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汉画像和汉代世界

汉画像所刻画的非现实世界——天国仙界,以画代话,用形象化的绘画语言表达自己的幻想,这种形式上的极度夸张是与汉赋的形式美是完全一致的。汉赋的语言学叙事与汉画像的图像叙事,艺术形式虽然不同,但共同表现了汉代的粗犷、醇厚的整体性的精神世界。     

汉代空心砖画像的模印工具初探

汉代空心砖画像是汉代美术研究的重要对象,画像的模印经过了工匠认真的构思,印模制作技术可能受战国时期陶拍和玺印的影响。画像模印的工具在考古材料中鲜有发现,但根据画像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很有可能为木质印模。值得重视的是,铜质和木质的印模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实物,木质印模的画像非常细腻,而铜质印模的图像为图案。画像模印的工匠与制陶工匠属于不同的工匠群体,承担不同的工作任务。制陶工匠负责空心砖坯的制作,其工作具有稳定性,即他们属于治陶作坊里的工匠。而画像模印的工匠则具有流动性,他们根据治陶作坊里的需要来从事画像的模印工作,工作完成后即离开转入其他地方。因此,空心砖画像的印模为模印工匠的谋生工具,在治陶作坊里一般不易发现。     

论汉画像的"形"与"神"——兼谈汉代审美意识

汉画像是汉代视觉艺术中具有代表性的视觉符号,其构图上的特点是,在内容和形式上深受汉代审美意识的影响.汉代艺术并非只注重形式美,在美的自觉上也有所追求,并对魏晋南北朝绘画美学有着直接的影响.     

汉代淄川国研究考辨

汉代淄川国是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齐地（今山东地区）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之一,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汉代的历史与政治,特别是对研究汉代诸侯王国的历史地位及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博弈有重要作用。且汉代淄川国也是当时齐地乃至整个汉帝国文化极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传《易》之田生、杨何,《韩诗》“长孙氏之学”创始人长孙顺、《公羊春秋》任氏学创始人任公,及因通《公羊春秋》而荣登相位的公孙弘都是淄川国人。因此,对汉代淄川国的研究不仅对研究汉代的政治历史意义重大,对研究山东地方史及汉代齐地文化亦会产生重大影响。     

汉代齐学与鲁学研究综述

自晚清以来,研究者围绕着齐学与鲁学的含义、典籍、差异、冲突及其联系进行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汉代齐学与鲁学的内涵应当从经学派别的角度去界定,它们各以不同的典籍为载体,在学术旨趣上有很大的不同,进行过四次交锋,又因同属儒学和今文经学而具有融合的天然联系.但是,在五经中一些典籍的学派归属、齐学和鲁学的特点与齐文化、鲁文化特点的关系等问题上,研究者之间还存在差异.共识是学术积累的体现和学术进步的基础,差异则是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切入点.     

常任侠汉代画像砖石研究述略

汉代画像砖石是中国宝贵的古代美术遗产,有极重要的研究价值。常任侠汉代画像砖石研究成果显著。他从画像砖石的社会文化背景、分布区域与时代以及画像砖石所表现的社会景象和艺术表现手法四个维度来建构其研究图景。他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对画像砖石进行实地考察,在把古文献资料作为研究画像砖石重要材料的同时,还利用考古最新发现的地下遗物进行文物互证。常任侠的画像砖石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史学家对史料的认识,丰富了美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汉代绘画和雕刻艺术、了解汉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     

汉代佛教东传的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运用正史和佛乘资料,以汉代东部地域的彭城为中心,深入考辨了佛教在华早期传播的史事及相关问题.文中指出,"仁祠"乃指刘英在彭城所建牟尼寺;严浮调作为历史上第一位汉族沙门,其行迹和著述在中国佛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笮融奉佛的记载展现了佛教在徐地传播的盛况;彭城佛教的传播源问题,应循"丝路西来说"的思路给予合理解释.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街巷公共空间解析——以檐廊街为例

街巷空间是川渝地区传统场镇公共生活的重要物质载体。以川渝街巷最具地域特色的公共空间——檐廊街为例,借鉴社会学研究成果,从檐廊街的空间形态、空间序列、细节控制三个层面,集中探析檐廊街如何创造机会来促进人们在商业活动、日常生活和节日庆典活动中的公共交往,从而揭示川渝地区传统街巷公共空间的地域特征。     

