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调”与“礼俗”重构——梁漱溟论“教化”“礼俗”“自力”与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但从梁先生肯定"教化"、"礼俗"、"自力"传统,强调乡村"新礼俗"建设来看,梁先生思考中国乡村建设,实是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思考。梁先生曾说:"乡村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亦可名为文化运动"。梁先生将"乡村运动"理解为"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是因为梁先生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理解为文化落后,并将中国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归于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只不过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一个缩影。因此,中国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实为振兴中国文化。同时,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

"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具有"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的双重规定,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价值",是中华民族在价值认同方面的最大公约数,是趋向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价值。从具体内容、功能和特性来看,"中国价值"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价值"是作为"共同价值"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存在的价值,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共同价值"规定了"中国价值"总的发展空间,并在整体上决定了"中国价值"的建设方式。另一方面,"中国价值"又会作用和影响"共同价值"。"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必将会引导当代中国文化走上健康发展之路。这条道路一直会延伸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从而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文明大国"和"文化强国"。     

花鸟画的“式”与“势”

"式"指中国画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固有的程式化样式,是中国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最大特征;"势"体现了中国画形而上的法则,代表了布局之阵势。明代李日华说:"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有形有"势"才可有韵有性,可见"势"在绘画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历代名家无一不是造"势"的大师,对"势"的探索与研究,因时代的进步不断向更深更高层次发展。花鸟画作为中国传统的三大画科之一,是中国艺术中具有自身独特美感的一门艺术,花鸟画构图中的疏密、开合、虚实等,都是对其"式"与"势"的具体表现。     

“美丽中国”对“天人合一”的转化和创新

"美丽中国"由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行了由点到面的升华,形成了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体系,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有着内在的联系,扬弃了"帝人合一""德人合一"的神秘元素,传承了"自然与人合一"的合理成分,结合当代世界和中国问题,对传统的"自然与人合一"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社会中的“幸”与“福”及其“德福一致”信念

"德福一致"的信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情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以一种新的伦理学方法——伦理人类学来看,幸福的中国化话语是以"幸"与"福"之意义合成,它分别从消极与积极的层面与道德关联,表现为伦理终极实体"天"、"命"等的必要、伦理共体中的道德生活以及以家庭为主的三大特色。随着伦理道德的"祛魅化"和家庭生活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式的"德福一致"信念逐渐瓦解,当下中国社会重塑"德福一致"信念的两大关键是:重新找到伦理终极实体与实现社会公义。     

中国古代画论中的“变”与“守”

变,创新、反叛、突破、另辟蹊径也。守,效仿、学习、继承、传移模写也。从南朝谢赫所创的"六法"之一——"传移模写",到近代吴昌硕所提出的"古人为宾我为主",千年间,中国画论中对"变"与"守"的探讨与争论从不曾停止。由于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环境、政治气氛与文化思潮,变守之间往往是此消彼长、此扬彼抑的。结合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和具体历史背景,历数中国古代画论中关于"变""守"之论,初探中国绘画中继承与创新的永久课题。     

中国山水画的“味象”与“观道”

本文借鉴西方现象学的某些观点,深入辨析了中国山水画中"象"的内涵并指出"澄怀味象"与"澄怀观道"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同时,本文还从历时性的角度,证明中国山水画在追求终极审美目标的过程中,正是将"味象"与"观道"统一起来的过程。     

“法治中国”及其指标评估的“后发国家”视角

"法治中国"是中国整体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评估这一历史进程的前提是"后发国家"之规定性:法治制度的西方移植性、法治理念与价值形态的传统继承与变革的二元性以及法治变革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难题。"分享普遍性的特殊性"之新通三统论以及"自由共和主义"哲学传统应成为评价和指导中国法治发展的规范性基础。法治评估应立足演进主义文明论、程序主义制度论和自由共和主义哲学论三个宏观层面进行指标设计与科学评估,保证法治中国宏观走向的规范正确性与实践合理性。     

试论希伯来“耶和华”与道教“天”的概念异同——“一神论”和“无神论”对比

中国的上古文献中渗透着"天有意志"的思想,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曾经存在类似希伯来式的上帝信仰,并希望由此能把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但笔者把轴心时期《希伯来圣经》的"耶和华"形象和道家原初经典《老子》中的"天"的概念相对比,并从汉代道教正式形成时的经典《太平经》入手解读"皇天"的概念,发现《老子》中的"天"和《太平经》中的"皇天"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道教时期"天"有表现出相对明显的人格化属性,但它依然无法违背自然之道来创世或影响"道本体"。这与《希伯来圣经》中耶和华介入历史创世、创造奇迹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的"道"与"天"及相关的概念不是希伯来式的信仰对象,其本身是非人格化的,具有无神论特质。     

