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赞文中的五台山信仰管窥——以《辞娘赞文》敦煌连写本为中心

敦煌文献中散藏有《辞娘赞文》写卷9份、《五台山赞(文)》写卷16份。敦煌写卷《辞娘赞文》有单写本和连写本两种形式,其连写本则与《五台山赞文》抄录在一起,是研究五台山佛教的重要资料。通过对《辞娘赞文》敦煌连写本的文献梳理、内容述要和隐喻诠释,可以管窥以文殊菩萨信仰为核心的五台山佛教信仰在9世纪至12世纪之剪影。     

敦煌文献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贡献

一、敦煌出土佛教文献的概况 散藏于世界各国的古代敦煌文献总数约在５万件以上,除了数量最大的汉文文书外,尚有一定数量的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阂文、梵文、西夏文写卷,其中有９０％以上的卷子都是佛教义书。 从敦煌遗书纪年题记看,时代最早的佛教卷于是日本中村不折氏旧藏的《譬喻经》（散７４６）,系前秦苻坚甘露元年（３５９）之物。其次为Ｓ．０７９７《十诵比丘戒本》,写成于西凉李暠建初元年（４０５）。时代最晚者为北图藏收字４号《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法门戒品》和俄藏《曹宗寿造经帙疏》（Ｆ．３２Ａ Ｍ．１６…     

《老子化胡经序》校跋

敦煌唐乌本《老子西升化胡经》卷一,有两件抄本,编号为S1587、P2004。两件卷首均载有“魏明帝”所撰之《老子化胡经序》。可惜因抄本残损,文字缺伕颇多,难以通读。今考《正统道藏》所收,宋人谢守灏编撰《混元圣纪》卷一、卷五及《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上,都摘录有“魏明帝御制”的《老君化胡经赞》,或题作《老君赞》。以之与上述敦煌抄本相校,可知《化胡经赞》实即《化胡经序》并且《赞》文恰好可以补足《序》文的残缺。兹以敦煌S1587号残卷为底本,参校《道藏》引文及P2004号残卷,录存《老子化胡经序》全文如下: 老子化胡经序魏[明帝御制] 浑元未始,老君唯先,长[于太初,冥昧之前。]无师无祖,诞生自然。合真[散朴,乃微乃玄。仰而]举之,耀乎霄乾;俯而循[之,深乎渊源。敷二仪]以布化,烛三光以列天。     

唐代《老子》的义疏学——敦煌写卷《老子》BD14677重探

敦煌写卷BD14677是佛教徒以佛性论义疏《老子》的残卷。写卷可题作“义疏”,因为佛教徒讲疏外书也属义疏学。写卷当作于武周时期，与写卷S6044虽不可缀合，但确属同一类文献。写卷并非道教重玄学派的著作，虽然二者皆据佛理，但仍存不少差异。写卷主旨是以华严宗圆教思想重释《老子》。所言“摄末归本”,并非唯识学“五重唯识观”之一，而是华严宗“事理无碍”观。所言“一相即一切相”则是华严宗“事事无碍”观。所言“有为互无”则是华严宗“括六相”的圆融观。写卷体现当时佛教兴盛，直接义疏道教经典，以广宣教义，故在隋唐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心经》

新年第一期,本栏目发表了辛诚为《心经》谱写的佛曲。辛诚是上海一位成就卓著的中年作曲家。因为是试写佛曲,他没有用原名。但他是诚心诚意想做好这件事的,故而用了“辛减”这一笔名。这支佛曲已在海外录制了音带,据说效果还很不错。我们发表它是希望读者试着唱唱,提出意见,以使佛曲更趋完善,达到乐供养的目的。最后的咒,一般都按汉字音来念,这实际是不准确的。依照梵语应是Ka tai Ka tai,Ba la Ka tai,Ba la Sao Ka tai, Bao ti Sao Wa Ka。唱时还是按照这个标准更合法度,也更动听。     

中国佛教和社会福利事业

一、中国佛教的社会福利观念1、慈悲心一般称基督教为爱的宗教,而称佛教为慈悲的宗教。佛教确实是慈悲的宗教。净土教的圣典《观无量寿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佛心者大慈悲是”。慈悲一般作“怜爱”、“怜悯”、“同情”等解。慈和悲原本分开来解,《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这里的慈有与乐,悲有除苦的意思。佛视一切众生为其子,解除人生苦恼,给予人生幸福,这就是佛的慈悲心。南本《涅槃经》卷十四、昙鸾的《净土论注》卷下,有把慈解作拔苦、悲解作与乐的说法,与上述龙树之说相反。我们把慈和悲作同一意思来解,可说慈悲即怜悯。如果用其他的表现方法来说,慈悲也可叫做爱的纯粹化。把它比做母亲对子女的爱也未尝不可。依佛教来     

