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理性·认知理性·反思理性--理性"天然合法性"的根据何在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过了"信仰理性"、"认知理性"的支配阶段后,将进入一个"人性自主一反思理性"的时代.在已往的历史中,理性并没有真正握有自主权,它更多地充当了一种工具化的角色.信仰理性是"本性在外"的理解方式,理智理性是"本性对外"的理解方式,二者均未达到人性的自主.反思理性作为理性的自我反省,是向生成自身的那个人性根基的回归.理性的"天然合法性"的根据即在理性自身.反思理性使"理性自洁"的功能得以发挥,它一定能够解决理性自身造成的问题."反思理性"将成为新世纪人类文明的主导理性.     

提倡"理性医疗"

"理性医疗"是对疾病进行科学、客观地综合分析,由此筛选出一个理性的处置方案的医疗过程."理性医疗"不但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医患双方,更符合自然科学的规律,同时,对传统的伦理学观念也是一种补充与完善."理性医疗"的实现需要医患双方的共同协作.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竹王神话与竹崇拜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世代相传的竹王神话,多维度反映出西南各族群的宗教观念。本文详细考察竹王神话的流播及其影响,分析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仪式所体现的竹崇拜。认为具有原始思维特色的西南少数民族竹王神话,蕴涵着西南少数民族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文化要素。竹王神话和竹崇拜长期影响着西南各族群的社会生活,其神话思维模式反映出各族先民的宗教情结和自然生态意识。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中的"伦理的理性主义"

虽然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但是,当其他启蒙思想家对理性、文明、科学、进步充满赞美时,卢梭却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敏锐地觉察到了被神化的科学理性所隐含的危险,揭示了科学的进步与道德风尚之间的深刻矛盾.尽管他对科学伤风败俗的指责并不严谨,但却以"伦理的理性主义"的视角触及了启蒙时代的重要问题.这不但成为他后来学说的出发点,也开启了启蒙运动对唯科学主义的自我反思.     

"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思想史脉络中的"reason of state"

作为现代早期政治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国家理性"与现代早期西方世界的理性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意味着工具理性(国家理性是其重要表现)取代传统的"道德理性"居支配地位.在当代中国学术中,国家理性没有在中文语境下获得恰当的呈现.     

启蒙的逻辑与现代性的秘密——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文本学解读

《启蒙辩证法》通过对启蒙理性"抽象同一性"原则的批判,指证了"神话变成了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启蒙辩证法》通过揭秘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从而得出启蒙的逻辑作为现代性之秘密的基本判断.《启蒙辩证法》虽然将卢卡奇基于"物化"思想的现代性批判推进到了工具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定向,然而这一批判仅止步于理性主义批判,尚未达到现代社会资本统治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原则高度,对启蒙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批判,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对现代性"副本"的批判.     

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

汉代典籍文化和民俗文化中都可以看到西王母崇拜的遗存，而尤以民问观念形态中的有关内容引人注目。在汉代社会，西王母崇拜体现出民问礼俗的若干特征，也体现出时代风尚的某些倾向。百汉末年，以民间西王母崇拜为背景，甚至演生出一次席卷26郡国，又直至京师的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西王母在汉代人的意识中，其实又可以看作西方神秘世界的一种典型象征。而当佛教在中上逐渐普及乏后，西王母神话的影响终于削弱了。     

早期儒家"礼"的宗教思想

"礼"是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前现代中国社会人们思想、行为的最高规范,是维系社会生活的纽带.在早期儒家"礼"的体系中,充满了浓重的宗教信仰的思想.其信仰形态和过程,是由信仰天地、鬼神而推衍社会、人事的,並由此建构起一套完整的信仰系统,来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三代"礼"学,表现出自发宗教的崇拜特征,春秋战国,人为宗教信仰贯穿到了"礼"学,形成了"神道设教"的"礼教",使得宗教与宗法、信仰与道德、神性与理性、理想与实践,趋向于和谐、统一.     

生存与理性

传统哲学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都没有合理地理解人的生存与理性的内在关联传统哲学把理性与生存的关系看成是"纯粹理性"对"实存"的逻辑生成;而现代存在主义则把人的生存直接看成了非理性问题.非理性作为"能够自我意识到的本能",本是构成生存理性以及理性地阐释人生存的关键环节.理性对人生存的内在规定性具体体现在第一,理性理解人的生存,理性是人生存的具体的、历史性的表现,它本身就经历了从实存性向生存性的提升.第二,理性作为内蕴于人生存活动中的具有对象性功用的属性,又对人生存起着反省及评价的双重作用.第三,作为对生存性及生存意义的理解,理性必然从总体上引导着人的现实的生存活动.     

