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     

休谟与康德:动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及其当代辩护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动机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蔚为大观,休谟和康德分别开启了在该问题上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休谟和康德都可以承诺动机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联,但休谟认为道德判断本身不能直接提供行动的动机,动机必须依靠情感、欲望等行动者的心理机制,而康德则认为道德判断本身就能直接激发行动,实践理性自身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休谟在心理机制的框架下安顿动机,而康德则在实践理性的框架下安顿动机,二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探索的两条致思进路。当代学者一方面致力于对欲望、情感、理性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一方面致力于对规范性理由和激发性理由展开激烈辩护,拉兹所提出的以"理由"为核心的综合解释框架更是为该问题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石里克伦理思想述评

本文探讨了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石里克的伦理思想 ,认为他引入心理学方法而提出的动机形成律在解释人的道德问题上极具特色 ,分析了他的快乐情感的价值以及人合乎道德行动的动因等伦理观点 ,并通过将其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康德的义务论以及中国的程朱理学、泰州学派等伦理思想的比较 ,进一步挖掘了石里克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作为情感的爱与作为义务的爱

<正>一康德在讨论道德行为时,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看待爱的问题。如人们所知,康德是不赞成以爱这种情感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的。因为他认为,一方面,爱作为一种情感具有特殊性、相对性,而不具有普遍性,但作为义务之根基的道德法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因而爱不能成为道德义务;另一方面,作为义务或责任,应当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因为"义务是由敬重法则而来的行动的必要性"。     

出于/为了自身 —— —道德哲学致思的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上）

在当代道德哲学论域,人们通常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多亚派再到康德的这一脉络意味着道德哲学的一个形态转变,即从古典良品伦理学转变为现代义务伦理学.在这一解释模式中,正当、义务、责任等概念被赋予了某种现代色彩,良品概念被赋予了某种古典色彩.实际上,这一解释模式是值得商榷的.有充分的论据表明,所谓的现代正当观念其实早已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拥有.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以及斯多亚派之间虽然存在显见的不同,但他们其实可以会通一致,会通一致的基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一种“出于/为了自身”的道德意识结构.这种道德意识结构是人类从事道德哲学致思的普遍、共同的范式,可概述为“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     

出于/为了自身 ——道德哲学致思的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下）

在当代道德哲学论域,人们通常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多亚派再到康德的这一脉络意味着道德哲学的一个形态转变,即从古典良品伦理学转变为现代义务伦理学.在这一解释模式中,正当、义务、责任等概念被赋予了某种现代色彩,良品概念被赋予了某种古典色彩.实际上,这一解释模式是值得商榷的.有充分的论据表明,所谓的现代正当观念其实早已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拥有.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以及斯多亚派之间虽然存在显见的不同,但他们其实可以会通一致,会通一致的基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一种“出于/为了自身”的道德意识结构.这种道德意识结构是人类从事道德哲学致思的普遍、共同的范式,可概述为“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     

海萨尼对规则功利主义的康德式辩护

海萨尼借鉴康德伦理学的理性、法则、自主和普遍性等观念,并结合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资源,提出了一种基于理性偏好的规则功利主义理论。在为这种规则功利主义的优越性进行辩护时,他批评了以黑尔为代表的康德式行为功利主义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康德式义务论,认为前者缺乏“自发的协调效应”且易于破坏权利和规则,而后者对“最大最小值原则”“绝对优先原则”和“道德应当”理论的论证既是反事实的,也是不合理的。海萨尼认为,康德式的规则功利主义能够克服行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上述缺陷,从而是更加合理的替代选项。海萨尼的理论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们建设自主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Ⅰ章中三条原理的分析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第一章中列出了三条道德理性知识的原理:(1)你行动的准则要出于义务而不仅仅符合义务;(2)出于义务的行动的道德价值只在于它的准则的普遍性形式,而不在于任何质料;(3)义务就是由敬重法则而来的行动的必然性。这三条原理正是要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中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从而为向下一章即道德形而上学的提升打下一个基础。这三条原理其实已经暗示着道德形而上学的至上原理即定言命令的内在结构了,这就是在义务概念中所包含的主观准则、客观法则和由敬重而实现出来的主客统一的必然性三个环节,它们后来扩展为定言命令的三个变形的公式。当然,这三个环节的真正意义单凭形式逻辑的分析和停留于词句的表层上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深入到康德思想的深处才有可能真切地把握到。     

