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象天”到“崇礼”:两汉都城意象探析

都城意象是古代王朝以皇权为中心的统治秩序的象征。西汉长安城由南、北城垣曲折走向提供的可意象性,兼以紫微宫的喻指,牛女像的标树,营构出以"斗城"为特色的"象天"意象,旨在营造与天同构的崇高感,彰显皇权的神圣和权威。东汉洛阳城通过都城轴线的强化和礼制建筑的营建,使皇权和礼制相衔接,营构出昭示东汉王朝德治教化的"崇礼"意象。从长安到洛阳,都城意象的变化,体现出两汉政治文化由"霸王道杂之"向"柔道行之"的转变。     

皇权与教化之间:西汉永光年间宗庙礼制改革的政治文化内涵

宣、元之际乃西汉政治文化一大转捩点,元帝永光年间由儒士倡导的宗庙礼制改革即为此转捩中之重要举措,寄托了他们对皇权"公共性"问题的思考。"庙议"中,儒士主张"亲尽迭毁"、君统高于宗统,努力祛除皇家宗庙祭祀中血缘共同体亲亲"私祭"的特征,从而赋予其国家"公祭"的尊尊性质,彰显出儒教对皇权乃"公权"而非"私器"的规训教化意味。皇权亦能通过鼓吹"祖宗功德"论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兼顾家族利益与王朝意图。     

援儒入玄──西晋中期思想论

西晋中期思想界可分为三派：理想派、宏放派、折衷派。虽然三派的基本思想倾向都是融合儒道，然而各派的思想支点又各不相同。由理想派崇儒到宏放派尚玄，再到折衷派援儒入玄，是西晋中期思想演进的轨迹。折衷派思想体系完备，它试图以援儒入玄为切入点，消弭儒玄的思想冲突，论证尚君、崇礼、治政，重建士族的皇权与国家意识，进而消弭皇权与世族的权力冲突。因此，从深层次上看，西晋中期的思想核心是围绕着维护与强化皇权问题而展开的，这恰被过去史学界所忽略。     

朝廷美学断想

朝廷美学的最重要的审美表现形式为宫殿与宫苑(皇家园林)。在中国古代,皇帝是"奉天承运"总理天下的"天子"。朝廷美学以庄重威严、豪华富丽为审美风格,并以此风格来烘托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威势。     

论明代正一道张天师继承制度的演变及其后果

明正统前后,正一道张天师继承制度从兄终弟及制转变为嫡长子继承制。这一"转变"与明代皇权的强制性介入有关。为了处理两次天师位争夺事件,明正统、成化皇帝延引宗法,强制性地确立了张天师的嫡长子继承制。皇权的强制性介入,导致天师直系与旁系决裂。张天师不但难以得到天师旁系的支持,反而屡遭其欺凌。明代皇帝为此不断完善赞教制度、赋予天师祖母或母亲对天师的护持权、颁赐禁约等,以确保张天师的嫡长子继承制能够顺利实行。     

姜立纲及明代“台阁体”书法

明代"台阁体"书法是明代皇权统治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一种专制统治的产物和特殊的文化现象。"台阁体"作为官方书法风格样式,虽然后世对其有失艺术个性而多存质疑,但客观上看它在明代书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姜立纲有别于其他泛化的"台阁体"诸家,不仅在书法的运笔、用墨和间架结构上建树很高,而且能将情感与书法融为一体,不断升华,逐渐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同时他还留有理论总结,理应在明代书坛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中国"大一统"的"三时一贯"论

中国"大一统"的观念并不仅仅是自秦至清的帝国时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一源远流长的根本传统,它"一以贯之"地存在、而又显现为"三时"即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形态--王权时代的大一统、皇权时代的大一统和民权时代的大一统.     

试论儒佛关系视域下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释道安在具体场景喟然而发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千百年来传诵至今,成为"对整个中国政教关系的一种阐述"^[1]。政教关系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表现为"皇权至上"和"以儒为尊"的特点,具体于佛教而言,毋宁说是"儒佛关系"的屈光折射。     

从宋、明、清椅子看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的权力特征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讲究"礼仪尊卑",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家具不仅是生活用品,更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礼仪制度的物化形式。在从祖先崇拜到集权体制的变化中,作为主要社会财富的家具开始折射出不同的权力特征。而在从"席位"到"交椅"的权力变迁中,座椅的设计无不体现出匠人技艺和皇权礼制的博弈。作为封建社会发展的代表和高型家具的成型鼎盛时期,宋、明、清时期的椅子设计各具特色,对这三个时期椅子的形式、材质、装饰等设计要素进行分析,能管窥中国传统家具设计中的权力特征,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造物文化。     

明代“靖难之役”中儒生与皇权的关系——以方孝孺为例

靖难之役是明代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儒生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在此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靖难之役中,面对皇权,儒生做出了不同选择:他们或求荣祈贵,或明哲保身,或抗节不屈.方孝孺便是当时儒生抗节不屈的典型代表,他的死对后世儒生以及儒生与皇权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云南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的形成研究

清朝统治者为实施社会教化,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规模浩大的宣讲圣谕活动。清朝统治结束后,宣讲圣谕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停止。在云南,宣讲圣谕活动转变成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活跃在乡村社会中。这种转变与乡绅阶层的推动密不可分,他们扩大了"圣"的内涵,将皇权之"圣"与神灵之"圣"结合起来,促成了新民间信仰组织的形成。     

