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毛泽东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思想探析——读《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思考

巩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本质要求。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收录了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鲜活案例,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战略思想:发挥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农牧群众主动性,奠定乡村社会改革治理群众基础;发展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提升乡村改革治理的组织化成效;强化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支部建设,夯实乡村改革治理人才组织基础等内容。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视域来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与实践对新时代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现实困境

现实的维度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面临着精神诉求的困境、实践方式的困境、传媒整合的困境和话语转换的困境。如何克服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制约因素,走出传播困境,需要在传播实践过程中化解理想化与世俗化的矛盾、精英化与草根化的矛盾、碎片化与统一化的矛盾、外来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治术变革与治道重建:资源流变背景下乡村治理困境及出路

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与地方资源资本化使乡村社会因此成为新的"利益场",干群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农民的机会主义与基层组织的策略主义相互型塑,使得基层治理陷入博弈困境。这一困境主要源于国家通过弱化乡村治权推动乡村治理从整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的意外结果。技术治理虽在乡村社会中建立了密集的制度网络,但在对接多元、复杂乡村社会时,却遭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重结构性治理困境,造成乡村治理的有"术"无"道"。如此一来,基层组织便以引进更多的地方社会势力来维持一个脆弱的、病态的秩序平衡,并在资源流变的背景下形成分利秩序。当前,国家政权建设应当将基层治理的"治道"这一"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上日程,并以"治道"为基础通过政治社会化和人心秩序的重建,进而达成"道"与"术"的契合,形成有灵魂、有规则的乡村秩序。     

国家治理宗教的三种模式及其反思

宗教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及其治理问题一直是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围绕国家如何治理宗教这一核心问题,本文总结了宗教治理的三种模式:自由竞争模式倡导政府与宗教划界,不同宗教在宗教市场竞争中"自治";整合嵌入模式强调政府积极干预,将宗教组织吸纳至体制内加以有效治理;而互动平衡模式则将宗教间关系视为一种宗教生态,政府仅在必要时刻出手维护宗教生态的"平衡"。以上三种模式为思考国家治理宗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不同治理模式运行背后所隐含的条件性约束及治理盲点限制了其推广和复制的空间。综合既有模式的优势及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对具有中国特色宗教治理模式的探索需要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框架基础上,构建"一核领导,多元共治"的中国宗教治理模式,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推动宗教治理的法治化。     

菩提心亦是爱国心--以佛教的“中国之义”响应“中国之治”

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基永固,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化佛教永恒不变的祝祷。十九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人民展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号召全体佛教界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和佛教文化,不断提高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度与深度。[2]而佛教教义从各个维度上自觉趋向于新时代进中国化的努力,必将以其"中国之义"奋力书写出"中国之治"的佛教答卷。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治理的四大显著优势

党和国家将宗教及宗教发展规律与我国特殊表现形式相结合，形成了既不同于他国宗教治理模式，又有别于我国历代宗教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治理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宗教事务管理上的显著优势。传承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基因、坚持多元一体的文化价值原则、借鉴包容互鉴的文化发展模式是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独特的文化优势；继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遵循宗教发展规律、契合中国现实国情是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独特的理论优势；党对宗教工作的统一领导、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国法大于教法的根本原则、独立自主自办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独特的政治优势；以持续强化的组织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以积极互动的组织体系提升治理效率、以全面的组织动员强化治理协同是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独特的组织优势。     

我国道德治理的现实背景及实施原则

党和政府对道德问题深重关切,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大背景下,将道德问题的整治纳入治国理政的范畴,进而提出了"道德治理"的理念。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互动协作的治理理论为道德建设提供了总体性方法论,为走出道德教育实效低迷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实施上,道德治理应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把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作为基石,把公德治理作为核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为指导原则。     

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儒家乡治实践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析中华农耕文明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

儒家乡村治理的实践智慧体现在“德治教化”“耕读家风”与“士绅精英”三个方面。德治教化是儒家乡治的重要特点，汉代三老制、宋明乡约等德治措施注重价值引导、内在自律，德治传统在当代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家族是古代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耕读家风被历代王朝誉为道德楷模、乡治典范，传承发展耕读家风有助于以家庭建设为起点移风易俗、塑造文明乡风。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精英引导古代民众处理了大量乡村公共事务，现代乡贤不再局限于家世出身或道德领域，因地制宜地发挥新乡贤作用成为乡村治理灵活有效的政策选择。总之，农耕文明治理乡村的实践智慧必将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中发扬光大。     