历史与启示视域中的莱辛宗教思想研究

莱辛的宗教思想是基督教与启蒙运动相互作用的重要体现.他的宗教思想包含历史、理性与启示三个因素,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历史真理和理性真理是不同的类,理性真理高于历史真理.第二,启示真理包含理性真理,历史真理是理性真理在普遍历史具体阶段的表现形式;第三,启示真理的理论基础是泛神论,不同于基督教传统的"启示".莱辛的宗教思想引发了"历史与启示”关系的争论,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让知性重新成为理性——黑格尔《差异》的"理性"概念

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包含着他在存在论和方法论上的独特主张,是其成熟时期哲学体系的真正基石.雅可比对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及其关于"知性"与"理性"的区分,对黑格尔的理性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耶拿早期的《差异》一书中,黑格尔表明,包括康德、费希特在内的传统理性主义哲学,将存在的根据和世界的可理解性归根于一种通过否定差异和矛盾...     

论"理性事实"与"隐默之知"--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康德与孟子的区别

近年来,牟门弟子李明辉先生以"理性事实"和"隐默之知"为基础诠释康德与孟子,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谨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我的基本观点是:我承认在康德和孟子学理中都存在着"理性事实"和"隐默之知",但这不仅不能消弭反而更加彰显了康德与孟子之间的不同.     

和谐社会的自然法视角

西方"自然法"传统可以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照和借鉴.本质上是建立理性基础上的道德法的"自然法"传统可以推动实在法的调整和完善.自然法对人的自由权利和获得物质财富正当性的强调有利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自然法体现的理性对整个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也有助于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中国古代的桑信仰和宗教祭祀研究

本文以中国古代神话、信史为主要依据,结合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在"扶桑太阳"神话中,探寻"桑"与"凤凰"(太阳鸟)"太阳"之间的关联,推演出桑的日神形象;在"帝女桑"神话中,通过分析"帝女"与"鸟"的共同特征,"鸟"与"雨"的同构关系及女性在祈雨仪式中的性别优势得出桑乃云雨女神的结论。桑的"太阳之神"和"云雨之神"的双重身份并不矛盾,共同指向桑的生命力。从神话延伸到现实生活中,桑的生殖力与原始宗教祭祀互渗:桑与"请子",桑与两性交媾的巫术机理多有联系,而它自身具有的生殖意味亦与土地崇拜、社林崇拜等原始宗教祭祀有着不解之缘。     

论康德的"公共性"及其理论价值

在学术界对康德思想的讨论中,"公共性"问题却被忽略.而这恰恰是把握康德政治哲学特质的关键所在.在康德看来,任何政治判断都应该是一次"启蒙".而启蒙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正是由于理性的公共使用,政治判断才有可能成为批判的、辩论的共识,进而才能获得深厚的民情民意基础.基于这种认识,康德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性"并赋予其新的意涵,从而凸显了"公共性"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康德思想体系中的转向意义.     

佛教慈善的"三德"

人的心灵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佛家慈善直指心性而旨在净化心灵以获得轻安,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提供了重要的道德资源.也就是说,在佛家"行善积德、普度众生"的菩萨行中,慈善并非仅仅表示一种社会救济事业,其深刻内涵还体现出了它那深刻的道德意义.     

"理性生态人":人性假设理论的新发展

由全球环境危机引发的人们关注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人类生态化发展方向的"理性生态人"行为模式的塑造.与之相匹配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也需要"理性生态人"假设理论的支撑.为了尽快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尽快地使我们科学管理的人性假设理论臻于完善,为我国的现代化服务,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人性的自然发展进程.     

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及其宗教内涵探析

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由阿昌族神话传说发展而来,集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英雄神话和洪水神话于一体。其宗教叙事表现为神鬼观念、巫术观念、宗教哲学观念以及创世始祖崇拜、葫芦崇拜、盐神崇拜、猎神崇拜、弩箭崇拜等多重内涵与价值,由祭司活袍在阿露窝罗节、婚嫁、建房、丧葬等民俗活动的仪式上念诵或唱诵加以演述。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是阿昌族传统宗教信仰的重要载体,阿昌族传统宗教通过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的演述得以体现。     

松潘黄龙寺"黄龙真人"渊源探析

本文立足于宗教崇拜与民众生存与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以松潘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存的文化生态为背景,考察了松潘黄龙寺"黄龙真人"形象生成的渊源,认为"神山一山神"崇拜、龙神崇拜、英雄崇拜是"黄龙真人"的主要渊源,它们在多元文化的并立与竞争中互渗融合,形成了"黄龙真人"的主体神格.     

辩误者再误——析《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

邓晓芒先生《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一文之"答胡治洪教授"部分,非但没有澄清笔者在《指"误"者之误》中对他的《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中存在的理论矛盾、概念滥用、文本误读、常识缺失诸问题的质疑,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其逻辑悖谬和理性迷失,由此反映了邓先生缺乏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化问题的资质.与他所谓"由于我而把这一场半生不熟的讨论引向深入"的"宏愿"相反,当前这场关于"亲亲互隐"的讨论已经无可救药地被他导向了"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