论康德友谊理论的二重性

通过对康德不同时期之友谊理论的文本分析与历史考察,可以重新审视康德将友谊划分为"义务之友谊"与"理念之友谊"的内在根据:一方面,基于德性论,友谊是寓于现实世界,兼有对他人爱以及敬重的德性义务;另一方面,出于对理念之"范导性"意义的尊重,友谊又是在经验世界中无法企及的理念,即一种作为裁定所有实践对象和行动之法则的、身为实践完善性之原型的实践理念。据此,文章展现了康德友谊理论的广阔性与包容性,并在此基础上为其一贯性作出了辩护,即康德的友谊理论并非前后不一的矛盾体系,而是层次分明,兼备二重性的现实义务与道德向导。     

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同意论对道德义务的重塑

现代实践吁求道德义务的解释新论,过往的经验论、超验论、神令论、功利论、边际约束论的解释方式皆存在一定的缺陷。借助挖掘隐伏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同意论,为重塑西方道德义务观的内在生成机理确立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在回溯霍布斯及洛克的"契约论"、康德的"德性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基础上,发现同意论视角下的道德义务观既具有契约主义的理性,又兼具责任伦理的底色。洛克提出的"自愿同意"假设作为道德义务的确认程序完成了对个体意愿的观照,同时依据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制度的规制作用,保障了群体意志的在场。在技术加剧伦理冲突的当代社会,同意论的重拾和完善对于道德义务理论重塑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视域下的伦理秩序建构皆彰显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何为美德：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实践哲学的一个视角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分歧不在于前者强调美德或性格,而后者只考虑何为正确的行动;相反,他们都充分注意到了道德行动对人的性格或美德的依赖。但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根本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在于道德行动应该出于义务还是美德,还在于美德究竟应当依据自然目的还是实践理性来加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康德的道德哲学所代表的不仅是美德伦理与义务论的区别,还反映了对美德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理解。受亚里士多德启发发展起来的现代美德伦理需要认真对待来自康德哲学的批评,回应现代人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需求,才能迎来真正的复兴。     

信念、欲望与信欲:斯洛特与王阳明道德动机论之比较

休谟式的信念—欲望模型仍是道德动机理论的主流。在当代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宣称信念自身足以使人产生行动的动机,因此欲望不是必要的;而情感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则宣称只有欲望或情感才能解释一个人的行动。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既同意休谟主义的观点,认为信念和欲望都是为解释一个人的行动所必需的,同时又不同意休谟主义,认为信念和欲望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心灵状态,相反它们构成了一个称作"信欲"的单一心灵状态。迈克尔·斯洛特是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的代表,其信欲概念对道德动机问题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亦有其局限性;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及"知行合一"思想为克服斯洛特观点的局限性提供了启发。     

义务论与道德运气——一种康德式的视角

一般认为,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义务论并不考虑"道德运气"。然而,按照威廉斯等人的观点,人的道德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运气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而这些运气实际上深刻影响着关于一个行为的"道德判断"。本文认为,康德伦理学并非不考虑"道德运气",恰恰相反,现实层面的复杂性正是义务论所思考的出发点,主体的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始终不可能脱离开各种运气的影响。正是基于此,康德的义务论才必须提出一种脱离各种运气的法则与原理,它们能在"最小意义"上作为道德行为的衡量标准,从而产生一种基本的"行动指南"。也就是说,康德伦理学不仅不反对或者排斥运气,反而以其自身的原则建构给各种意外情况留下充分的解释空间。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情感

