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仲舒“无为”思想的四个维度

董仲舒的"无为"思想不能只作来自黄老之学的单向度式概括,其实际包含四个维度:董仲舒在景帝朝任博士时,吸收黄老"无为",寻求儒道整合;景武之际则吸纳诸子"治道"思想,继续完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君臣政治分工模式,并以阴阳学作为理论基础;武帝朝对策时,提出"改制无易道"的思想主张,传承儒家天命观与礼乐制度的因袭和损益之道;针对武帝时代统治阶层奢侈多欲等过度有为情况,提出"调均""致无为"等"无为而治"主张,希冀以"无为"促"善治"。不同时期的"无为"含义变迁反映了董仲舒思想的复杂性与整合性,凸显其现实关怀与担当意识。     

"《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考

西汉易学始于田何,传至孟喜而发生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动因是一部"<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由于此书没有流传下来,因此,其内容具体如何不易断定.但我们可以根据孟喜的学术背景来对此做一番考察.根据史书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孟喜的父亲是当时著名的春秋学家和礼学家,由此可以推断孟喜的思想应该受到其父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孟喜才诈造了一部"<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对易学进行了革命.其以<月令>的十二月时令为基本构架,融合了春秋学的阴阳灾异思想,以六十四卦来解说一年节气的变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卦气说.     

试论韩非的音乐美学思想

韩非的文艺观点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提出了"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等观点。韩非的音乐思想与其文艺观是一致的,是其文艺美学思想的体现,主张文艺要表现现实,为法制路线服务,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韩非意识到了音乐具有多种功能,但是他仅仅把音乐作为法制例证的手段,具有极端的功利性。     

《孟子》中的民本思想探微

民本思想是与君本思想相对而言的,与君本思想强调以"君"为本不同,其强调以"民"为本。孟子作为儒家学派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孟子》一书中提出了"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并从经济、政治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经济上孟子主张富民,政治上孟子倡导任民、保民、恤民和爱民。这些主张构成了孟子民本思想独有的深邃性与全面性,使孟子的民本思想具有极大的时代进步性。孟子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孟子自身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     

“为民父母”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

"为民父母"是商周时期就已产生的政治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尤其是孟子和荀子对"为民父母"的政治思想有不同程度发挥。"为民父母"的主张是孟子仁政和荀子礼治的中间环节。《礼记·孔子闲居》一篇以及《礼记》的其他篇章将"为民父母"和儒家的礼学思想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为民父母"的理论框架下将礼的亲亲与尊尊协调整合起来。这种思想与荀子的思想更加接近,这也说明《孔子闲居》等篇与荀子学派的关系更为密切。     

汉初儒道的天道观分歧及其治术思想之别——以《淮南子》和《春秋繁露》为中心

汉初儒道关于治术的有为与无为之争，本质上源于其天道观的根本分歧。对于天道的不同理解，既是儒道有为与无为之争的信仰依据，也体现为他们本质有别的天人感应说和工夫论。天道观的分歧也使得儒道的阴阳刑德思想表现出形似而实别的特点：尽管儒道皆主张阳尊阴卑并以刑德配阴阳，但二家赋予阴阳刑德说以截然不同的伦理政治意义，提出了迥然有别的治世主张。进而言之，儒道的有为与无为之争也可归结为文质之辨。如何看待此辨，关乎如何看待人性以及何为文明、文明何用等重要问题。在此，道家尚质抑文的价值取向及其无为之术所可能导致的风俗鄙陋、人心败坏之弊，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越发显露出来。所以，武帝以后儒术得尊、经学昌明的思想文化局面的形成，不仅是儒家尚文重教的属性使然，而且是历史时势的必然选择。     

