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批判与正义——马克思对黑格尔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

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是现代性法权正义的核心内涵。黑格尔的思辨法哲学不仅剖析了财产权的形而上学基础,而且以"生命的权利"和"贱民的反抗"向财产权的合法性发起挑战。黑格尔的挑战揭示了法权正义的内在缺陷,构建了批判和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进路。马克思以财产权批判切入法权正义批判的理论视角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在批判重心上实现了从"权利"到"资本"的转换。通过把财产权批判诉诸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马克思得以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法权正义的社会存在基础,开启了在资本批判中批判和超越法权正义的逻辑进路。     

论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主张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考证,在马克思之前出现了古典正义观和自由主义正义观两种大的类型的正义观。古典正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古典正义观强调共同体高于个体,预设了一个神圣实体的存在,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强调基于伦理的必然性的自由,强调一种普遍性的公共善和强调公正是城邦立法的第一美德;自由主义正义观则强调个体优先于共同体,强调权利     

马克思论权利与正义：答胡萨米

伍德重申他先前论文的观点--"对马克思来说,经济交易或社会制度中的正义与否依赖于其与既定的生产方式的关系",认为胡萨米将"正义不仅受生产方式所决定且受阶级立场所决定"的观点归于马克思是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是从一种资本主义之后的正义标准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对马克思文本的误读.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基于对社会生产分析的总体批判,其批判是基于自由、共同体和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善的批判,而不是基于权利或正义的道德的善的批判.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中的正义问题

剖析现代性劳动结构是马克思洞悉现代性正义边界的切入点。通过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马克思既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存在论批判,也实现了对现代性正义观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动力机制,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组建的隐秘逻辑。剩余价值的不正义不是劳资关系层面"量"的不正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层面"质"的不正义。马克思强调的"正义与生产方式一致"表明,正义是依存于相应物质基础的社会现实。作为社会现实的正义不仅是一个批判性概念,而且是一个建构性概念。马克思在为资产阶级正义划定边界的同时,也为现代性正义新形态的生成留下了空间。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重思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

罗尔斯在建构其正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多次谈到马克思的思想,并从中获得重要的思想资源,并给予很高评价。正义问题是罗尔斯解读马克思的核心问题。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二是通过回应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争论,提出马克思预设的正义观;三是分析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超越正义的社会是否值得期许。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蕴含着双重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他抓住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实质,但对共产主义与正义的关系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读。     

苏格兰情感正义论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

马克思的正义论并非主要面向市民社会,而是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的实际需要.这种正义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汲取了启蒙国民经济学家实践先于原则的研究理路,否定了将复杂的正义问题诉诸道德批判的做法,将道义的实现置于经济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过程.分析苏格兰情感正义论的内在理路,理解马克思正义论的规范与规律的双重视角,从生产正义与正义的条件角度把握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质,可以形成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践逻辑,这对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正义的形态和功能

<正>义是在人类的现实处境下,处理现实利益关系的政治智慧,其实质是人类运用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能力,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目标,在现实的利益协调和分配关系中所把握的一个"度"。由此可见,"正义"形式的背后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的利益关系,抽象的正义理念需要通过把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形态来予以揭示。我们把正义的现实形态区分为普遍正义、具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普遍正义是社会合作的伦理基础,具体正义通过"求同存异"维护公共利益,保护个体利益,程序正义则是追求社会治理工程中的价值。     

《资本论》的正义观与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

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正义观的争论表明,马克思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解已经跳出现代政治哲学视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探讨正义问题的理论语境。重新理解《资本论》的正义观成为重新阐发马克思现代政治批判思想的重要切入点。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区分为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正义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正义从一个道德二元抉择问题转化为政治经济学问题,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性正义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进而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危机的同时,开辟了一条超越现代"道德政治"的思想道路。     

共同体中的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新理解

人们往往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这是按照康德—罗尔斯的思路来理解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但实际上,马克思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思想来建构自己的正义理论的。而黑格尔法哲学所关注的是共同体中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承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正义理论就是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今天,我们在建构正义制度的时候,也要关注每个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     

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批判正义的阐释

艾伦·布坎南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既有基于法权的内在批判,又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批判.他以此反驳了伍德一方断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观点,又批驳了胡萨米一方辩称马克思以外在于资本主义的正义原则去批判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正义、权利等法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是一种缺陷性的、补救性的价值,是一种意识形态,且不起主要的革命动机的作用.应该说,布坎南的诠释在融通、综合双方的理论优长上是较为成功的,他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上,虽不如伍德的立论激进,但在理论旨趣上却表现出“既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也拯救正义”的理论倾向.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正义批判思想探论

市民社会正义是一种底线道德权利要求,旨在确保社会成员互不伤害,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马克思从互利、自主和自我实现三个方面对其展开了批判。从互利来看,市民社会的生产领域呈现的是资本财富的增值与工人阶级的贫困,权利与权利相对抗;从自主来看,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商品等物的形式中介发生关系,这一关系呈现为类似自然界的盲目运动规律,物支配人;从自我实现来看,工人在生产领域屈从于资本的强力,受到必然时间的限制,劳动成为谋生手段,人的自我实现理想成为梦幻。在马克思这里,市民社会正义问题不再单纯是个体道德问题,本质上是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交织的问题,是与共同体命运相关的问题,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问题。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非法权正义观——兼评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误解

