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没有“人类中心论”

目前学界主要依据三类命题判定中国哲学有“人类中心论”:一是“人为天下最灵”,二是“人最为天下贵”,三是“人者天地之心”。“人为天下最灵”的观念出现很早,《尚书·泰誓上》中就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的话。“人最为天下贵”的说法,更为常见。《孝经·圣治章》记孔子之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王制》更明确认定:“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东汉王充则从知识、智慧的角度立论,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人者天地之心”的说法,出现得最频繁。《礼记·礼运》最早提出…     

上善若水 为而不争——解读《道德经》

老子在《道德经》第八章中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滋润万物但不与万物相争,所以像水这样的品格最接近于道教之“道”。老子用水来比喻“上善”者——“不争”之品格。所谓“不争”,指不争功、不争名、不争利。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功、不争名、不争利,是谓“不争”;水,“处众人之所恶”(即处下)而不争名,是谓“不争”。世人往往以为“不争”者,必无能。其实不然。对此,老子同样以水为例,论证了水的力量之强大。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78章)天下没有什么事物比水…     

言路开放与威王称雄

言路开放是齐国政治的特色,兴行于太公封齐建国而一贯于两姓齐国、至湣王而衰。可以说,言路开放制度的兴废是与齐国的盛衰相终始的。 太公为文王武王立“灵台之复”而广泛招贤和纳言。他强调人君要“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就是要兼听广纳、洞察一切。而要洞察一切的根本途径则是善于“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辏并进,则明不蔽矣”(《六韬·文韬》)。只有广集天下人的所见、所闻、所虑才成集思广益;只有做到兼听广纳、集思广益,才能洞察一切而不被迷惑、不受蒙蔽。     

“壶天”与“洞天”道教对中国园林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壶天”与“洞天”大致都指以隐秘方式与现世相连接的某一神秘的宇宙空间,且此空间与世间完全同构。园林观念意义上的“壶天”和“洞天”观念共享类似的宇宙观意涵,但两者侧重点不同。“壶天”观念侧重于表达“小壶”中另有同构于现世之“天地”,而“洞天”观念侧重于表达“洞”的转换功能。造园是人们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通过一些营造方式将他们所具有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精神需求予以物化的一种艺术表达。     

论陆王心学中可能诱发“异端”思想的因素

朱熹曾严厉指责“陆氏之学”“断然是异端 ,断然是曲学 ,断然非圣人之道”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 )。在晚明 ,一些程朱派学者也曾指责王学为“异端”、“异学”。到清初 ,又流行一种王学亡明论。程朱派大儒陆陇其说 :“明之中叶 ,自阳明倡为良知之说……其弊也至于疡轶礼法 ,蔑视伦常 ,天下之人恣睢横肆 ,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 ,不亡于朋党 ,而亡于学术。” (《学术辨》上 ,见《三鱼堂文集》卷二 )何谓“异端” ?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曾有过一个颇为简括的定义 :“异端 ,非圣人之道 ,而别为…     

略论墨子“尚同”、“尚贤”的政治主张

墨子云：“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同已）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引自《墨子》，以下凡引自该书不另加注）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乱，生于无正长。”…     

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

儒家“一以贯之”的践行之道即是“忠恕”。“忠”与“恕”实只一道,而“恕”更为基本。循此,不仅可以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可从中引申出来。西方传教士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误解为次于“爱人如己”的“银律”,而实际上它是不折不扣的“金律”。若要走向世界和平,就须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实行忠恕之道。若要真正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也须实行忠恕之道。     

论易理之用及《易》象数之理

《易》述天人变化物能流行之大理,事物有组成有演化之要律,人世有兴废有盛衰之微机。故易理广深而精神未离于用。故云“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然《易》由于极深研几穷本彻末以务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故又未尝以现实之用为限。而常包有不唯现实之用及浅者目为无用之用。庄子说:“知无用而后可与言用。夫地非不广且大,人之所用者容足耳,然则侧足而垫之至黄泉,人岂有用?则无用之为用亦明矣。”此在论《易》用者又为所当知也。     

论儒家传统幸福观的三个维度

幸福总是建立在"是"的基础上的,人们总是从他的生存状态出发得到与之相应的幸福观,因此必须立足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考察幸福问题。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幸福观是一种圆满的幸福观,包括个人、家庭、国家三个维度,即注重内外兼蓄的个人修养、讲求家庭和睦的人伦秩序、倡导国泰民安的天下观念。这种"个人—家庭—国家"的幸福观不仅使得幸福在主观与客观之间达到了统一,而且使得私人善与公共善之间实现了统一,更是一种"爱己—爱人—利天下"观念的有机结合。     

明末遗民澹归出家原因考

明清更替之际,逃禅之风盛行,大量士人涌入佛门,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殊景观。对这一独特的图景,时人多有关注。邵廷采称:"明之季年,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非是则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1])归庄亦说:"二十余年来,天下奇伟磊落之士,节义感慨之士,往往托于空门,亦有家居而宪细者,岂真乐从异教哉?不得已也。"     

试论孟子与士人精神

作为中国“轴心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孟子希望以道德化政治,实现天下有道。他提出士人修养的“浩然之气”,在士人与君主的关系上主张“道高于君”,而对于广大普通民众则倡导“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在此基础上,孟子推出了四种士人典范。而在孟子这些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乃是对德性的张扬,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他明显偏重于前者,这是孟子关于士人精神的特色所在。在孟子的精神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信仰和勇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是一位信仰道德的“宗教家”,而不是一位代表智性的“学问家”。     

“敬贤”与“嫉才”

