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里的公德启示录

电梯是现代社会中一块不大的公共生活区域。这一特殊场所的道德问题对我国当前社会公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公德强则社会强,公德衰则民众哀,许多消极的社会问题的产生是社会公德缺失的代价,解决这些问题增加了社会的运行成本。     

走向公德养成论——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起点

梁任公以公私分判道德的理论运思,旨在推动群体与个体的双重转化以建立民族国家和国族认同.《新民说》以道德关系的性质为判准区分“公德”与“私德”,其中《论公德》一文力主“公德发明论”,《论私德》一文力主“私德推衍论”,二者代表着转化个体和群体的两条迥异路径,其前后转变表明粱氏对于中西新旧的认识从对抗走向了融贯.但由于以道德关系的性质区分“公德”“私德”存在缺陷,导致了人们对传统道德伦理的诸多误解,也潜在使得百年来公私道德的讨论始终跳不出文化决定论的窠臼.当前,基于社会结构变迁、时代任务转变、文化出现断层等原因,走向“公德养成论”可能才是保证社会公德建设理想效果的明智选择.     

社会公德维护需要建立社会公平机制——从"见义不为"说起

每个社会的道德建设都需要在维护和创新两个基本层面展开,社会公德维护是其建设的中心任务.目前中国社会维护公德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遵守和践行社会公德往往会使人陷入道德悖论现象的"怪圈"而难以自拔,进而导致"道德冷漠症"屡见不鲜.维护社会公德的当代课题就是要走出这种"怪圈",这就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理的指导下,正确认识产生"怪圈"的社会历史原因,构建维护社会公德的社会公平机制.     

现代公共生活伦理建设的基本路径

现代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生活伦理调适,公共生活伦理建设已成为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主题。加强公共生活伦理建设,一是要以现代性"公众"的成长作为主体基础;二要丰富公德的社会性;三要加强公共生活伦理的制度规约;四要倡导公共反腐,营造公共生活伦理的优良环境;五要彰扬公共生活伦理的价值以实现普遍的公共关怀。     

社会公德建设的路径选择研究

社会公德建设是与我国社会转型相伴始终的一项重大课题。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理论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大多具有单向或片面的局限,不仅无法全面解析全新社会条件下公德失范的结构性发生机制,而且也不能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道德挑战。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公德建设路径,必须既面向伦理道德合理性重铸,又面向公德失范赖以产生的社会现实。为此,亟需从国家层面提出并落实具有综合性和针对性的公德养成伦理战略,将社会公德建设与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统一起来同步推进。     

城市伦理视野中的市民公德建设

城市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城市伦理是站在城市的伦理纬度,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会道德问题。城市居民的公德意识和道德水平是处理公共领域事务的重要因素,市民公德建设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城市现代公共领域、有利于城市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有利于城市市民个体与城市共同体良性互动,有利于城市文化底蕴充分发挥作用,使城市独具特色。城市伦理视野中市民公德建设的五个途径是:提炼城市公共主流伦理、加强城市道德立法、突显城市器物与精神情境、优化城市舆论教育手段、使社区成为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开展的载体。     

传统向现代转型视域下的公共道德的辨析及构建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     

公民道德“友善”的当代建构——以对西方与近代儒家的考察为基础

近年来公民道德"友善"获得学界的关注,然而很少有学者从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双重角度,以中西不同文明建设公民道德的思想历程为资源,研究"友善"公德的建设。此外,中国近现代思想者改造友善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全新的友善观念,既成功地将友善转变为公民道德,又承接了中国人持续至今的道德情感模式;它既汲取了西方将友善确定为公民道德的精髓之处,又认可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合乎情理的方面。通过将友善的普遍性(公德的特质)与特殊性(私德的特质)分别限制在广度与深度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延续中国近现代思想者的道路,尝试解决将友善改造为社会公德中遭遇的难题,让友善成为一种适合国人践行的道德。     

论“个体品德”及其培育的当代意义

所谓"个体品德",是指在内容上多涉及个人应具的品格而不涉及人际、群己交往的品质、人格、人品,它与"私德"概念是一种交叉重合但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逐步重视"个体品德"或者私德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10月27日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且加以规定的"个体品德",是指党和国家对个人私德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推动践行以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提出并养成培育个体品德的当代意义在于:注重个体品德培育符合古今中外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规律;注重培育个体品德是对现代中国道德建设偏颇的纠正;注重培育个体品德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特别是干部的道德素质。     

大数据时代的道德监督功能

基于物联网生成的后熟人社会是陌生人社会的道德资源,它使道德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有了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后熟人社会具有和传统熟人社会相似的道德价值,通过明确道德对象、持续社会舆论、连接道德与生活重启"德-得"相通的道德运行机制,恢复道德监督功能,激励人们向上向善。网络的自发性、技术宰制等问题引发后熟人社会道德监督功能实现中出现隐私侵犯、力量滥用的倾向,提高个体责任意识、实现德法共治是问题防范的有效途径。     

社会公德：个人行为与公共生活和谐的基石

现代社会,由于介入公共生活的人员成分复杂,目标和价值追求各异,彼此间的矛盾冲突难以避免.社会公德向个人提示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存在,并强调这种存在的不容忽视性,提升个人对“公共性”的道德认知;通过内化为公众的道德心理标尺,借助舆论的引导和鞭挞功能,评价并调节个人的态度及行为方式;借助社会公德制度化的措施,整合多样化的个人行为和价值取向,引导个人行为与公共生活的和谐有序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建设新指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要求实现道德建设"由圣入凡"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新指向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从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化,把以人为本与现代性"平民化人格"联系起来,以生态和谐观念寻求公德与私德的统一.     

