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附到“另类”依附——张爱玲、卫慧笔下女性婚恋依附男权悲剧的延续性

40年代文作家张爱玲以刻划人性卑劣见长,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女性深层生命意识的挖掘上——依附男人等于一生一世有了依靠。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一代旧式女性依附男权婚恋的悲剧性。时隔半个世纪,90年代女作家卫慧以另类的写作姿态,同样给我们提示了比之旧式女性多了独立与决绝的新新人类,依然无法摆脱对婚恋依附的无奈与悲哀。如果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命运源于传统婚恋模式,那么卫慧给我们展现的新新人类同样摆脱不了这一古老模式的控制,只不过后者笔下的女性完成了从传统依附到另类依附的过渡。     

从“悲剧诗”到“悲剧哲学”——谢林和黑格尔对悲剧的哲学建构北大核心

继亚里士多德将悲剧的本质视为悲剧人物的偶然过失之后，谢林首次将辩证法引入悲剧理论，他将悲剧的本质定义为“自由”和“必然”这一对最高哲学理念之间的冲突关系，以此回应人物过失说所带来的偶然性挑战。悲剧也得以从关注艺术形式完满性的“悲剧诗”转向呈现哲学理念的“悲剧哲学”。黑格尔承接了谢林的这一讨论，将自身分裂、自我和解的辩证法思想与悲剧理论密切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伦理实体”,悲剧所呈现的不再是最高的哲学理念，而是有限环节的伦理实体力量，这种转换使得进一步的超越成为可能，悲剧的和解也不再是谢林那里双方所达成的平衡状态，而是一个朝向更高理念的动态扬弃过程。悲剧同辩证思想的结合使得悲剧理论从“悲剧诗”走向“悲剧哲学”,这种创造性的建构赋予悲剧以全新的生机和活力。     

从“心游万仞”到“戳中一点”——论审美接受从传统、现代到当代的转换

传统的文学和艺术的审美接受强调体验和感悟,需要受众对作品进行想象和联想,通过复杂的思维加工活动获得审美快感。进入现代,也即"机械复制"的时代,其呈现方式改变了人们看的方式,大众对作品的接受方式也随之由"凝神观照"转变为"消遣"。进入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和观看以及体验的方式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一件事情的注意力被手机等信息终端彻底地撕裂成"碎片"。同时作为信息传播的大众媒介,传播的文字与图像呈现出一种"巧妙"的状态,使大众的接受进一步简单化,节约了联想与思考的脑力,也节约了时间。所有内容都追求准确地"戳中一点",让受众产生直接、即刻而又相对具有冲击力的快感。     

从“道”、“德”到“生”、“命”——基于中西文化视野下的认知差异比较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思考,审视"道"、"德"、"生"的基本命题,重新认识生命与生身、生众、生态三个不同层次的关系.反思以近代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伦理学和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失"德"现象,中西方同时需要向有道德的生命价值的回归,而中式生命哲学观或能为现世的道德实践路径提供思路.     

发展:从“硬道理”、“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观,即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从而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发展是硬道理”向我们表明,在发展过程中,“软道理”要服从“硬道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时在经济发展中兼顾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     

从“守一”到“心灵的逍遥”

对于儒、释、道之特质,人们惯于用"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概括之。笼统地讲,这种表达不能算错,但却不准确。事实上,三教皆"外能治世,中可治身(家),内以修心",只不     

对“死亡”的认识——从“禁忌”“挑战”到“动力”

生与死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但长期以来,特别在我国,人们对死亡多是闻之骇然,谈之色变,避之惟恐不及。可是古往今来,随着思想观念的更新,也有些人对死亡从不同侧面进行歌颂,赋予死亡以积极的意义:     

“儿子与情人”——鲁迅、胡适、茅盾婚恋心态与情结阐释

一、着眼点精神分析学祖师、泛性论者弗洛伊德认为男孩自幼便有“恋母情结”或称“俄狄浦斯情结”。这是所谓的幼儿情欲的表现。在通常的情况下,由于有一个严厉的父亲存在,他会迫使儿子把这种情欲转移到其他异性身上,强制儿子作出正确的对象选择,以保证情欲朝着符合社会文化,更多的是道德伦理规范要求的     

从绝望、冒犯到信仰——克利马克斯和反克利马克斯笔下的宗教和基督教阶段

本文从基督教神学的视角出发,紧紧围绕克尔凯郭尔的两部假名作品《最后的、非学术性的附言》和《致死之疾病》,讨论了从“绝望”、“冒犯”到“信仰”的可能的发展道路。文章总结了克尔凯郭尔的观点,认为当人面对永恒的时候,永恒对人的要求必将与人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或终止于绝望,或终止于冒犯。绝望是信仰的否定的瞬间,冒犯则是对信仰的背离,这两种状态都是罪,只是程度不同。但是,绝望既可以引向冒犯,也可以引向信仰;一个人若不经过冒犯的可能性,他永远也不可能达至信仰。     

