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

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凝炼出历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三种精神,即修身精神、仁义精神和批判精神。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想重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礼玄之辨看魏晋名士的伦理困境

汉晋之际 ,我国伦理学说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就是礼教伦理的衰退和玄学新道德观的兴起 ,随之出现了元康“任诞”士风。围绕着“礼玄之辨” ,玄学名士批评了礼教伦理虚假的和宰制性的本质 ,同时提出了自己对道德本性的新的理解。但在这一伦理学说的解构和重建过程中 ,却在多个理论触发点上暴露出玄学新道德观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圆融处。本文考察了王弼、向郭 (向秀、郭象 )的伦理学说以及阮籍、嵇康的道德践履观 ,指出了魏晋名士在道德理论和道德践履方面存在的困境。     

儒学嬗变与魏晋文艺精神的崛起

自汉末以来,儒家思想逐渐衰落并发生裂变,最突出的表现是玄学的产生。玄学影响下的文人出现了"以无御有"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这种思想与文艺发展相联系,文艺精神开始在作品中涌动。在这其中,名士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对于起兴的重视、对于唯美的追求和对于道的追寻,使文艺精神进一步升华。同时,名士聚居的世族开始舍弃经学而重视文化修养,文艺成为能让家族重现光彩的重要形式,这对魏晋文艺精神的崛起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论董仲舒与阴阳五行学说的政治化

阴阳五行学说在我国古代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时期,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是齐人邹衍将之与朝代的兴衰更迭联系在一起,随后,汉代的董仲舒又将儒家的仁义、伦理等因素与之结合,并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     

名士精神与汉魏之际孟子地位之沉浮

孟子在汉代一直等同诸子 ,但却经过了两次复兴和升格 ,第一次是盐铁会议上孟子思想的崛起 ,但其时孟子只是被“利用” ,并不能说明其地位的提高 ;第二次以东汉末年注孟风潮为标志 ,尤其以赵岐《孟子章句》为极致。赵氏对孟子的推崇不仅与东汉中后期以来儒学名士对孟子人格的情感认同有关 ,还有其家族门风的因素。而赵氏之后孟学的不兴 ,又与汉魏之际士人中盛行的“通脱”之风相关联 ,特别是当时的社会思潮与孟子思想中突出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大丈夫”精神无法相融。因此 ,汉魏之际孟子地位的沉浮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     

郑玄的人格与经学

郑玄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大师。他一生不慕名利，不羡豪奢，不倚权势，潜心经籍，遍注群经，敢破家法，务实求真，致有“经神”之称。由于他毕生不懈的努力，西汉以来长久的今古文经学的纷争烦扰终告结束。“郑学”的确立，代表了汉代经学的最高成就；而郑立的学术思想，既标志着汉代经学哲学的终结，又孕籍着魏晋一代玄学理性的精神因子。一、文化生命的人格涵养齐鲁之邦曾经养育了众多灵杰的儿女，孔孟二圣俱生长于这方厚土，儒家学说的创源与发展跟这片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则深受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浸润。郑宝家乡北海高密本…     

中国传统政治何以选择儒家思想——王杰先生新著《先秦儒家政治思想论稿》读后

先秦诸子时代,群星璀璨,哲人辈出,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各家学派在中国"精神觉醒时期"①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思想论辩.当秦国军队挥师东向,思想的繁盛景象转而被军事征服所取代.秦朝开创了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新格局,秦始皇帝嬴政沉浸在前所未有的胜利喜悦中,仍奉法家思想为圭臬.但强大的秦朝却仅仅存在了15年就被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推翻了.汉代君臣在反思秦亡教训时,意识到只有改弦更张,以儒家精神立国,以仁义治天下,方可稳定新政权.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政治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逐渐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气节古今谈

我国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我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宝库中,有一块具有独特价值的璞玉——气节。 “疾风知劲草”。气节往往在面临着巨大压力、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时,才能证明它的价值。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留,牧羊于荒漠之地长达十九年,     

论孔融的"嘲戏"

孔融作为建安七子之首,其为人和为文的特点当时就很受曹操曹丕等人关注,其后以至当代也备受著名学者论家褒贬,而莫衷一是,不乏误解.本文认为,孔融为文擅长通脱华靡,是汉末清流名士领袖、时代文风代表,其"特别"处尤在其敢于、善于"嘲戏".这在艺术上张大了建安文风之力,并独具有特色品位的幽默之长.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他专喜和曹操捣乱",坚决的反对一切与汉政府离心的人或势力,是维护皇权、匡扶正义以致坚决反曹的必然表现.二是由于他与流行士风相适应的才子气极重的清流名士型个性.     

