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非个人道德困境下人对智能机器道德判断研究

研究通过两项实验考察人们对人类和智能机器在个人\非个人道德困境下的道德判断。结果发现,(1)非个人道德困境下,人们对智能机器和人采用相同的道德评价标准,对其期望行为及实际行为的道德评价(责备度、许可度、正确性)完全相同。(2)个人道德困境下,人们对智能机器和人采用不同的道德评价标准,相比于人类,有更多人希望智能机器做出功利主义取向行为,对其功利主义行为的道德评价也更高。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道德决策快的智能机器让人更信任：能力感知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究智能机器的道德决策速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人们对其的信任程度。研究分别以智能机器与人类为道德决策主体,采用2（决策速度）×2（决策内容）的被试间设计进行研究发现,对于智能机器和人类,道德性决策均会使人们对其信任,而快速道德决策提高了人们对智能机器的信任程度;此外,研究发现能力感知是智能机器道德决策速度影响人们对其信任程度的中介机制。研究表明人们对智能机器与人类的道德决策速度知觉存在差异。     

关于道德选择的几个问题

道德选择是人生需要面对的诸多的选择中最基本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人们总是用“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人道或不人道”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他人或自己的各种行为,并据此进行道德选择。道德选择不仅是道德行为的开端,而且是道德行为的指南,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道德选择,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行为,认真研究道德选择中的道德自由、道德责任、道德困境等问题,对于道德主体优秀品质的形成是有促进作用的。     

论道德宽容

道德宽容的要义在于包容道德生活中的他者,即包容持有不同道德思想、道德观念、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态度、道德判断或具有不同道德行为表现的个人或群体。道德宽容的客观前提是人类道德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道德分歧。道德宽容之所以值得提倡,是因为它既不是道德武断,也不是道德纵容。道德宽容的限度是勿纵恶或勿跨越善的边界。伦理相对主义是道德宽容的理论基础。     

论责任与信任

责任与信任都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是人作为理性存在的理性要求。人的存在本质上既是孤独的 ,又力图摆脱孤独。孤独使人具有责任意识 ,成为道德的存在 ,摆脱孤独使人获得信任 ;责任与信任都与他者紧密联系 ,责任是为他者而存在 ,信任是与他者之共在 ;信任是社会交往的前提 ,保持信任虽不出于责任但却合乎责任 ,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     

论道德冷漠

道德冷漠作为一种善的缺乏,体现为道德敏感的缺乏、道德判断的搁置和道德实践上的不作为。道德冷漠是一种"平庸的恶",其出现主要是因为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受损,因而缺乏与恶作斗争的自觉意识。道德冷漠本质上是一个如何看待他者的问题。     

解读"道德责任"

本文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对道德责任内涵、道德责任归因、道德责任的前提条件、道德责任的谅解、道德责任冲突的解决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其中道德责任归因理论和责任冲突解决理论具有可操作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看待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

从主观性维度看,有自我关注、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和他者关注三种理解方式;以自我关注为中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敞开了试图决定如何生活的个人的主观性视野;介于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涉及一个能够理解此主观性的"第三方"立场;以他者关注为重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凸显了他者面容的伦理意义及必须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主观性视阈。依据关于道德探究的形态学预设,"道德与幸福"之一致性问题的探讨有三种形态分布上的趋向:指向"心灵秩序"的德性至善论;指向"行为法则"的道德自由论;指向"他者面容"的伦理责任论。它们构成了与"幸福"关联的道德探究的道德形态学分布的三条问题轴线:应当如何生活?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在一起?     

康德道德研究中道德规律与道德史的内在矛盾

康德从抽象的个人建立道德规律,与他所谓的人类的道德史相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团体、社会性与集体思想作为个人先在的规定性与责任与道德的源泉。     

道德赏罚：当前道德建设的理性选择

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道德生活领域表现出特有的道德规范不定型的特征,在道德认识、道德选择、道德评价上,人们普遍存在着困惑和偏见。这促使很多人寻找走出困境的出路,呼声最大的如道德人格再造、道德法制化、道德制度化等等。虽然它们选取了道德建设的不同角度,但道     

斯坎伦论道德动机与道德的优先性

本文的目的,是讨论欺坎伦的实质性道德动机理论(moral motivation),如何能回答"我为什么要道德"的问题,并且他如何通过这个理论来解释道德理由(moral reason)较其它理由具有优先性和重要性。我们认为,斯坎伦的动机理论,诉诸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关系这个实质性的价值,来说明道德要求的给予理由的效力,并不能准确地描述我们的道德经验,而较之效益主义也不见得高明。其次,他对于道德价值较其它价值更重要和具有优先性的论证,也没有说服力。因为当道德价值与其它价值相冲突时,并不是道德价值总是优先的,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人们的实践,远较斯坎伦描述的为复杂。宣称道德价值总是有优先性,是一个太强的论旨,因而缺乏说服力。     