《鬼谷子》的“阴阳”思想与“说谋”论证

"阴阳"是纵横家论证理论的重要依据。以往的研究虽有关注"阴阳"的重要性,但未能解答纵横家如何运用"阴阳"思想生成相应论证理论这一问题,也没有深入探索纵横家将"阴阳"作为其理论依据的原因。基于此,在广义论证的研究视域下,以《鬼谷子》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阴阳"的哲学内涵以及"阴""阳"之间的关系;揭示"阴阳"对其论证理论的影响:"说"(说服)"谋"(谋略)作为纵横家论证理论的核心范畴,"说"有"捭阖""反应"等论证规则,"谋"作为论证主张,有"阴谋""阳谋"之分;解释纵横家以"阴阳"为据的原因,认为这与当时国君崇尚"用间(间谍)"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探索"说谋"论证理论与春秋论证实践之渊源。     

墨家尚同思想新探

由于墨家尚同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学界对尚同的性质和功能存在争论。尚同是墨家的一种政治理想,通过层层上同,实现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正因墨家强调下同于上以及权力的集中,很多学者认为墨家的尚同思想是专制的。实际上,墨家不仅强调下同于上,还主张上同于天、上同于义、上同于法,认为天贵于天子、义高于权力,君主的权力是存在制约的。还有学者认为尚同具有民主因素,但在墨家的思想体系中,主张民主说也是缺乏理论根据的。用"专制"或者"民主"的单一视角去审视尚同,往往遮蔽了尚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尚同思想的丰富性还反映了墨家对政治秩序建构的新思考,以及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的历史趋势。     

丁若镛实学中“仁”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孔孟仁学思想体系的复归与继承

丁若镛是韩国实学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主张恢复以孔孟为中心的原始儒学思想。他大胆地批判统治朝鲜朝社会的性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思想和方案。如果说朱子把"仁"理解为形而上学概念的话,那么,丁若镛则把"仁"理解为道德行为主体的实践德目。他把"仁"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向人之爱"的关系。他认为"仁"和"不仁"并非是内在于人心的、先验的价值观念,而是根据人的自律性意志的自觉选择,因而"恕"才是实现"仁"的具体方法。他主张把"仁"思想以孝、悌、慈的形式,扩充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全社会最普遍的、最根本的伦理。     

试论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与困境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论域,西周初年已大体成型,经先秦诸子的理论阐发,一直到清末,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政治实践中一直有着重大影响。民本思想的内涵是:民是注重民生的有德之君获得国家政权(天命)并且维护统治的根本力量。它包涵着一种内在的困境,表现为民本与君本的冲突,其实质是民作为目的性存在和工具性存在之间的冲突。造成这种困境和形成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传统民本思想并没有把民当作真正的政治主体。这是由王权和君主专制制度决定了的。明清之际和清末一些思想家对君主专制作了激烈的批评。中华民国建立后,于"民生"之外更讲求"民权",才使传统民本思想开始摆脱困境,为真正实现自身准备了思想与制度条件。当前我国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其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希望克服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在困境,以真正实现民主。     

论《明夷待访录》对方孝孺政治伦理的继承与突破

方孝孺由"为民立君"的政治起源学说推出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准则,围绕君职论阐发了"为天养民""君臣共治"和"立法利民"的政治伦理思想.《明夷待访录》沿袭了方孝孺政治伦理学中这些充满批判君主专制色彩的主张,在继承其民本主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公私之辨"为线索,以君职、臣道和制度建构为重点,重新构筑了民本论政治哲学范式,其...     

美与善的统一--秦汉审美文化的重要特征

以文道统一,情理统一,人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美善统一,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在秦汉审美文化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富于时代特征的表现。在秦代,它是以极端功利主义的尚用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汉代,几乎所有的思想流派都主张审美、文艺服从、服务于政治教化、伦理重塑、人格再造、稳定大一统的主旨,这种强调美善结合、刻意弘道济世,注重政治教化的审美功能观,在汉代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感性形态和生活形态都有显著的表现,成为秦汉审美文化显而易见的特征。     

论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一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康有为的思想产生成熟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反映和代表着当时封建社会上层进步阶层主要是正兴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向和主张,它的现实的经济政治要求和利益。同时,康有为的思想也是数千年来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终于在最后一代封建士大夫们身上分崩瓦解和向资产阶级思想方向蜕化的表现,作为一面镜子,它清晰地照出了晚清末年一整代“老新党”们这种新旧并陈青黄不接的思想面貌和阶级性格。     

