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康德“人性中的根本恶”与荀子“人性恶”之比较

康德认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有“善的秉赋”也有“恶的倾向”,恶源自于质料及经验性杂多对理性的干扰,改恶迁善应当进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将基于理性的道德法则置于基于质料的自爱或幸福法则之上,并以道德(宗教)信仰保证德福一致及道德律的践行.与康德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不同,荀子认为“生而好利”的基于欲望的自然天性决定了人性本恶,后天“化性起伪”的方式着重于以圣人、师长为主导的礼义教化.康德偏重先验分析的自由意志与苟子着重经验教化的方式都有助于人的道德自律的形成.     

自由的张力——从根本恶看康德对意志与任性的区分

本文尝试在与根本恶学说的关联中分析康德对意志与任性进行区分的意义。由于引入根本恶的概念,康德修正了以自律为核心的自由理论,纳入自由意志的另一面向——其作恶的可能性,凸显了自由意志内蕴的张力。然而,通过将任性与立法意志界说为意志官能的两个要素,使前者从属于后者,康德对其自由理论的修正并没有完全背离他早先自律的自由观。本文质疑康德将任性对道德法则的违背看作一种无能或者自由的缺失的观点,认为这一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观点使得意志与任性的区分失去意义,不再能解释恶与过错的归责问题。     

王时槐思想中恶的问题

王时槐是江右王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将善恶视为念能否顺本性而动,对合法性与道德性有清楚的辨析,并注重过恶之辨,意念无明显的邪妄可以视为无恶,但不代表无过。他主张善有本体,而恶无根即无形上的本体,但恶仍有其根源,这就是人的"自离其性"或"甘自弃之"的主观条件,这与康德的根本恶学说可以接榫。王时槐强调改过迁善的根本动力或力量源于自身,他主张人要立志、修治与敦礼,旨在实现心灵转变与在感官方式上的逐渐改良,达到念念归根的状态,从而纠正准则中颠倒的道德动机的顺序,他对静坐的强调则是通过收敛与暂息尘缘,以默识自心,从而达到动静皆能复归本性。     

论伪善：从“宗教罪”到“道德恶”

康德通过对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圣经故事的深入解读,发现人性不仅天然有向善或向恶的倾向,而且还有天然以善掩恶甚或以恶(搏)取善的倾向。虽然这是无善恶的选择,是知善恶前的先行行为;但是当我们以理性反思道德的人性前提之时,除却或善或恶的情形外,伪善理应成为情形之一。因而,在道德理性启蒙之下,回溯本源的道德经验,宗教的神秘化的罪转化为世俗社会中的道德恶。并且随着人类从自然秩序进入伦理秩序、自然世界过渡到伦理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伪善这种个体性的人性之恶转变为总体性的世界之恶。     

道德秩序与人类本性——对康德“根本恶”观念的批判解读

康德揭示了一种人类特有的超感触本性主导、统摄感触本性的心灵秩序或曰道德秩序。"根本恶"作为深植于人类心灵中的一种向恶的趋向或者说一种"恶的作意",令我们在通过抉意制定活动格准时将感触性动原凌驾于道德法则,由此导致对道德秩序的逆反与颠覆。对治"根本恶"的根本方式是重新恢复道德秩序,即通过心灵的"革命"令道德法则重新主导实践活动。要充分杜绝"根本恶"效用的发生,人类应当脱离一种"伦理的自然状态"而进入"伦理共同体",以期过上真正的"道德生活"。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

康德既认为自由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服从,又认为人的自由会违背道德法则。有学者就此提出“双重论”解读,认为康德有两种自由概念：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自由及在服从和违背道德法则间选择的自由。与之相对,也有学者支持“单一论”的解读,认为康德只有一种自由概念,即服从道德法则的能力,对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的研究就是支持“单一论”。康德的任性自由和意志自由是同一种自由,任性自由不是作为选择自由的第二种自由,其本质不在于选择,动物的任性有选择而无自由,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任性没有对恶的选择却有自由。恶只是作为不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的任性自由的特殊属性,该自由会受感性影响而违背道德法则。在其有能力克服感性影响却没有这么做的意义上,人的任性自由要为由此导致的恶承担责任。     

康德论人性的善恶

康德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建立在他对人之本性的界定上,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人并不涉及道德上的善恶问题;就人的理性本质而言,人的本性中既有向善的原初禀赋,又有趋恶的倾向,这为人向善或趋恶提供了可能性。康德说人的本性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由此人性的善或恶取决于自由的任意将道德法则作为动机或将违背道德法则的动机纳入准则的自由。按照康德的严峻主义观点,人的本性天生就存在一种根本恶,这种恶败坏了一切准则的根据,造成了心灵的颠倒,但正因为其源于人的自由本性,也为人改恶向善提供了可能性。     