治疆方略视域下去极端化法治路径研究

去极端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和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法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正能量,共筑去极端化的铜墙铁壁,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最强力量;发挥社会组织在去极端化中的积极作用,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管理与服务法治,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优势制度;健全和落实好去极端化的法律措施,把好依法严控的关键环节,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治本之策;坚持提高去极端化的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推进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     

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及其优化策略

我国当前的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运行模式难以适应乡村振兴要求。一是国家力量进场虽然强化了科层治理能力,但是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二是由于缺乏完备高效的制度激励,市场行动者的参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农村空心化和自治组织软体化趋势,造成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水平不高。基于此,乡村环境治理模式转型,必须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通过重构和优化行动者关系结构,将科层、市场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型乡村德治建构的若干问题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中国农村继脱贫攻坚之后的战略选择。为了卓有成效地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而且应当建构内容涵盖乡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时又能有效促进乡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成果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德治。新型乡村德治的建构整体上应立足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具体实情,瞄准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继承中国传统乡村德治模式、近现代乡村建设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为基本遵循,启迪全体村民的伦理觉悟和道德良知,实现乡村德治与善治、法治的有机结合。新型乡村德治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基层组织和全体村民,建构的路径是共建、共治、共享,建构的方式主要有合理吸收传统德治的成果并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总结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土地革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有益经验,制定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并能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时代的乡规民约,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并激励其扎根乡村敦风化俗,合理利用和借鉴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优秀成果等。     

中国新医改的新时代与国家医疗保障局面临的新挑战

医疗保障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医改进入新时代,需求侧改革将走向去碎片化,供给侧改革将走向去行政化。医保局面临三项重大挑战:第一,建立医保公共预算制度,通过筹资体制、给付结构、经办模式的重构,将既有的碎片化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整合为以省为单位的单一付费者体系;第二,推动医保支付改革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从而加快重构医疗供给侧的激励结构,让医疗机构有更高的积极性为参保者提供性价比高的医药服务;第三,推动医药价格体制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重建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医保局的建立及其在医疗需求侧和供给侧所推动的改革,是医疗事业公共治理创新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将在医疗领域中重构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型。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现状调查 ——基于七省七村的调查数据

现代乡村家庭伦理建设不仅关系家庭和谐和个体幸福,更是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调查显示:乡村家庭伦理状况总体良好;乡村婚恋伦理多元并存;乡村亲子伦理失衡;乡村家庭道德教育实践乏力;乡村性伦理开放宽容和乡村生育伦理新旧交织。影响当代乡村家庭伦理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家庭财富重心和话语权转移;社会道德调控力量弱化;部分村民自身道德素质低下等。加强乡村婚姻家庭伦理制度化建设,推行"德治"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加强教育培训以提升村民道德自律能力是改善乡村家庭伦理的基本建议。     

政府间事权关系划分: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方向

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发展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提出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要求。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面临着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改革任务。清晰的事权关系是合理配置政府间财力和划分支出责任的前置条件和现实依据,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作用、实现政府层级治理和形成国家有效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本文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财政发展实践过程和经验路径、分析新时代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和根本取向的基础上,围绕层级制政府事权划分的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路径等重点环节,提出我国政府事权划分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对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党的历史文献关于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概括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内涵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的概括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从毛泽东思想的本质规定、概念定位、内容体系的维度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第一次系统化概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围绕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与党的集体智慧的关系等方面对毛泽东思想概念进行了体系性的重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论述和概括的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创新性的阐释。全面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内涵，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情景建构、制度内生与自主治理: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创新路径

本文以云南省L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案例为基础,以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中的制度内生模糊性困境为切入点,通过逐层分析,建构起一条"情景建构——制度内生——自主治理"的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干预路径,为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公益组织秉持内生式发展理念,在制度起源阶段,通过多种项目工具搭建行动舞台,以村民为主体进行情景建构;同时,将内生式发展理念带入情景,并采用形式各异的制度内生策略,能够为自主治理的形成提供重要的起点,也为公共资源和公共事务的有序治理创造条件。     

乡村经济伦理的转型与发展

传统乡村经济伦理表现出务本重农、勤勉耕作,信任熟人、互帮互助,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等特征。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传统乡村经济伦理在现代中国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传统乡村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勤劳致富、物质利益为先;等价交换、注重公平交易;享受生活、适度超前消费。转型的原因主要在于乡村经济活动基础的变化、乡土社会基本特征的变化、乡村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等。新时期,在现代乡村经济伦理建设中,我们应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经济治理;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增强经济道德观念;加强乡村诚信建设,树立市场契约意识;推动"礼""法"共治,重构乡村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