黄老学派“类法治”思想探析

黄老思想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个哲学政治思想,一方面其强调"道生法",主张法律的道德基础、强调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另一方面主张"循法而治",并提出君主"无为而治",弱化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防止统治者对法律的侵害。相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家、儒家等其它学派法律思想,其法律思想更接近于西方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今天的法治建设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先秦诸子圣王观探析--兼与柏拉图哲学王思想比较

先秦诸子在政治思想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这就是"圣王".不过,他们对"圣王"涵义的解释又是相对的,各有自己的标准.其中,儒家圣王观对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作用与影响最为深远."哲学王"是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它与先秦诸子圣王观、特别是儒家圣王观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黄道周论《周易》与天文历算

<易>以道阴阳,而日月正是天地现象界的最大阴阳,故有日月为<易>之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周易>和天文历法发生了紧密的关联,源远而流长.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易学思想很复杂,其最大特色就是把<周易>与天文历算融为一体,以易数论历算之数.虽然在现代科学看来,这些推理没有什么合理性根据,但是这种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对宇宙万物内在统一性规律的探索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     

论牧民与御民的民本政治价值论分野

管子"牧民"与王廷相"御民"的政治价值论有着明显的分野。御民思想的人本主义倾向高于牧民物本主义倾向,表现在牧民字义上视民类同管束牲畜,御民则视民为驾驭引导的对象。牧民思想视民为管制的客体,御民思想则视民为相对平等的主体。牧民思想强调顺民,御民则强调治民。牧民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以君王利益为根本,御民思想则以民众利益为根本。牧民思想体现了民生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御民则体现了民权。牧民与御民的政治价值观的分野彰显了明清的民本政治价值论是对先秦政治价值论的转型与重构。     

帛书《易之义》键川、阴阳、刚柔、文武思想合论

帛书《易之义》通过对《周易》卦象的分析,探讨了键川、阴阳、刚柔、文武的意蕴,凸显了阴阳协调、刚柔相济、中和的思想。作者将这些思想的阐述,导入人生实践,这样便与《中庸》的庸常之道、道家贵柔主张具有相关性。其阴阳调和、刚柔有体而文武兼备的思想倾向,很能说明作者在人生领域的折衷态度和价值取向。     

儒家经济思想的“自由放任”倾向

儒家思想曾深刻影响了西方"自由放任主义"的内涵,而其本身在经济上也存在着鲜明的"自由放任"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儒家承认人之自利心的存在,并认可人们积极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二是遵从劳动分工,认为不同分工共同促进社会发展,反对干预人们自然形成的分工;三是反对限制商品流通的任何税收政策,主张发展自由贸易;四是反对政府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主张限制税收进而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这些鲜明的"自由放任"倾向,与强烈的伦理取向,共同构成了儒家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     

宋代庄学诠释中四种“逍遥游”析论

历代学者对"逍遥游"的诠释构成了庄学的重要内容,而宋代庄学中的"逍遥游"诠释最为视角多样观点纷呈,其中有四种观点较为系统且具代表性:一是以"无累"诠释"逍遥游",认为事物受制于造化而拘于阴阳则为有累,唯有超越形器之累方为逍遥;二是引阴阳象数《易》理诠释"逍遥游",或以为超越阴阳之上方为逍遥,或以为顺阴阳之变方为逍遥,或以为合乎阴阳之理而与之同运方为逍遥;三是以"乐"为"逍遥游"义旨,将逍遥诠释为儒家德性自足与道德之乐,以摄道归儒,融合儒道;四是以"化"为"逍遥游"本指,认为化有大小故飞有高下,化有大小故逍遥有优劣,随事而化亦可逍遥。上述思想观点亦表现为逻辑上的渐进深化过程,相较于魏晋不仅多所创见,且整体上已突破向、郭旧说而别具新意,推进了宋代庄学的发展,也为中国庄学增添了新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