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一名而含三义”疏辨

“易一名而含三义”,自《易纬·乾凿度》以来,各家称引略有不同,而其解释也纷然不一。《乾凿度》云:“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梁刘峻(字孝标)《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郑玄《序易》云:“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清人惠栋等仍之。孔颖达《论易之三名》引郑玄《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不同的是,简易一词被引为易简。今人则少有照顾前人的理解,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是说在变易过程中,包含着不可变易的规律,变易中有不易,所以是简易;现象是复杂的,而规律是简     

“利建侯”新解

《周易·屯卦》卦辞“利建侯”一语,古代说《易》者均释“侯”为“诸侯”.如程颐《易传》说:“必广资辅助,故利建侯.”朱熹《周易本义》也说:“故筮立君者遇之则吉也.”后世学者从之,未见持异义者. 然笔者在反复玩味《屯卦》卦辞和六爻爻辞后,愈觉得前人所释欠妥,“侯”字似应释为“射侯”之“侯”,即箭靶.兹     

事不穷尽、意不浅露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史通·叙事》篇中说过:“章句之言,有晦有显。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言外.”在他看来,文章有的隐曲蕴藏,有的直显外露.文章有“晦”“显”之分,就要求写文章的人既要学会用“露”笔,又要学会用“藏”笔.“露”笔鲜明磊落,直言无余,给人明快之感.“藏”笔含蓄内蕴,言近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读来颇多余味。写作中,是用“露笔”还是用“藏笔”,这要取决于文章的内容     

《反杜林论》的产生过程和历史作用

一百年前在莱比锡初次问世的恩格斯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是一部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论战性著作。列宁认为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     

论中国哲学没有“人类中心论”

目前学界主要依据三类命题判定中国哲学有“人类中心论”:一是“人为天下最灵”,二是“人最为天下贵”,三是“人者天地之心”。“人为天下最灵”的观念出现很早,《尚书·泰誓上》中就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的话。“人最为天下贵”的说法,更为常见。《孝经·圣治章》记孔子之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王制》更明确认定:“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东汉王充则从知识、智慧的角度立论,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人者天地之心”的说法,出现得最频繁。《礼记·礼运》最早提出…     

“夸张与逻辑”随笔二则

唐人杜工部《古柏行》中有“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的诗句,宋人沈括不以为然,把它讥谑为“四十围乃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梦溪笔谈·讥谑》)沈氏评论杜诗寥寥十四字,如此轻率,或者只是一时之戏谑打浑也不敢定,却引起了历代文人学者的种种责难。 和沈氏同时代的葛立方批评沈括说:“余谓诗意止言事大,不必以尺寸计也。”(《韵语意     

“通”论三题

“通”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诸子百家所推崇的“道”,就以“通”为本质。老子说:“善为道者,微妙玄通。”(《老子》第十五章)庄子则直称“道”为“大通”。(《庄子·大宗师》)成玄英疏:“大通,犹大道也。道能通生万物,故谓道为大通也。”汉代大儒扬雄在回答何为“道”时说:“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法言·问道》)南朝黄侃在其《论语义疏》中说:“道者,通万物之妙也。”(《卫灵公》疏)道无所不在,故无所不通。“通”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文章笔法两则

一字立骨法写文章讲究炼意、立骨。意不炼,不能深刻感人;骨不立,不能紧凑挺拔,炼意又立骨,则意深而文俊。文章的立骨之法很多,清人概括出的“一字立骨法”,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方法要求:通过一、两个字,把文章的“主心骨”树立起来,使文章的叙事、说理、描写、议论都有所遵循;文章的左曲右折,千变万化,都是为了把那个立骨之字写深写透。立骨之字写透了,文章也就成功了。据《史记》记载,年轻的张良在桥上遇一老者。老     

中小学生归纳文章中心思想的特点分析

在文章中,“中心思想”亦称“主题”,是个充满活力的重要概念,传统的文章理论中谓之“意”或“主脑”。《东坡文谈录》说:“天下之事散在经传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意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儒教”辨

一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儒教’之说由来已久,但“儒教”之“教”字的涵义历来并不相同。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一是早期儒家学者,把“教”字理解为儒家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即《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和孟子所说“教亦多术矣。”(《孟子·告子下》)关于儒家的教     

道教醮仪颂偈祝咒探赜

醮仪指斋醮科仪,是道教用以修身、祈福、禳灾、赎罪以及超度亡灵的一种独特的宗教仪式,俗称“做法事”、“做道场”。“斋”与“醮”在中中有悠久的历史。可上溯于古代巫术祭祀鬼神的原始宗教活动。“斋”本作“齐”。指祭祀之前的一种精神准备。《礼记·祭义》篇说:“致齐干内,散齐于外。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又《祭统》篇说:“及其将斋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心不苟应,手不苟动。”“斋者,精明之至也,所以交于神明也。”《曲礼》篇亦说:     