康德早期的道德哲学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他批判地接受了情感主义者的"道德情感"概念,后者贯穿康德道德哲学的始终。不过在不同时期,道德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内涵和作用不尽相同。在成熟时期,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主要指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这种敬重感充当了道德的动机。不过围绕道德动机存在着诸多争议,针对情感因素在动机中的作用,也存在理智主义与情感主义两种相对立的解释。然而如果将人类的道德状态描述成一个由道德现实到道德理想的渐进而无限的历史进程,那么两种解释都可以被包容在其中。     

论迈克尔·史密斯对动机休谟主义的辩护

在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的探讨中,休谟主义被认为提供了一种与康德主义截然相反的解释进路,其核心主张可被归纳为欲望在道德动机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动机休谟主义阵营的迈克尔·史密斯主张,不论在强的意义上还是弱的意义上,休谟主义都是对动机本质的唯一正确解释,对此他展开了三重激烈的辩护:一是区分了行动的激发性理由与规范性理由;二是反驳了对欲望本质的现象学理解;三是澄清了激发性理由的目的论意蕴。在展开如上三重辩护的同时,史密斯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动机理论,进而对康德主义构成了极大的理论挑战。不过当史密斯将欲望作为核心要素去解释行动时,他对欲望大包大揽的做法使得欲望要么是在解释行动上不可能的,要么是在与"无意"的概念区分上模糊的。而更为严重的是,广义欲望的策略并不必然能够得出欲望在动机中更基础的结论。对此,史密斯都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当代道德规范性研究与人工智能伦理设计

功利主义、直觉主义以及道义论是当前用于指导人工智能系统道德抉择的主要理论资源。然而，以上理论的应用均遭遇了困境。在道德哲学的历史上，正是类似的困境曾导致规范伦理学的衰落。当代规范性研究中的康德式理论对相关理论困难均给出充分回应，有力推动了规范伦理学的复兴，也有望为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提供更为恰当的理论基础。康德式理论具有共同的核心观点和思想方法，保证了由这类理论所构建的伦理原则可以具有一致性和实践可操作性。格沃斯和斯坎伦是当代康德式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两者对道德义务的论证，尝试确立三个基本的伦理原则，即不侵犯原则、平等原则和援助原则。三个原则对任何道德主体间最基本的道德义务给出了清晰阐释，也能够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给出明确指导。     

斯洛特移情关怀伦理学的价值内涵及其局限

斯洛特试图超越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立足性别差异的道德视界,从英国情感主义道德传统和近年来道德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一种基于人类普遍"移情"的关怀伦理,由此探索一种可兼具解释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的总体伦理学方法。他确立起"移情"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普遍价值,试图证明无论行为者的道德义务或公共道德事务均应以"移情"为基础。基于此,斯洛特将移情关怀伦理视为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适合道德领域的新道德情感主义。尽管这种移情关怀伦理的确在道德领域具有普遍性,但本文认为,这种普遍性并不表示它可以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亦难以兼及所有行为规范,更不足以取代理性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     

至善与道德世界——康德至善概念的现象学诠释

借助对义务(道德)意识构成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将康德的至善概念解释为义务意识原构成所预设的道德世界,从而将至善论界说为康德的善理论的一个自然延伸。这一解释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回应对至善概念的批判,而且勾连了法则与目的,并因此提供了一种对康德思想中的目的论维度的新的理解路径。文章也在强调至善概念内蕴的共同体维度之同时批判了对康德至善与道德世界的政治解释,坚持了自由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基础地位。     

移情的启蒙: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述评

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是英语国家近三十年成长起来的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道德思潮,汇聚了当代西方反理论主义、社群主义等多种批判性思潮为一体,力图从道德情感主义的进路回应规范伦理重建和启蒙筹划问题,拒斥传统道德哲学的规则主义倾向。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主要以女性关怀伦理学和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内容代表,它们在理论上注重经验描述的方法,在价值观上主张"关怀/关心"地行动优先于抽象的道德规则,对"他者"的责任意识优先于对"个体"的权利意识,这些内容主张反映了当代西方在道德理念上的进步。"移情"是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它被当代道德情感论者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反映了当代道德情感论者注重追求道德行为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参与和共同受益,以及由此对道德行为者产生的实际心理感受的伦理精神。"移情"的提倡也对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等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孕育出一种"移情的文明"之启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