“敬贤”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孔子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认为人们应该把“贤”与“不贤”作为自己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行为选择的标准。在许多古书中也都提倡“敬贤任能”,如《墨子》提倡“尚贤”,《礼记》提倡“选贤与能”,《孟子》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至于敬贤任能的佳话,更是史不绝书。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周公就非常礼敬贤德之士,传说他有“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待贤者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周公洗头发的时候,听有贤人求见,就赶忙握着头发,出门迎见。这位走了,那位又到,以致使他洗一次头要几次停止下来。吃饭时也是这样,为了立即接待来访的贤人,他一顿饭往往分作几次来吃。周公说:我这样做,“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何况傲慢无礼,派头十足,那怎么能招揽天下的人才呢?此外,象“刘玄德三顾茅庐”“肖何月下追韩信”等历史故事,更是有口皆碑,为人们所熟知。     

古之道术在墨禽——《庄子·天下篇》今读之二

根据《庄子·天下篇》,“古之道术”在庄子时代破裂四散之后,墨翟、禽滑厘传承了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可以称为“墨禽之道术”。如果着眼于墨、禽二子与“古之道术”的关系,着眼于《天下篇》描述的整体图景,亦可以概括为“古之道术在墨禽”。这种道术的基本精神是“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简而言之,就是节俭、自律、救世。按照《天下篇》,墨子与禽子可以相提并论。这样的安排,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禽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地位,有助于我们从更多的角度理解先秦时代的学术思想格局。     

柔和

中国古代有一哲学家,在他弥留之际,叫来自己的学生,给他们上最后一堂课:“你们看,我的牙齿呢?”学生回答:“没有了。”老师又问:“我的舌头呢?”学生回答:“还在。”于是学生顿悟出一个道理:柔韧的东西,永远比坚硬的东西更适合于生存。 老子曾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这段话的意思是:水是最柔弱的东西,但是没有什     

道与气的哲学

如果把中国哲学的基础归结为两个范畴,那就是“道”与“气”。一、道与理1.中国哲学之所以把道与气作为自己的核心,乃是由于中国哲学形成的历史条件。中国哲学形成的时候,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在周天子有名无实的统治之下,各诸侯国国内、国际的纷争不断,如何治理好国家,使国家强盛、富足而有秩序,并且使天下免于动乱,是当时思想家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思想家们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为诸侯聘用,获得社会的承认,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中国的思想家也关心个人。但是,他们所关心的“人”,主要还是自己的同类。他们关于个人命运的讨论,主…     

论《庄子》对“担当”精神的消解

庄子对人的“担当”精神进行了消解。他通过“让天下”意象说明担当天下为人生之负累，境界超越的人并不愿意治理天下，放弃担当才是合乎大道的生存状态。他认为天下无需治，也不能治，否则只能事与愿违，越治越坏，并对忧患意识和以治国、平天下为担当的圣人做了批判。在庄子理想的“至德之世”中没有互助与担当的位置。庄子消解“担当”的观念植根于其所处的时代，与对“百家”之学的批判亦密切相关，其对“担当”精神的消解始终对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和警醒作用。     

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以《明夷待访录》为中心的考察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在公共性维度有着丰富的体现。黄宗羲正视人性之私,但要求为政者在履行公职时应以公抑私,君主不能以最高权位谋取一家一姓之私,群臣也不能将职分定位在效忠于一家一姓。黄宗羲主张,国家的大根大本在于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的正当性不在于维护帝王统治,而在于其利于天下万民的动机与措施。为了更好的使民众参与政治事务,黄宗羲特别主张通过完善"学校"制度和拓宽"取士"渠道来促进士人和民众的公共议政、公共评判、公共参与,以此完善国家的公共治理。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既是传统儒家天下为公思想的发展,也是近代以来公私之辨的先声,对于现代政治治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试析《管子》所设计的封建国家形式

战国中后期,天下苦战已久,民心思定。人心趋向统一,局势也趋向统一。孟子讲“定于一”,荀子鼓吹“天下为一”。《吕氏春秋·功名》说得更明白:“乱莫大于无天子”,“欲为天子,民之所走(趋),不可不察。”面对天下将“定于一”的趋势,统一后建立怎样的国家形式,以什么样的统治方法治理天下这样一些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思想家、政治家们的普遍关注。当时各派学者就此发表意见者很多,但就其内容与影响而言,还得要说法家诸人。     

“无己”与“无用”:从个体逍遥到天下秩序——《庄子·逍遥游》的政治空间

从不同的角度疏解《庄子·逍遥游》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通过对《逍遥游》文本的细致疏解,拈出“无己”与“无用”这一对概念,进而考察每一个概念的含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庄子看来,“己”与“用”存在密切关系,有“己”才谈得上各种具体之“用”,从而产生功用和利害观念,最终将人引入“有待”的各类条件限制之中。因此,庄子希望消除一“己”之偏私,以至“无己”,以脱离条件限制之域,摆脱一切功利性具体之“用”,进入“无待”的“逍遥”之境,也即“无用之大用”。因此,“无己”是“无用”的基本前提。同时,由“无己”开启的“无用”又是庄子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的独特言辞,《逍遥游》以尧与许由对待天下和治天下的态度将这一点加以彰显,并最终由“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无为逍遥的道体意象将个体的自适其适和天下秩序呈现出来。     

先秦法律观念的德治特色

德治观念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主要观念,浸染于其中的法律观念也带上了浓郁的德治特色,先教后刑、“刑期于无刑”、“以伐辅德”均是这一特色的体现。此外,伦理观念与法律的结合及对德、刑的灵活运用,也是先秦法律观念的重要特点,而这一特色最终也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