成语二则

香火因缘“因缘”,本是我国的一个传统用语,最迟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史记·田叔列传》中说:“少孤,贫困,为人将军至长安,留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这里,“因缘”是“机缘”的意思。《后汉书·桓谭冯衍传》中说:“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这里,“因缘”是“凭借”、“依靠”的意思。佛教传入汉土以后,“因缘”一词成为梵文 Hetu-Pratyaya 的意译(音译为“尼陀那”),原指产生结果的直接原因,后专指起主要作用的原因。佛教认为:世界上一切     

浅议儒家义利观之主旨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而儒学作为二千多年来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凝聚了大量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精华,对其充分挖掘利用,亦为当务之急。在儒家思想中,“义,宜也”(《二程集》),“义者,事之宜也”(《四书集注·学而》),指正义应当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利”则指利益,孔子、孟子都把利理解为“私利”。冯友兰先生说过:“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私利……若所求的不是个人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不是求利,而是行义。”犤1犦儒家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极为丰富,其主旨为:一、见利思义孔子主张…     

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

上博简《诗说》中出现的六次“孔子日”以及以“曷”字形式出现的孔子言论,实际上都是《诗说》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诗》学观点。由这一体例可以肯定,《诗说》的作者不是孔子;而应该是孔子的门徒或再传弟子。据有关材料判断,这个门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因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定名的《孔子诗论》,若更名为《诗说》更符合竹简内容,也切合周秦古书的定名规律。     

儒家礼乐并举的治国方略

正在古代传统政治中,礼乐是儒家礼治主义者手中两张不可或缺的王牌。在所有的治国之术中,儒家从来都认为礼乐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礼记·经解》说:"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记·乐记》则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在《礼记》作者看来,如果     

周易“易”之本义

<正> 对于《周易》的“易”字,各家解说不一:《易纬·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系辞传》说:“易者象也”;“生生之谓易”,韩注:“阴阳转易,以成化生”;《礼记·祭义》以为“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疏》谓“立此阴阳以作易”;《说文》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所以,《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这些解说,都说出了“易”含阴阳转变化生的哲理。至于分歧之处,一是说“易”是“不易也”,即变易之道和贞正的原则是始终不变的。另一是秘书说:“日月为易”。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也谈《周易》的今古文问题

后人说解《周易》时,常常从今古文的角度立论.其实,这当中多系误解:秦焚书而儒门《易》传之不绝,《周易》只有师法、家法之争,并无纯粹的今古文本之争;用扬雄之言证明河内女子所得逸《易》一事,则是对扬雄《法言》断章取义的误读;《汉书·艺文志》说《费氏易》与古文同,是说其字之多寡同于中古文,无脱缺,并不是说《费氏易》一直用古文字传播;许慎《说文序》中列出包括《孟氏易》在内的书目,是说他引用的这些书中的某些字的用法合乎仓颉、史籀造字本意,并不是说它们都是古文经,“皆古文”三字是针对《论语》、《孝经》而言,是说这二书用的是篇章、词句与今文本有不同(但字体可能都是今文隶书)的古文本.     

论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的客观意义——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阎若璩,字百诗,清初著名汉学家,所著《尚书古文疏证》,证明了千余年来处于经典位置的《古文尚书》是伪书,成为清代汉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连《四库提要》都说:他的“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本文不拟全面论述阎氏的《尚书古文疏证》,只想就阎氏对“虞廷十六字”辨伪的意义及相关问题谈点看法。所谓“虞廷十六字”,宋明学者称为“虞廷传心”,这就是《尚书·大禹谟》所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阎氏认为,“虞廷十六字”并非三代圣贤所言,而是后人拼凑伪造的赝品。他说:“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此语不知创自何人,而见之《道经》,述之荀子,至魏晋窜入《大禹谟》中”,“遂尊为经,久而忘其所自来矣。”(《尚书古文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247—249页。以下简称《疏证》)     

《管子》之“仁”杂说

一“仁”字别解郭沫若先生在其《孔墨的批判》一文中指出:“‘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和甲骨文里面也找不出这个字。”(《十批判书》)这就告诉人们,“仁”这个字相对晚出。赵纪彬先生同意清代大儒阮元“仁”字始自《诗经·国风》时代的观点,并解释说:“此因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渡时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