敦煌写本《无量寿观经义记》和《无量寿经义记》考论

仅存于敦煌写卷中的《无量寿观经义记》和《无量寿经义记》,虽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曾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但至今尚无人对此二义记作深入的探讨。本文对它们的时代和撰者作了考证,修正了日本学者望月信亨先生认为它们皆为隋释灵裕所撰的观点;净土往生者的阶位判属问题是二义记的主要的思想内容,阐明其特点对于全面而正确地认识弥陀净土教理的演进史是非常有价值的,故本文对它们的思想特点也作了论述。     

马一浮的儒佛会通观

我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先生（1883－1967年）,名浮,号湛翁,又号蠲叟、蠲戏老人,浙江上虞人。马一浮终生不仕,潜心治学,早在而立之年便有明心志之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马一浮先生纪念册》第12页）他博古通今,学识渊博,揉合百家,贯通融会,熊十力先生赞其“道高识远”（《与贺昌群》,《十力语要》卷二）,梁漱溟先生则称许其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足见其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文所论,是马一浮学术思想中关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问题。三教圆融,是理学的特色,因为理学原是一种吸收、融合佛…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二种

《敦煌变文集》收有《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二种(伯二三○五、二一三三),已为世人所知。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藏唐人写卷《妙法莲华经讲经文》(Φ三六五)却长期深鐍幽闭,视若禁脔,苏编《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一卷、第二卷,亦未著录。直到一九八四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孟列夫教授译著的《莲花经变文》才为人们提供Φ三六五卷的影印本,方得一睹它的全貌。     

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研究

"菩萨二十四戒"有多种说法,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大方等陀罗尼经》、敦煌本《菩萨二十四戒》残本都涉及"菩萨二十四戒"。虽然同属大乘戒律,但三部经之间的关系却存在诸多疑问,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套用《大方等陀罗尼经》的首尾部分内容和语言模式,添加了内容不同的二十四条戒文,编撰的痕迹非常明显,应属伪托之作。而敦煌本《菩萨二十四戒》残本仅存独特的六戒内容,与《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从其内容分析亦出自中国人之手。敦煌发现的这两部大乘戒经反映了隋唐时期大乘戒律在敦煌地区的发展特点和流传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兼济的普贤行——沈家桢《普贤菩萨十大行愿的提要》读后

印度故总统拉达克里什南教授在他的《印度哲学》(第1册,页464)引巴利藏《中部经》说:“佛陀的体系不是一种‘见’或哲学,而是一种乘或车乘,一种导致解脱的实际方法”。尽管后期的大乘论师为应付复兴中的婆罗门教的挑战,高谈本体,崇尚玄学,佛陀当时对本体的问题只报以缄默,对玄学的思辨也认为无济于事,如有人中毒箭,不听医者救拔,必欲先知彼弓为柘为桑,弓弦为筋为丝,作箭镞者为是何人;不死何待!佛以“离生死苦,得解脱乐”(《水忏》卷上)为教,实事求是。“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则佛不说;“不可说者则不说,可说者则说;当如是持,当如是学,佛说如是”(《中阿含经》卷60,《箭喻经》;《大智度论》卷15)。大乘佛教所称的“梵行”即菩萨行,也即是“兼     

“道情”考释

一、“道情”的源起与体制“道情”作为一种道教声腔说唱艺术,起源于何时,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道情”原为“道歌”,相传为东汉张道陵所创,用来宣传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宗教思想,南宋时,开始用渔鼓和简板伴奏,亦称渔鼓;有人认为道家的《步虚词》是“道情的先声”,《步虚词》由道家之徒所吟唱,未几便产生出了正式的“道情”;陈汝衡先生在其《说书史话》中引用《新唐书·礼乐志》“高宗调露二年命乐工作道调”的记载,欲从中寻绎出道情的起源①;郑振铎先生在其《中国俗文学史》中说:“道情之唱,由来甚久。元曲有仙佛科;元人散曲里复多闲适…     

杨曾文：史论结合 研究佛教历史

正杨曾文,1939年12月生于山东即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博士生导师。杨曾文先生长期从事中国佛教史、禅宗史和日本佛教史研究,笔耕不辍,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中国佛教史》第1—3卷(任继愈主编,合著)、《佛教的起源》《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隋唐佛教史》等。主编和参与撰写《佛教文化面面观》《当代佛教》《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中国佛教基础知识》等,校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新版敦煌新     

科学美学与科学理论——答樊嘉禄先生

科学美学与科学理论———答樊嘉禄先生山东针灸研究所全息生物医学研究室（济南２５００１４）陈少宗笔者在《医学与哲学》１９９４年第６期曾发表“全息生物医学与美学”一文［１］（该文的原名是“从科学的美学原则看全息生物医学理论的科学价值”,编辑加工时更名为“...     