道德责任与多重可能性——法兰克福式反例的启示

自从法兰克福对"多重可能性原则"(即,只有当行为者在行动时有其它的可能性时,他才对该行动负道德责任)提出了他著名的反例以来,哲学界围绕法兰克福式反例是否成功推翻了这一原则展开了大量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法兰克福式反例是否存在不当预设,一是法兰克福式反例是否存在不当遗漏。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揭示出对法兰克福式反例的最佳理解可能与人们的最初印象很不同,而这一揭示也将关于道德责任的讨论从"多重可能性"问题引向更为深层的问题。     

论道德榜样——对现代社会道德榜样的检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榜样遭遇到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对道德榜样进行理论审视,实为必要.在现代社会,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及具有重要影响者、成年人,是道德榜样的三大基本类型.道德榜样的先验论、需要论、发现论和实践论,从不同角度回答了道德榜样的产生机制问题.道德榜样的理想主义本质及其对道德普遍主义的诉求,构成了道德榜样的基础条件.道德榜样既具有外在功能,更具有内在功能,二者是有机统一的.     

康德的道德命令如何可能

道德形而上学要求全部道德概念都先天地错落在理性之中,在来源上具有纯粹性且俱足尊严,合乎责任是不够的,还必须出于责任;纯粹实践理性批判要求自由是一切人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人们以他律和自律的方式来思想自己,意志自由是道德命令如何可能的最后根据。人的价值和尊严不在于漂忽不定的、有条件的幸福的追求上,而在于无条件的、崇高的道德律的敬重上。在道德认识和道德判断的问题上,进行动机抑或效果的、形式抑或实质的二者必居其一的二元判断,逻辑上自相矛盾。     

中医药科研道德责任的伦理学思考

科研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既受科研实践的制约和影响,同时又具有反作用,可以促进或阻碍其发展。目前,科研道德责任在科研工作中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通过对中医药科研道德责任意义的认识,从分析当前中医药科研道德滑坡情况及其造成的危害入手,对科研道德责任进行理性思考,并探讨其对策。     

分布式道德机制：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的新策略

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的目的是让它们在道德实践中与人类和其他智能体更好地相处。目前主要有四种建模策略：隐式、自上而下式、自下而上式和混合式。但是这些策略存在技术层面的困境,如设计范式、道德转译和算法黑箱等问题,并且在社会层面上也难以应对伦理对齐的困境。这是因为现行策略认为人工智能体在道德实践中发挥着线性作用,能够独立实现某种外在的道德规范,从而将人工智能体从实践中隔离出来。采用分布式道德机制来实现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将人工智能体置于多智能体系统中,可以在人与人工智能体的交互式道德实践中形成开放、包容的道德规范和分配式道德责任。这种机制不仅能够消解现行策略的困境,还能够促进人工智能体与人类之间形成道德共生关系。     

论马克思的道德实践

马克思不是一个反道德主义者,也不是一个道德中立论者,而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道德实践家.他批判旧道德,树立新道德,追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反对空洞说教.他一生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革命实践,对广大劳苦大众的深切关爱,所展现的完美的人格、高尚的德性,以及所成就的惊天动地的事业,足以证明正是由于他真正将美德和智慧、理论和实践、哲学家和革命家集于一身,才塑造了最伟大的人生.     

道德自然主义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批驳北大核心CSSCI

道德怀疑主义的回溯论证依赖于一个重要前提,即由“是”推出“应当”是逻辑上无效的,而道德自然主义者否认这个前提。马克·内尔森提出了两个反例来试图证明：“是”与“应当”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鸿沟;我们能够基于由“是”到“应当”的推理来确证我们的道德信念。但是,对他的论证的考察表明,即使他的反例成功地证明“是”与“应当”问题的确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要么由于我们不能确证地相信那些作为前提的事实命题,要么由于我们的确证仍然依赖于某些隐藏的道德预设,因此,我们也不能够用类似的推理来确证我们的道德信念。总之,道德自然主义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批驳并不成功。     

道德与美德辨析

功利与道义、责任与义务、规范与自由、必须与应该、他律与自律等等,一直是伦理学难以达成共识的根本性问题,追溯其根源,却缘于道德与美德相混淆。因而,辨析道德与美德而使之各归本位,这是推进伦理学前进的认知前提。客观论之,道德属于他律,是人人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所以,道德是功利的,它以自我利益持守为出发点,以权利与责任对等为基本原则,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直接目的。道德是美德的基础,因而,美德属于自律,是对道德的卓越,是人人应该响应的社会倡导,所以,美德是道义的,它以自我利益放弃或超越为起步,以无私利他为基本准则,以履行责任之外的义务来增进他者利益为展开方式,以实现个性张扬和精神自由为直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