论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成德路径——以孔孟荀韩为中心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成德思想有"由内而外"及"由外而内"两种类型,前者包括孔子之"循亲成德"与孟子之"循心成德"路径,后者包括荀子之"循礼成德"与韩非子之"循法成德"路径。"由内而外"之思路,强调道德意愿与道德行为、私德与公德、个人道德与社会整体道德之间的连贯性,核心在于"内源性"道德意愿之培育。孔子侧重血缘亲情,孟子更多关注普遍性的人心与人性之善。"由外而内"之思路,主张外在行为规则体系之重要性,由道德行为之养成而塑造道德意愿,由公德之规训而成就私德之完善,由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之维护而营造个人道德实现之氛围,核心在于"外塑型"道德意愿之养成。荀子之礼,贵在柔性教化与熏陶;韩非子之法,重在公正无私地确保社会道德底线。     

以“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在"天人合一"的价值框架下,展开了以"伦"为核心的伦理精神的价值建构,这种建构通过由"天理"到"伦"再到"份"的层层展开与推进,实现了由社会统一价值到社会规范体系再到个体责任的具体转化过程,个体道德责任以社会价值为基础和根据,通过个体对道德责任的恪守,使得社会的统一价值要求逐步实现和落实,这样就形成社会价值向个体责任转换并最后复归于社会价值的具体-抽象一具体的辩证链环.社会统一的价值要求就是这样通过个体道德责任一步一步地向社会生活落实,形成一个由社会的人伦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到社会生活的辩证结构.     

后现代伦理话语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现代性道德合法性危机标志着道德形而上学走到了黄昏,后现代主义解构了道德本体论,把个人情感、欲望、意志等合理性感性因素整合进道德人格结构与功能中去,道德回归生活本身,生活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解构了"宏大叙事"总体化道德努力,道德话语权的个体回归使每个人都能在道德的世界自由而充分的生长,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解构了"同一性"普遍化道德,摆脱道德形而上学的纠缠,在一个没有伦理的社会中进行自由的道德选择.在我国满载张力和快速节律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义荣辱观建构,既要实现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又要汲取西方后现代主义对道德形而上学远见卓识的批评,惟有如此,我们的伦理世界更加丰富,更加成熟,从而超越现代性而后现代化.     

道德定力的科学内涵、现实价值与培育路径

道德定力是个体面对不良道德风气和诱惑时,表现出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道德认知、道德认同、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能力,包含道德判断力、道德自觉力、道德意志力、道德捍卫力和道德引领力等构成要素,体现社会道德要求向道德主体内心的自觉转化,属于支撑个体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力量。就其现实价值而言,道德定力表征了个体坚信道德价值、坚守道德要求的内在信念,是个体崇尚道德、维护道德与践行道德的动力之源,有助于推动个体道德由外在规制转向内在自觉、支撑个体道德适应现代社会生存新境遇、筑牢个体道德失范的双重预防屏障以及细化道德建设的目标体系与阐释框架。就其培育路径而言,当下道德定力培育路径主要包括树立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念以涵养道德定力的思想根基、激发修身自律与公共意识以强化道德定力的内在规约、增强氛围营造和舆论引导以优化道德定力的形成环境、深化制度建设和协同治理以构筑道德定力的监督体系。     

从技术理性到行政伦理——大数据时代智慧治理的伦理反思

大数据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智慧治理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新模式,然而智慧治理面临人的主体性、隐私与自由、社会公正等诸多伦理挑战,这些挑战与技术理性的张扬密切相关。智慧治理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善,而要实现公共善,就要对这种技术理性进行必要的行政伦理的审视,通过责任伦理实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目的善与手段善、公共善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从而使智慧治理获得伦理确证与道德规约。     

公德不应归结为特殊领域的道德

什么是公德,国内伦理学界的意见不一,关于公德的内涵和外延也有不同的看法。文章认为,过去人们常把公德同婚姻家庭道德、职业道德并列起来,看作是特殊领域的道德,这种传统的看法把公德规定得过于狭窄,因而不那么科学。公德不应归结为特殊领域的道德,而是一般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     

和谐社会呼唤公德

学界关于公德和私德问题的讨论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高度注重礼仪道德的文明古国,但在公共生活领域却普遍缺乏公德意识,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的家长式的封建专制政治所能培育的只能是一种私德观念。只有形成一个民主的、开放的、法制的、尊重和维护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公民社会,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公德"观念来。公德的缺乏必然会增加社会进步的成本,因而公德的培育和倡导是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培育公德意识方面,应当特别重视公德的积极内涵和消极内涵。     

西方元伦理学视野中的儒家“正名”学说

在儒家传统解释之中,"正名"有两个维度。首先是以名就实,名准确契合道德行动的实际事态;其次是以实就名,道德行动受到名的规约指引。名在本质上是一种厚伦理概念,兼具描述性与评价性;更重要的是其描述性内容依附于评价性视角,不可分割。藉此,名实现汇聚道德共识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