不能缺少的筋骨

西晋人王衍，天生一副名士的风采，他长相俊美，才华出众，外表安详文雅，又颇有风骨。14岁时，有一次在京城拜访仆射羊祜，侃侃而谈，没有丝毫谦卑屈下的表情，让人看了都暗瞎称奇。朝中权势最炙手可热的贵戚杨骏听说了，便想把女儿嫁给他，王衍偏就看不上杨骏的为人，深以结交他这样的人为耻，就故意装疯，把这门亲事摆脱掉了。     

汉初儒家对原始儒学的综合与拓展

以陆贾、贾谊、韩婴为代表的汉初儒家,在行仁义、尚礼治及重人为的天人观方面,是一本孔子而综合了孟、荀的思想。但汉初儒学不是对原始儒学的简单复制,而是根据当时社会实践的选择和思想界多元并存的情况进行了拓展,从而表现出行仁义而不废“道术”、尚礼治而不废法治、重人为而不废“天人感应”的思想庞杂的特点。汉初儒家是从原始儒家到汉代新儒家的过渡环节,它既推动了汉代的思想融合,又为董仲舒重铸儒学做了铺垫。     

道教与六朝山水绘画美学的建构

魏晋六朝 ① 是审美意识自觉的时代。宗白华先生指出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 ,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② 魏晋六朝之时 ,天下大乱 ,政局动荡 ,战争频仍 ,无论下层民众还是“名士”们都性命如蚁 ;儒家正统经学繁琐迂腐 ,趋于没落 ,因而玄风大振 ,不仅以道家老庄思想为根底的玄学成为时代风尚 ,而且宗教也大行其道。佛教初入中土 ,尚依托于玄学“格义” ,道教则经过葛洪的上层化改造 ,很快成为“名士”即知识分子逃避世…     

孔子质文说与汉代文家特质

“质文说”起源于孔子 ,孔子的质文说主要是指道德的两个层面 ,但他已有把周代归为文家的思想倾向。孔子的质文说对汉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成为汉代政治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知识分子都把历史归结为一文一质的循环发展过程 ,意在奉劝汉代统治者推行质家之制。汉代的社会性质却与社会思潮相反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汉代确立了文家之制 ,整个汉代都呈现出了文家特质。     

“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

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朱子对此句"中正仁义"从阴阳动静、礼智仁义、亨贞元利的角度予以诠释,即中正对应礼智、亨贞,正、义为静,仁中为动。朱子此诠释强化了"主静"在人极修养中的重要性,消弱了中正仁义的主体修养的道德价值。朱子于此句断句没有问题,但其门人后学有时单提"主静立人极",有意无意忽略了"中正仁义"于人极修养的重要性。明初学者孙作明确把"主静立人极"断为一句,明代一些阳明后学喜说"主静立人极",以之为周子学说要旨,明末刘宗周为此说集大成者。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常以"主静立人极"论周敦颐思想。明代以来围绕"主静立人极"问题,学界有不少批判反思。全面认识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需在易学背景下来理解,显然,"中正仁义"才是其人极思想的核心与主体,"主静"是实现"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一种修养方法。     

论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变革

在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儒家道德思想从此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汉代的法律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的法律化,二是法律的自然化。前者是针对法家“不道仁义”即排斥儒家道德的立法思想和汉代的“非礼之法”──《汉律》而进行的一场变革,通过“引经决狱”和据经义编撰判例法典（如《春秋决事比》）以及通过“据经解律”而编撰法律解释著作（如郑玄章句）等方式把儒家道德精神引入司法和立法领域,从而改变了汉代法律文化的风貌。后者是针对法家否定法律生活的自然根据的思想和制度而进行的一场变革,汉儒借鉴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为汉代的法律生活赋予了神秘的自然根据,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自然化的传统。     

赞“贫贱不能移”

“气节”——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核心,中国人理想人格的表现。 孔子早就提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坚持自己的志向,不动摇,不犹豫,志气不可夺。孟子则将有气节的大丈夫所应具备的人格说得更具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盂子·滕文公下》)“贫贱不能移”的精神从孟子提出后,对中国文化发     

墨子音乐美学思想探微

墨子是小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的代表,却是一位卓越人物。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强国谋略、治世之法对后世影响至深,他所提出的以“兼爱、非命”为中心思想体系的学说可与儒家学说“仁义、礼乐”相媲美。墨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我国古代音乐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文章从墨子背景谈起,着重论述了墨子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内容,以及与“节用”的经济学说和“兼以易别”、“禁恶而劝爱”的政治思想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墨子音乐美学思想的内涵。     

船山哲学与理学

理学是把儒家仁义礼智观念本体化、神圣化的学说。这种学说虽然以哲学形式出现,但还只是儒家伦理教条的论证工具。船山哲学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把仁义礼智等观念缩小在道德领域来讨论,而把一般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范畴从伦理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揭示和表述客观真理的理论工具。在哲学领域中,王夫之对理学的范畴、命题进行了改造与翻新,使理学的理论系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在道德领域中,他对理学的一些基本观念作了形式上的留存。从形式看,他的哲学表现为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从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看,他的哲学已越出了理学思想的樊篱。王夫之出入理学、游于百家、顺应着“新故密移”的文化发展法则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没有这样高度的批判总结精神,历史是不会放下因袭的重担的。     

孔子与孔府文学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孔子也是孔氏家族文化的奠基者和缔造者,一代又一代孔氏圣裔以崇敬、守成的态度传承着孔子的思想和精神,文学创作就是一个重要载体。在对以孔子为起点的孔氏家族文学活动进行考察后发现,孔子后裔在思维方式、生存态度、价值取向以及审美追求等方面都带有孔子思想的鲜明烙印。孔氏圣裔的文学创作自觉将个体情感诉求纳入到社会纲常伦理框架之中,并呈现出中和优雅的风貌。     

《普罗米修斯的爱》——保罗·库尔茨及人文主义视角对于爱的论述

普罗米修斯从神那里盗窃了火种,为人类送来了光明,增强了人类生存下去的力量;这个神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文主义者。他一直被视为拒绝有神论正统学说和挑战宗教信仰的英雄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