从大足石窟看佛教音乐

音乐,与佛教有着深远的因缘关系。《百缘经》曾载“昔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诸人民,各自庄严而作伎乐,出城游戏,入城门值佛乞食,诸人见佛欢喜礼拜,即作伎乐供养佛,发愿而去。佛微笑,     

弘一法师与《三宝歌》

1918年7月13日,三十九岁的李叔同披剃于虎跑定慧寺,法名演音,号弘一。但他并没有因皈依佛门而抛弃在俗时的所有艺术活动,去做一名“自了汉”,而正如朱光潜先生所称道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在出家初期,他除了应友人范古农之请开始书写经偈与人结缘外,据记载,于1919年夏,在安居虎跑时,曾从华德禅师学唱赞呗,并“手录赞颂、附以记印”和“亲自撰写《赞颂辑要弁言》备赞梵呗之功德”。所谓赞呗功德就是根据唐·义净(635～713)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赞咏之礼》一文所提出的对僧有六意功德,     

宋元以来霞浦世俗化之摩尼教非“灵源教”说

世纪初在福建霞浦等地发现大批摩尼教科仪文献引发学界研究热潮,业内多称其为敦煌摩尼教之延伸。然文献内容驳杂,世俗化色彩较浓,故或以为其宗教属性尚难明。余以为不然,径将《摩尼光佛》等早期霞浦文书列为直承敦煌《下部赞》的"呼禄真典",余者多称"林瞪文典",乃瞪所传道化文书。无论早典近典,多以佛道之皮裹摩尼之灵。每彰"五佛崇拜",实非法师强拼多教,而本为摩尼教元典固有之意,在回鹘中流行较广。霞浦摩尼教崇拜耶稣等五佛或五教主,却不尊崇上帝或阿胡拉而只奉明尊,故知其断为摩尼;霞浦摩尼教的多元与世俗化乃顺承中华三教合流之大势,实非别立一宗。     

再谈敦煌本“灵宝经目录”的分类和时代

有些学者据陆修静《灵宝经目序》认为灵宝经的“元始系”和“仙公系”在主神、思想等方面有明显差异，陆修静在元嘉十四年作“灵宝经目”时“元始系”经仅十或十一部存世，敦煌本“灵宝经目录”反应的是陆修静泰始七年目录的面貌。但他们对《灵宝经目序》存在严重误读。《灵宝经目序》中“仙公授文于天台”等语是指葛玄接受“十部妙经”,而不是“仙公新经”;“出者三分”是指葛玄将灵宝经分成三份流传，而不是说已出经的比例。敦煌本“灵宝经目录”中的“伪目三十五卷”是指伪的目录，而不是伪经的目录，“三十五卷”仅是数字崇拜的把戏。陆修静两部目录关于灵宝经的记载应该没有显著差异。     

梵呗清歌

主持寄语 家振 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音乐研究所共同组织的《汉传佛教常用唱诵规范课本》编辑小组,经过近两年的收集研究,已将佛教朝暮课颂的谱子整理完毕,并在天宁寺、普陀山、龙华寺、九华山、南普陀等寺庙录了音,年内规范课本以及相应的录音带将可推出。为此,我们原拟在《佛教文化》上刊登的唱赞,暂停发表。 这次梵呗清歌发表的《拜香曲》是读者的来稿,曲调简单,很易上口,容易学唱,现将浙江嘉善徐承浚先生的这封来函摘登于下:“《拜香曲》流行于浙北、苏南一带民间,孩提时,故乡浙江长兴县每当迎神赞会,农村往往以村社为单位组织“拜香队”(队员以少年为主)身穿黄衣白裤、背朝山敬香佛袋,一步一拜,在丝竹和钟磬木鱼声中,循节奏歌唱前进,真是至敬至诚。这祥和厚朴的歌声,至今还历历在耳。”     

吴筠生平事迹著作考

吴筠,字贞节。唐权德舆是《权载之文集》卷三三《唐故中岳道士宗玄先生吴尊师集序》(又见《道藏》本《宗玄先生文集》卷首,下简称《权序》)、《新唐书本传》(卷一九六)、宋高似孙《剡录》卷三《仙道》、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五、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贞节一作正节。见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下简称《仙鉴》)卷三七、宋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六引《高道传》。又作真节,见宋俞琰《席上腐谈》上。案:作贞节是也。贞节正与筠字之义相协。作正节、真节者、乃贞之音近而讹。(编者注:清雍正帝名胤祯,避圣讳,真改为正。如“真定府”改为“正定府”。据史载:雍正晏驾后的第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