出土汉代望气图谱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学界对于早期望气信仰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解读,还是资料发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早期史料的匮乏和历经多重历史断裂、极富宗教性的早期文化理解上的困难,研究者多把注意力投放在“龙虎气”、“天子气”的成因及作用的论述上,早期气的实际表现形态和云气星象构筑状况的丰富性却被忽略了.因此,相关研究显得既不够全面也不够完善.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保留了一些汉代的望气图谱,这些资料是我们了解汉代早期望气情形的重要途径.结合传世文献,从日旁云气、日月同辉、月衔苍龙玄武光三个方面勾勒汉代望气的大致面貌,对于丰富早期望气资料和完善相关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十六国河西地区壁画墓出行题材的类型与演变研究

甘肃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壁画墓具备明显的地域特征与文化风貌,题材丰富、数量众多的墓室壁画与壁画砖反映了河西地区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文章基于壁画墓出土的出行题材图像资料,结合相关考古资料,探讨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壁画墓出行图像的类型与演变。     

我国古代美术史中的汉代写实绘画研究

文章讲述了我国美术史的起源与发展,通过对中国美术著作的内容进行分析,探索出了汉代绘画的特点和其在当时所起到的教化作用和政治作用,研究了汉代写实绘画在物体形象上和绘画技法上的追求,以期能从我国古代美术史的角度来处理汉画的历史叙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美术学,感受我国传统美术中呈现出来的强烈感染力和创造力。     

汉代造型艺术与当代中国画发展问题研究

本文总结归纳了汉代造型艺术的创造法则与审美取向。我们可以通过对汉代造型规律的认识来把握中国艺术的造型规律,探索当下中国画发展道路。     

汉代的儒学独尊与学术史的研究

<正> 一汉代的儒学独尊,自汉武帝始。据史书记载: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诏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可见,董仲舒的对策,旨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定儒学于一尊,从而结束了汉初黄老刑名之学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这是汉代统治阶级在统治思想方面的重大转变。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它标志着儒学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儒家的经义断事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史称“以《春秋》决狱,以《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治河,以三百五篇(指《诗经》)当谏书”,就是对这种统治意识的真实写照。     

地域视角下的汉代四川画像砖研究

汉画像砖在今山东、河南、陕西、云南、贵州等地都有发掘。四川以成都周边出土的东汉中后期实心画像砖数量较多,艺术造诣较高,是我们了解两千多年前神秘瑰丽的四川汉代社会的活化石,它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画像砖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域艺术特征。     

儒学与汉代社会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读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

<正> 刘厚琴同志多年致力于儒学与汉代社会史研究,她撰写的《儒学与汉代社会》一书(齐鲁书社2001年出版),是其长期研究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本书将儒家文化与汉代社会结合起来,从“作为思想体系的儒学”和“作为实际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儒学”两个观察角度入手,对儒家思想与汉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汉代社会文明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视野开阔,颇多创见,是汉史研究领域的新创获。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清代江西地区疫灾流行的特征、类型及原因

通过探讨清代江西地区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疫病类型及诱发原因,研究发现,清代江西疫灾频度为41.04%,且长期波动上升,并以夏、秋季流行为主;清代不同时期,江西疫灾流行渐趋严重,疫灾重心具有“一路向北”的迁移轨迹,疫灾分布受制于人口分布重心和自然灾害多发地的空间格局;清代江西疫病类型由单一向多样转变,传统疫病的影响开始让位于新型疫病,其中霍乱影响最大;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战争动乱是诱发清代江西疫灾流行的主要因素,且表现出“多-少-多”的变化路径。

     

图、型、境:汉代瓦当造物设计研究

通过对汉代瓦当图像与纹样、造型与形制、史境与意境三重维度的研究,可以发现汉代集造型、图案、空间环境三者为一体的造物设计思想。汉代瓦当的造物设计不仅有造物设计本体的考虑,诸如造型、纹样、色彩、材料、加工工艺等,也有其设计外围的思考,如形制、图像、思想、意境、文化等的传达。     

汉代画像石水榭图研究--以山东微山县为例

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水榭图无疑是汉画建筑题材中一个新颖的亮点,虽然数量极少,但分布地区集中。以山东微山县出土的汉画水榭图为例,将水榭图的概况、出现的原因,作用以及与同时期出现的陶水榭进行对比,作了进一步分析研究。     

学习类型的理论研究简介

本文系统地阐述了学习类型的有关理论研究,即对学习类型的涵义与特征、构成要素及分类、研究方法和研究趋势作了探讨,便于人们了解学习类型的有关理论问题及研究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