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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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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与朱熹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两人对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反复的交流、探讨和辩论,透过朱熹与张栻的交涉与论辩,回归并追寻张栻的工夫论思想,笔者认为张栻的工夫论是一个完整的、前后相续的动态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继承并消化了胡宏因利欲间发现良心苗裔然后操存涵养的察识端倪说之思想;在思想及生命的成长历程中,不断地“省过矫偏”,从而对前说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提出察识与涵养并进的思想。这标志着张栻工夫论思想的成熟与确立。本文集中探讨张栻工夫论思想的发展、成长、确立之历史过程及其在思想上的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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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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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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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总被引：10，自引：1，他引：9
本文从批判义利之辨是“古典的陈旧课题和话语”的观点出发 ,指出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一切伦理学所寻求正确的价值观所必须开展的伦理思维活动 ,并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义利之辨 ,探讨了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之间的关系 ,认为只有通过义利之辨 ,才能真正形成义利并重和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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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是天人合一论者,其理论重心是天、性、心的一致。张栻天人合一的理论来源是孟子以来尽心、知性、知天和《大学》论修身的有关思想,立足点在躬行实践。他强调格物以穷其理,去欲以正其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由于天理构成心性的实际内容,人之复明本心(天性),也就是通过存养工夫去解决人之心性在外来干扰影响下的自立和著现的问题。尽心和存养体现于修身践行之中,人通过一步步的修养环节而锻炼提高,由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而身修,最后进达最崇高的理想境界——与天合一,争得自身的行动自由并力求最充分的自由的实现。由此,人与天相合就不是意味着对天命的绝对依从和放弃主体的自觉行动,相反正是人获取自由的积极表现。至于他以绝对完美的圣人为天人合一的现实楷模,则表明了他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的理想或空想的性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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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节《朱子成书》所载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对“无极”的论述与其他版本不同,它考虑了“无极而太极”的“无所不该”这一无限性的超验问题,以“莫之为而为之”表达本体的自为性。张栻又以“太极,性也”之义构建起性—太极的本体结构,以心形显太极,以道德实践发明太极,实现了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统一。他还吸收了朱子心有未发已发的观点,使湖湘学的察识端倪得以据心之已发之际介入;同时肯认未发之性的存在,存养未发的工夫亦得以进行,由此形成了存养与省察并用的工夫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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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义利观研究──兼论《易传》之伦理思想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义利关系是《易传》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易传》作者系统总结并发展了先秦诸子的义利观,认为“义”乃人类行为最基本之道德规范,其职能是“理财、正辞、禁民为非”,其基本含义是“崇德向善”、“广业济世”、“和谐中正”、“崇刚抑柔”、“顺天应时”;“利”的基本含义则是指“天地之大义”,凡合于义者,皆视为利。因此,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易传》作者的基本思想是：（１）“义以为上,以义制利”;（２）义以生利,利在义中;（３）义利合一,相互为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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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义轻利和存理灭欲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张栻对义利理欲的探讨在继承胡宏思想的基础上有其独特的贡献:首先,他自觉地从概念使用上区分"欲"与"人欲"的不同,在此基础上表达尊重"欲"的立场;其次,因为"欲"有变为"人欲"的危险,因此他对于"欲"作出了"小且贱"的价值评价;最后,他走向一以"义"或者"天理"为标准的立场,并在此过程中为"天理"确定了"直"、"顺"、"无所为"等同时具有本体和工夫意义的新标准,舜的"无为而治"成为他理欲观的最高理想。张栻从最初重"欲"到最终走向"无所为"而"天理"的结局,看似有所矛盾,实是层层递进,而其现实意义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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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研究》2017,(6)
王船山义利之辨是与公私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不仅对利作出了公利、私利的区分,而且对义也作出了公义、私义的区分,整体上要求重公义、轻私义,重公利、轻私利,故此提出了"循公废私""存公抑私"等命题。与此同时,船山对个人私利亦作出了完全有别于理学的独到性分析,承认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公崇私"的伦理学命题,体现出一种早期启蒙的伦理倾向。船山这种"尚公崇私"论蕴含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对理学"贵义贱利"以及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批判性超越,而其公私论与义利论的结合则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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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是南宋湖湘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融"蜀学"、"洛学"于一炉,并集"湖湘学"之大成。这一方面端赖于他父亲张浚的言传身教,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的名师胡宏。胡宏与张栻二人治学的区别与联系,可从仁与心的关系、工夫修养和性之善恶三个方面来说明,同时亦可由此明确胡氏湖湘学在张栻处的转向,以及张栻之学前后期的变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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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2021,(3)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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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是陆九渊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资源.其”心即理”的本体论、以”发明本心”为核心的修养工夫论、格物论、义利说的提出与建构,都是以<四书>思想资料为依托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