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忠君思想浅探——兼论“三纲”之源

孔子从名分、等级观念出发,提出了忠君思想;孟子对此冷淡,甚至反对,而特别强调父的统治地位;荀子对孔子的忠君思想很热心,却又格外重视夫的主导地位。这样,君、父、夫专制权力的理论便开始形成了。     

范仲淹人格与儒家忠道意识

范仲淹是古代中国士人阶层中极具儒者风范的典型代表。仅从支配其行动的观念上看 ,范仲淹的人格就与儒家的忠道意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人格中所表现出来的“事君有犯无隐 ,有谏无讪”的诤谏精神 ,从忠君出发派生出来的诚厚立国、无欺天下、关心国家兴亡的精神境界 ,以及忧民、爱民、为政清廉的仁政思想 ,无不鲜明体现出儒家忠道意识中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一面。     

从忠君到天下为公——儒家君臣关系论的演变

君臣关系问题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论经历了从忠君到“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诛暴君”、“天下为公”的演变过程。这与汉宋儒者营构的“君为臣纲”、“君臣之义”有根本的区别。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等人把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主性精神又向前推进一步 ,并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发生重要影响。如何充分利用儒家学说中富有民主精神的思想资源 ,服务于新时代的民主理论建设 ,仍是思想界面临的重大任务。     

论韩愈的社会历史观

韩愈肯定先王、圣人对历史的决定作用。他论述了一个古圣先王的道统,讲的虽然是人,是人的作为,但这是神化了的人,是天生的圣人,于是先王观、圣人观又同天命观混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他强调人的自信,有时又把人事作为的成败完全归于天命。韩愈的先王观必然引出他的君统观,引出其君主专制的理论,强调忠君,强调君主专制。然道统与君统并非一事,有矛盾又有统一。他高扬道统,表达了韩愈弘扬先王之教的努力;强调忠君、专制,仍主张选贤、爱民,不曾背离儒家礼治传统和仁义精神;主张天命论,也并没有否定人为的努力和贤才的作用。     

传统血缘观念的非理性本质辨析

中国自商周以来就特别重视父系血缘关系,随着儒家学说的盛行,血缘观念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民间风俗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观念有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但也妨碍了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本文以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分析了血缘观念的不合理性,指出姓氏区分和血缘传统并没有基因学依据。对个体来讲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的思想只有心理学意义,而没有生物学意义。同时根据文献史实论证了过分重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私爱的危害。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道家和墨家思想对淡化私爱、强化公德、构建现代公民意识的基础性作用。     

东汉中后期士人伦理生活管窥

东汉中后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确立的重要时期,但由于政局的变化,士人阶层在伦理生活方面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一方面继续强化了东汉前期以来官方确立的儒家伦理意识形态,造成了道德的偏至;另一方面随着士人精神的演进,伦理生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孕生了魏晋玄学伦理的某些质素.     

天地、先祖、君师：《荀子》“礼有三本”思想新论——兼谈“天地君亲师”问题

荀子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是万物之父母,其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化万物;祖先是族类的生命来源;君师是社会治理的维系主导者。荀子及《礼记》的相关论述实际上突出了“君”的核心性,君兼有父、师的特性,既是父也是师。东汉后期的《太平经》开始有“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君”位于中间。大概在宋代“天地君亲师”五字连用,明代中期以后,“五大”成为人们祭拜的对象,五字牌位立在中堂,在民间流传深广。明清时期的一些儒者指出,百姓祭拜天地君亲师很荒唐,不合儒家礼制;“五大”是人们敬重、感恩的对象,普通人无权祭拜天地,活着的君亲师也不应在中堂被供奉祭拜。康有为认为,古代君主专制社会天子垄断了祭天权,而人人可以祭天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五大”在古代,“君”是核心,后来“师”的地位越来越凸显;扬弃“天地君亲师”观念,今天应以“师”为核心;同时,以“国”替换“君”,推动传统“五大”观念转化创新,近代“天地国亲师”的说法仍有其积极意义。     