中国“和”文化与和平外交

"和同之辩"表现了中国古代"和"与"同"的区别与联系,"和而不同"体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中国"和"文化表现在物质形态、精神理念、生活习俗和社会规范等诸多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和"文化引领下的新中国和平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和"特色,热爱和平、倡导和平、维护和平、捍卫和平是中国和平外交中的核心诉求与基本内容。     

从“对立”到“自觉” 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然性

正基督教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之前,拥有稳定的原生结构,其结构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下,必然无法达到完全地"还原"与"复制",从而超出原始的标准与模式,走上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一、"整体观"的能动性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植入性的事件。"植入"本身就决定了两种文化机制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即因文化积淀和历史经验造成的社会生     

庄子“命”与“逍遥”思想辩证

上世纪中,一些学者为提升庄子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将庄子的"命"与"逍遥"思想的关系诠解为"必然与自由"的关系。这一诠解在笔者看来,是"以西释中""反向格义"的一个"不当比附",不仅没有更加澄明中国哲学思想的真正义涵,反而遮蔽了中国哲学对世界经验方式和思考方式的独特性;对于庄学而言,不仅未能促进对于庄学义理的新开发,反而伤害了庄子思想本身。     

宋代画论中“品”与“格”的意义与影响

中国绘画的品评风气在南北朝蔚然成风,至唐代形成了主要的品评结构。此后的宋代确立了文人化的品评范式。文章通过对中国绘画品评方式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的梳理,着意于"品"与"格"在中国绘画理论中的辨析,阐述了宋代"品""格"观念在绘画理论中的发展与特点。宋代画论中"品"与"格"观念的确立为后世树立了品评范式,也对今天民族艺术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

汉语言文字造字之法,呈现出重直观、重开放、重共享之特点。公共性乃阐释的本质特征,此为重要根据之一。"阐释"之"阐"与"诠释"之"诠",各有极为深厚的哲学和历史渊源。"阐"之公开性、公共性,其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之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释学前沿之光。"诠"之实、"诠"之细、"诠"之全与证,其面向事物本身,坚守由训而义与意,散发着民族求实精神之光。中国古代的阐释路线,一条重训诂之"诠",一条重意旨之"阐"。两者各有其长,互容互合。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照、选择、确义,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可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     

“人文化成”:“文化”的中国古典意义

要构建"文化"研究的中国特色话语范式,凸显"文化"研究的中国主体性,就必须对"文化"这个核心概念的中国意义有个明确的理解。考察"文化"概念在中国的古典意义生成路径,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文"的文化意义,"化"的文化意义,"文化"的完整意义。通过对"文化"的词源学考察:"文"从自然形式进于精神道德内容,"化"由自然造化进于精神道德感化,可以清晰地认识"文化"概念在中国的古典意义:它是与"武力""武功"相对,以道德教化、道德感化为中心的文治教化、人文教化、人文化成。     

论贾平凹小说中的“进城”与“返乡”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笔下的"商州系列"小说人物游走在"进城"与"返乡"之间,但是进城者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经历着身处底层的挣扎和精神世界的空虚,而返乡者在故乡感受到的是失望与无奈,他们无力改变传统文化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的现状,也难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进城"进不去,"返乡"回不来的矛盾书写,体现出贾平凹对当下乡土中国城乡发展困境的思考,表达出迷茫与悲哀的情绪。     

中国文化的“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

"忠恕之道"是儒家的"行仁之方",它一方面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利,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平等互利中尊重他人的独立意志,不要以己之意志强加于他人。因为在这一道德准则中蕴含着承认个体的差异性及其不可侵夺的独立意志的思想,所以它又与儒家所主张的"和而不同"联系在一起。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主张的"振兴中华"与"永不称霸""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可谓传承和弘扬了中国文化的"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的优秀传统。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性”建构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具有内在关联,它不仅帮助"判定"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而且"型塑"了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还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其根本宗旨也许正在于为人类的未来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基于"中国现代性"之上的"中国经验",极有可能开辟"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形态"。这种新现代性既是"现代性一般"与"现代性特殊"的统一,又是"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也是"中国理论建构"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统一。     

试论李可染山水画的“光”与“色”

李可染是20世纪杰出的山水画家,他在"光"与"色"的表现上有自己独到的处理。在用"光"上,他把西方绘画中的"逆光法"与中国画的笔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画面具有强烈的光感;在用"色"上,打破明清以来山水画以浅绛设色为主的旧程式,创新色彩观念,他的山水画设色具有一定意象性和装饰性。李可染在用光、用色上,把中国山水画的光与墨、色与墨的关系推动至具有当代性,开阔了现代山水画的新面貌。     

佛教“孝道”思想的践行

一、佛教"慈爱"与"孝道"佛教自东汉初传入中国之后,就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思想和内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佛教同样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很多方面更有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