"境界"等方面的涵义,突出了圣人养民佑民和治理社会的"作为",是对明代中晚期重内圣、轻外王思潮的一种理论补正。     

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兼析伊斯兰教的“知耻论”

耻,一般指羞愧的心理感受,亦可指令人感到羞愧的耻辱之事。知耻,也就是知道羞愧和耻辱。它是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战国时期的孟子曾经说过:“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其含义是道德感体现着人性的尊严,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康有为曾经说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这也就是说,凡为善之心,皆起自人的正确的荣辱观念;凡为恶之念,皆起自人羞耻感的丧失。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针对当前社会的情况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即“八荣八耻”,这是对当今社会应该具有的是非标准、善恶与美丑的高度概括,具有极大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