论《孝经》中的政治内涵

《孝经》的意义在于其中的政治伦理。《孝经》继承了原始儒家孝道、臣道、君道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有所创新,其创新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孝提到至高的地位;二是将孝作为臣道和君道的逻辑基础,从孝道中推导出臣道(或忠道)与君道(治民之道)。这固然有助于为儒家的政治伦理添加孝这样一个有效的推动力,以便儒家政治伦理在现实中的贯彻;但与此同时,这种用与政治伦理本质不同的孝道去推论、劝说作为政治伦理之臣道、君道的做法,也隐含着扭曲儒家政治伦理而堕落为君主专制政治工具的趋向。     

天道与君道——殷周君主观念与儒家君主理论的一个视角

<正> 君道论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心问题之一。对君权、君主人格设计无疑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殷周君主观念中天道与君道分合的发展历程,从历史和逻辑的两个方面对儒家君道论进行检讨。一王权出现的具体时间,已难确考。从殷墟甲骨卜辞看,至迟到了商代,王权已相当成熟。甲骨文中的“王”字,徐中舒先生认为象人端拱而座之形;又有人释为斧钺之形。因此可知,从字的形体上已全面反映出了王权存在的基本性质。《战国策·秦策》:“王,有天下也。”《韩非子·五蠹》:“夫王者,能攻人者也。”此诸说从王权的职能上求解,符合殷王的     

责己和责人:儒家责任伦理主体指向的二元结构

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儒家阐释了作为道德活动的责任伦理主体指向——责己和责人,从特定维度丰富了儒家的责任伦理学和角色伦理学。历代儒家既讲责人又讲责己,但更重视责己;同时,儒家并不否定责人,而是主张敢于责君、敢于劝谏,提出了以责成人之道的思想范式。儒家凸显责己,彰显了重责己轻责人的价值导向。     

近代中国民本思想演变的机缘和桥梁——以王韬为例的思想史解读

近代中国独特的时代环境和机缘促使王韬一辈人由西方国家的富强和议院制度联想到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观念主要包括重视民意的观念、立君为民的观念和政在养民的观念。而王韬等人关于民的观念主要包括重视民生、民意,重视教民和人才的培养,提出君民上下相通的制度保障即议院等,从而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使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王韬认为君民同心、上下一体是国家富强的根源,并为实现君民上下一体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议院制度,从而为后期思想家提出民权的思想架起了一道牢固的桥梁。     

李昌龄注《太上感应篇》之臣民政治伦理思想管窥

本文通过对李昌龄注《太上感应篇》文本的研读,发现对以忠君为核心的臣民政治伦理的论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忠君政治伦理的重要性、臣民恪守与背叛忠君政治伦理的不同结果、"积善成仙,积恶致祸"的政治伦理控制手段三方面对李注所包含的臣民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初步梳理,从中可以看出李注《感应篇》在维护君主专制的极权社会形态中具有较大的利用价值,因而受到南宋理宗君臣的普遍重视。     

从“仁政”走向“义政”——孟子政治理念的内在转换与现代发展

孟子的"仁政"理念存在着固有缺陷:作为其心性基础的"恻隐之心"具有局限性;"仁政"忽视了伦理与政治的必要区分;其实现途径"得君行道"太具偶然性。因此,在当代社会发展儒家政治哲学,需要走出对"仁政"的迷恋,从而根据孟子"仁""义"并重的思想架构开出并走向"义政"。"义政"的意义,从消极方面看,其聚焦点不在"善"而在"恶",即使人"不作恶"和"禁人为非"以及对作恶者的惩罚;从积极方面看,其实质在于规范人们对基本益品的取与。从"义"的视域思考儒家政治哲学,更易与权利、法治等观念接榫,也更具现实性。     