当代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布坎南在《马克思与正义》一书中认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正义"问题。一般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实现正义的理论,这是用黑格尔的正义观来理解马克思,因而是不成立的。因为黑格尔正义观的前提是私有制,即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观。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正义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共产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因而"正义"不再是私有制下的法权概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正义"问题。其实并不像布坎南所理解的那样,共产主义虽然不包含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观,但并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正义问题。在非法权的意义上,"符合社会性的人"是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规定。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正义观释解

正义问题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学界围绕"塔克—伍德命题"而展开的讨论貌似呈现了一个矛盾着的马克思和矛盾着的马克思正义论的形象。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调语境"中,马克思正义观的本真面貌得以呈显。具体说来,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根基于生产领域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质正义。马克思不仅完成了对正义问题的哲学省思,还从经济学的视角展开了对正义问题的批判性阐发。他通过对工资问题的经济学解释而揭开了平等交易的"幻象",通过对剩余价值率的公式化呈现而交出了劳动力受剥削的"铁证",通过对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深层解剖而洞悉了资本主义虚假正义的"根由"。正基于此,马克思完成了对超越性、批判性的"高阶正义"的理论期许和擘画。总之,《资本论》及其手稿呈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正义观,它堪称马克思的"正义论"。     

论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

马克思关于分配正义的思想是我们深入理解与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分配正义问题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前提.在马克思的视阈中,"分配"既具有经济学、社会学意涵,又具有哲学的形上意蕴.资产阶级以"劳动决定权"为前提,在分配中注重程序、忽视结果的"平等权利",其结果是造成分配的不正义.正义的分配应该超越"平等权利",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分配原则与价值目标,使人真正享有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成果,创造更为丰富的社会财富.     

马克思主义与正义

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正义,乃是因为其矛头无处不是指向资本主义正义.资本主义正义以普遍性掩盖阶级性、以永恒性掩盖暂时性,是妨碍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麻醉剂.马克思虽然没有关于正义观念的系统表述,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正义内涵.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现表现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等方面.按劳分配的合理依据不是人对自身劳动能力的所有权,而是人对自身劳动能力的使用权.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是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分配原则.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伦理维度——以《资本论》第一卷为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也是一种伦理学批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持有的一些伦理观念:一是包含选择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自主自由,一是包含身份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劳动对等的平等原则。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关系中得出这些伦理观念,也通过这些观念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关系。马克思是借助"经济关系的人格化"概念讨论这一问题的。这个概念为马克思的伦理学提供了基于"第三人称视角"的认识论图景。这一图景为开发"第一人称视角"的规范伦理学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伦理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马克思的伦理学不是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社会历史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建立的"制度伦理"。马克思的伦理学实现了从个体本位的"抽象人道主义伦理学"向社会关系本位的"社会批判伦理学"的转变。正是因为马克思实现了上述伦理学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这一革命为共产主义的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伦理承诺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学原理。但马克思并非是"伦理中心主义"的,在其现实性上,马克思的伦理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规律为基础的"制度伦理学"。     

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逻辑的批判

对分配正义的探讨要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西方政治经济学探讨分配正义并不像以往一样局限于政治和社会的目的,而是把分配正义纳入经济学的探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理论的要义在于:一方面,立足于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来论及分配正义问题,把分配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另一方面,从要素的贡献角度来确立分配公正的标准,从而使"按应得分配"成为最基本的分配原则。这些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重要来源。但是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显著的区别:一是虽然从生产过程出发来谈分配问题,但主要从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立场来讨论分配的定位问题;二是虽然同意"按要素的贡献分配",但是认为要素在各个社会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要素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三是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谈分配中的阶级利益因素对分配正义的影响,但总是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视为分配正义的基础。马克思则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解决分配正义的前提问题。通过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正义思想以及马克思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逻辑的批判,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实质,拓宽分配正义研究的视野。     

论现代社会救助正义与慈善伦理生态的构建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现代性的制度安排,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救助制度本身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基本伦理道德精神经历了从仁爱到正义的变化,社会救助伦理关系也整体上经历了从慈善伦理关系到权利伦理关系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必然意味着伦理生态重新建构。正义制度(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慈善事业的伦理生态是社会救助伦理精神在现代社会整体伦理生态中的实践合理性的表达。在个体德性和德行层面,应该构建制度正义与个体正义以及个体正义与个体慈善两种伦理生态。     

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

作者认为马克思思想具有希腊的维度,古希腊伦理哲学中的本质主义、目的论和正义这三个要素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在作者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本质主义和目的论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密不可分.而马克思对正义的看法则深受伊壁鸠鲁的影响,即将一种历史的维度引入了关于正义的讨论,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马克思在正义问题上采取了"有限相对主义"的立场,即认为资本主义就其本身来看是正义的,但是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这种正义又是有限的和不足的.正因为历史地看待正义问题,所以马克思又用道德的语言来谴责资本主义.作者认为,这种"有限相对主义"和用道德的语言抨击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是一种矛盾,而是马克思处理问题的一种辩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