康德论恶的起源

恶的起源是康德宗教哲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表明了人类理性主体性地位的提升，也说明了他对基督教经典教义所作的重新诠释。具体而言，该问题涉及上溯和下延两个分主题。在上溯路径中，康德考察了人的恶行的理性根据，这对应于他道德哲学中的行动归责问题。在下延路径中，康德解释了恶行如何基于理性根据而产生的问题。他在探讨恶行的发生以及趋恶的倾向在始祖身上产生的细节时，特别突出了社会因素的作用。在康德那里，尽管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但仍是必要非充分的条件。概言之，恶行是每个个体基于其感性偏好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自由地做出的。     

上帝与恶的悖论——斯温伯恩神正论述评

面对上帝与恶的悖论,斯温伯恩积极回应,用逻辑有效性重释上帝的本质,用自由意志为道德的恶辩护,用有用性为自然的恶辩护。但上帝与恶的悖论本来就无法化解,斯温伯恩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性恶、情恶抑或心恶？——从荀子论“质具”与“心性”问题说起

荀子虽主"人之性恶",但又谓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在哲学史上,学者对此"质具"与"心性"的关系曾有"质具"属性说、"质具"与"性恶"矛盾说、"质具"属心说以及"质具"属心又属性说等几种不同的形态;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以"质具"问题为线索,则在历史上又演化出"性恶论"、"情恶论"(性朴论)和"心恶论"等不同的说法。荀子言性恶之目的原不在讨论"自然之恶",而在说明道德之恶,但道德之恶预设了责任概念,而责任概念又预设了选择自由。若谓在荀子那里,"质具"乃是人成就德行的主观根据,而这个意义上的"质具"乃从"天君"之心上来理解,那么,此心便有理由为"恶"承担责任,如是,"心恶说"在理论上便有其成立的根据。     

康德论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

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一方面指出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是普遍的,是人生而具有的,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认为这种趋恶倾向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因而可以被归咎于人。问题在于,如果人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普遍的趋恶倾向,它如何可能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呢?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康德的人性论和他的自由概念而得到回答。人的双重本性是康德论述人性善恶的基础,感性和理性是人性的两重维度,它们体现了人性中的张力。人的意志必然受到感性本性的影响,这是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的根源。然而,如果没有人对自由的应用,任何颠倒都不会造成,有的将仅仅是理性与感性的并存,没有孰先孰后,也就无所谓善恶。因此,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既是普遍的,又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康德的根本恶理论与作为潜能的自由

本文将康德根本恶理论的核心概念"趋恶倾向"解释为一种向恶潜能。这一潜能属于人类种族,并可在个体意念中现实化。基于这种解释,可以建立对根本恶理论的核心命题——人本性上是恶的——的准-先验论证。该论证将经验中违背道德的行为追溯到它们在人类本性中的先验根据。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也将由个体在善恶间选择的自由,扩展到种族向善、向恶两种潜能,这两种潜能为个体现实的善恶选择提供了先天的可能性条件。     

阿伦特与恶的现代性悖论

根本恶与恶之平庸,这两种貌似走向相反两端的对恶的描述,在作为行动主体对自我意图的执迷上是一致的。这种执迷或"过度"(excessive)就是恶的实质,它在阿伦特笔下具有悲剧性的双重面目。阿伦特揭示了恶的现代性悖论:现代性的题中之义是将恶视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将随时代进步而被消除;然而,现代生活的"世界异化"却容易加剧主体行动的盲目与道德自欺,从而导致根本恶的后果。     

“禁果”效应与迂回前进思考法

“禁果”一词来源于《圣经》,它讲的是夏娃被神秘的智慧树上的禁果所吸引,去偷吃禁果,而被贬到人问。这种禁果引起的逆反心理现象称之为禁果效应。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背后的自由意志问题

长期以来,程颐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法则受到了激烈的争辩。但是争辩双方却没有注意到它是否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如果不以个体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并由之而争取自然权利,伦理法则就会趋向于与权力、习俗相结合,形成压制个体德性提升的力量,走向道德目的的反面。考察中国伦理法则的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可见中国传统伦理法则没有依照自由意志发展,也没有产生维护自然权利的强烈需求,道德的呼吁往往流于异化。这种模式的根本改变需要我们从个体自由意志出发构建与实践伦理法则。     

恶、自由与康德的善人概念

本文将借鉴康德哲学的资源来重新思考自由与恶的问题.之所以以康德为中心,主要是因为康德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两者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诉求,如在凯克斯看来,"自由主义归属给个人的核心重要性通过康德所表达的自主观念得到极大的提高";而在另一方面,康德与自由主义在诸如自主这样的基本概念层面并不完全相同,而康德哲学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也许能为容纳这些基本价值提供另一种可能的空间.     

王国维美学的道德走向新探

妥善安置尘世间的恶,审美与道德具有了一致性.让天才担当道德使命,有如灵光乍现,是康德美学本土化的一项重大收获.在天才所构筑的灵动世界中,王国维在珍视审美质素的同时,还彰显了自由意志的积极意义,展现了汉语思想遭遇康德后的奇特状貌.王国维美学走向道德的深层原因,在于他把道德视为真正的"息肩之所",以及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后保障.     

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