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

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也就是皇权与神权的关系。我国自远古夏商周三代起直至清末为止一直被专制君主统治着,以君权至上为核心,使政治、伦理与宗教三者构成了一体化的国家体制。作者从这个观点出发,系统地、历史地分析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外来宗教与皇权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中国传统宗教中的天帝崇拜、三统的说教和谶语符命等等无不是为了证明君权神授和国运昌盛或转移的神话;道教在魏晋以后开始与统治阶级相妥协,臣服于皇权,道教自身的内容也相应地有了变化;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依附于统治阶级,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南北朝开始,统治者一方面大力扶持、奖掖和利用佛教,另一方面对佛教进行严密的防范和管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唐宋时期统治者一般采取怀柔、保护和扶持为主,限制为辅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到清朝时有了彻底的改变,这些改变也是为了巩固皇权的需要;对唐以后传入的景教、摩尼教、犹太教、天主教等一直采取宽容、保护、限制和同化的政策,但这都是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因之,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像西方那样的“权杖与皇冠”相斗争的事件。     

元杂剧《赵氏孤儿》承先启后的演变及时代特征

<正>"赵氏孤儿"历经了几百年的演变。春秋时代的赵氏悲剧,实是由乱伦引起,公卿争斗导致,贯穿着一场政治权谋的博弈。到了司马迁所述,则体现着西汉武帝时的伦理规范以及对皇权的绝对敬畏与尊重。元代,纪君祥借春秋《左传》和汉代《史记·赵世家》为蓝本,承先所述,将故事改编成杂剧,搬上戏剧舞台,以视听艺术形式呈现予世人,为21世纪电影版《赵氏孤儿》的出现,奠定了故事的基本框架。     

中国汉时期建筑空间营造

现代建筑大师赖特认为"建筑的本质不在于其四面墙与屋顶,而在于其内的空间"。所以"建筑不惟以其实体的造型、结构、风格与装饰细部,向人们传布某种文化信息,建筑空间也同样具有十分深广的文化内涵,深入到不同建筑空间的文化背景层面上进行一些考察,就会发现,空间,较实体,负载有更多的文化内涵。"汉时期,室内空间营造的主要建筑创作呈现出了为皇权服务的设计特色。用"华美"的装饰以达到"重威"的目的,也彰显"团结"的气魄。所以,这一时期内部的主体建筑是金碧辉煌、雕刻绘涂的装饰风格。汉代是一个崇尚"大"的时代,"以大为美"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管、荀王霸理论视域下曹操政治生涯分析

《管子》《荀子》"王霸之辨"理论不同于《孟子》,管、荀学派肯定了"由霸入王"的可能。"修礼"既是对"霸"的完善,也是实现由"霸"入"王"的途径。曹操的政治生涯受管、荀"王霸之辨"理论影响至深,存在着"由霸入王""王霸兼容"的特征。曹操的王道政治理想,因为没有取得"政治一统"和"天下归心"而破灭,这也是曹操没有实施皇权嬗替的根本原因。     

辟雍与东汉中央官学教育

东汉时期,辟雍以礼乐教化民众,是中央官学的组成部分。辟雍礼教塑造了皇帝道德、文化绝对权威形象,凸显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尊卑贵贱政治等级秩序,阐扬了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辟雍礼教反映出东汉官学教育的特点:礼教是其主要教育内容;教育本质是皇权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礼教是国家制度的规定。     

论道德信仰

正道德"道德",是一切文化的根基和灵魂。"道德"的本质是什么呢?依我看,就是宇宙之间运化万物、生生不息的能量。这种能量的功能是亘古不息、至高至强的,任何有形的事物都无法与之比拟。天子皇权,不能驾驭之;英雄豪杰,无力抵抗之;智谋高士,无法算计之;金玉堆山,无价买卖之。老君曰:"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迎之不见其首,     

两汉魏晋庙数刍议——从西晋“太祖虚位”谈起

西汉韦玄成、刘歆所主天子庙数皆有一定的开放性。与韦氏之学类似,郑玄既主张以四亲庙为基础的五庙常制,也以周制天子七庙为理想;承袭刘氏之学,王肃既主张以六亲庙为基础的七庙常制,也认为王者可不拘七庙。由郑、王二学皆可产生"太祖虚位"现象。汉元帝利用四亲庙理念塑造出七庙之制,这提示研究者要注意皇权对"天子七庙"理想之追求。     

耶儒互动中洪秀全和孙中山的“新旧之辨”

从耶儒互动的角度来看,洪秀全与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领袖,都在应用基督教或儒家的思想武装民众,力图去旧更新,但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洪秀全是"新瓶装旧酒",基督教对他来说不过是用来包装民间宗教与皇权专制这些"旧酒"的一个"新瓶子",不旧也旧;孙中山是"旧瓶装新酒",儒家对他来说可以成为一个容纳"三民主义"与"知难行易"这些"新酒"的一个"旧瓶子",不新也新。     

晚明至清代前期儒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以顾、黄、王、袁等人为例

晚明至清初,在儒家思想内部酝酿着一股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袁枚等人,在肯定人性自私及土地私有的新思想前提下,以“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为目标,分别提出了如何分散最高皇权、限制最高皇权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儒家思想的内在活力及其向现代转化的内在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