“分”与“惠”的辩证——先秦儒家分配伦理的价值路向解析

先秦儒家分配伦理中存在着两条并行的价值路向:"分"与"惠"。"分"涉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孔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皆表达了对"分"的认同,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分"的合理性依据。"惠"涉及国家与庶民之间的利益分配,主要体现在先秦儒家所设计的种种分配调节机制中。"分"与"惠"之间是一种相互交融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分"内在地涵蕴了"惠",以"惠"作为其获得合理性的评判底线;另一方面,"惠"以认肯"分"为前提,并最终强化了"分"。二者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分配的理想状态:中道。     

秦汉间的儒法合流及其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流派，儒法间的合流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件极可重视的事情。这一合流现象大致完成于秦汉时期，它的发生既有其内在的理论基础，也有其社会历史的需要及其所提供的现实土壤。而其后果一是在儒家“道”尊干势的传统之外，确立了君尊臣卑观念的合法性；一是纳礼入法，导致了礼教的法律化和儒家化的法律，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并维护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及其基本性格，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回儒”会通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刍议

"回儒"是明末清初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出现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融会贯通伊斯兰教和儒学这两大文明体系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尤其对当前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之实施、促进与沿线伊斯兰国家的"民心相通"和"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具有十分难得的借鉴作用。"回儒"们融会贯通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思想之中,现实意义较强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儒学与儒家圣人的基本态度:敬重与褒扬;二是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的关系:相通、同源,互补共明;三是伊儒核心内容的会通:以"天道五功""人道五典"沟通"五常""五伦";四是处理宗教与政权的关系:强调"忠主"与"忠君"不可分割。     

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看基督宗教与儒家精神

本文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来探究基督宗教与儒家精神的意义及作用,对之展开比较研究。基于"和谐"这一核心观念,文章一方面将对作为中国"和而不同"这一社会共在及相互交往之基础的儒家精神修养及其"仁爱"观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对基督宗教所追求的精神超越及其信仰传统中神人关系的"彩虹"之约所展示的"和谐"蕴涵加以阐述。本文认为,"和谐"观念作为中国基本社会交往的理论、及其所指导的历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内在的宗教境界及情趣,因此,不应该将儒家精神与宗教精神截然区别开来;并进而指出,儒家"仁"、"礼"观念体系中均有"宗教性"的因素,其"仁爱"之说亦与基督宗教"上帝是爱"的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二者可以比较、对话。本文为此阐述了儒家精神修养与基督宗教精神超越的不同,从界说新儒家的"心性之学"来解析其"内在超越"的追求及意义,由此说明了其"现实关照"与"终极关切"的不同意趣,并对"现实性"向"终极性"的升华、以及"圣爱"与"人爱"之互动、"超然"与"内在"之呼应在当代儒家精神复兴与革新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论证。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指出,人类所追求的"和谐世界"的确需要"从心开始";而要真正实现"世界和谐",则也应朝向人性修养所想达到的"超越自我"之升华境界。     

论儒家的经济哲学

<正> 儒家学说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有待于我们深入地发掘和研究。本文仅从介绍儒家的整体和谐观念、自然天道观念、社会人本观念、循环发展观念和中庸守常观念等五大哲学观念入手,来探讨儒家经济哲学。     

介绍敦煌所见的一部道教佚经

敦煌道教文献是敦煌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我国东汉以来各个时期的宗教信仰、民间习俗都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一片有待进一步开垦的处女地。笔者在研究敦煌道经的过程中发现《太玄真一三善行法发愿经》①与《天尊说三善发愿经》②,同属一部道经。以下几点,主要可以为证:1.经题用词大同小异(1)《太玄真一三善行法发愿经》和《天尊说三善发愿经》的经题,都有“三善”一词。“三善”之名,较早见于《吕氏春秋》。儒家经典也常见,如《礼记·文王世子》:“君之于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是故养世子…     

中西方心理健康标准的比较与整合

心理健康标准是心理健康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比较中西方心理健康标准,在研究恩路、自我观念、人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在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重视对自我和现实的认识、重视对人生意义的探索等方面有相似之处。整合中西方心理健康标准应重视探讨社会群体的心理健康标准;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自我观念;塑造具有独立性与创造性的现代社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