油画风景的意境营造——从“再现”到“表现”

“再现”与“表现”是艺术创作的两种方式。绘画的发展,是从注重客观世界的描绘转变为注重画家主观情感的表达,体现了对于绘画内在情感意义的表现。以风景油画为切入口,探讨了将“再现”转化为“表现”的几种方式,分析在中国油画风景中如何传达画面的意境。     

从“语言”到“实在”——柏拉图语言哲学新探

语言何以表现"实在",是哲学、语义学和认知科学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它充斥着悬而未决的问题、谜题和悖论。在论述语言与知识关系的《克拉底鲁》中,柏拉图着重说明语言在认识"实在"中的中介角色和基础性工具地位;作为一种用于分离"存在"的工具,语言有客观上确定的结构,从一开始就同"实在"同构,并映照"实在"的结构。但在其他地方,柏拉图却基于"思想本身在结构和内容上是语言的"的原则,对语言的价值、意义、真理的本性,及语言与思想、"实在"的一般关系做出不同论述。通过对柏拉图相关对话录及其现代阐释进路的分析可知,与当今分析哲学将语言学哲学作为一门专门化的、应用于语言学的科学哲学来发展的主流思路不同,柏拉图并不认为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语言研究不能与对稳定"实在"的研究相提并论,尽管他深信词源学的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面花”到“面人”——论我国民间面塑艺术从乡村到城市的传承演变

面塑是发源于我国黄河流域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它从农耕社会乡土气息浓郁、同时蕴含众多文化内涵的节庆"面花"食品或祭祀供品,到近代市井街头的玩具"面人儿",再到成为今天观赏收藏的"面人"艺术品,历经了千百年历史沧桑,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梳理面塑艺术传承演变历史源流的同时,保护和传承面塑艺术更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从“鸦片论”、“幻想论”到“掌握论”——辨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石既不是“鸦片论”,也不是“幻想论”,而是对世界的“掌握论”.把宗教视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马克思从最高层面宏观把握宗教问题的一个深具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论断.     

个体、家庭及语言——从弗洛伊德的“模型”到拉康的结构

借助科学认识论的视角,本文区分了弗洛伊德的两个基本理论模型:其一是更为刚性的、个体化的原心理学模型,其二是更文化性的、也难以被纳入硬科学范式的、俄狄浦斯式的家庭模型。此二元模型不仅在弗洛伊德思想内部留下了一些空白与疑难,也为后世精神分析家留下了进一步结构化的空间与可能性,如拉康的结构主义立场在更偏向俄狄浦斯模型的同时,也试图将之纳入到一个更科学的背景之中。     

从“曲”到“戏”——先秦“乐教”考察路径的转换

当前学界常以"音乐"、"乐曲"等概念来解释先秦文献中的"乐",这是有局限性的。其实,先秦时期的"乐"是综合了"诗辞"、"乐曲"、"舞蹈"等艺术元素而近似于"戏剧"的一种社会活动。除去借助"乐曲"之演奏来影响受众之听觉外,"乐"更通过舞台表演对受众之视听感官产生协同作用,影响和塑造受众的德性人格,从而达至"成教"的目的。这种"以‘戏’解‘乐’"的理解方式在诠释相关文献时更具优势。同时,我们应该在"以‘戏’解‘乐’"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乐’中之‘音’"、"‘戏’中之‘曲’"的重要性。     

“不讲道理”的道理——从自我观解读女性心理

<正>"为什么女人这么不讲道理?"在恋爱、婚姻与家庭关系中,许多男性都会在心中发出这样的疑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九旬老人饶平如的手绘书《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18本画册记录了老人与妻子毛美棠60年深情相守、历尽坎坷、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饶是如此,平如老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两人争吵的情景,"感觉到了这个人(指妻子)怎么这么不讲理啊气得不得了。"可见,在中国人的恋爱婚姻、家庭关系中,女性的"不讲道理     

“礼仁”与“礼法”——从孔子到荀子再到韩非的简要考察

"克己复礼"并非孔子的首创,但他常以此阐发其"仁"的学说,可以说孔子的"礼"就是使天下仁义,它本质上是一种"仁"的存在。同样是讲礼,荀子与孔子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孔子言语中的礼、法概念是疏离的,而礼、仁概念是切近的。荀子固然也有一些重视礼的言论,但他对法同样津津乐道。荀子主张"隆礼重法",甚至有时候援礼入法,有时候更是抛开礼专讲法。韩非排斥"仁",剥离"礼"的外壳而阐扬其"法、术、势"理论,主张"一行其法",建构起了比较完备的法治学说体系。     

从“组织气氛”到“组织文化”——概念发展的逻辑

近年来出现了对组织文化研究的反思倾向。文章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提出组织文化研究是对组织气氛研究的承续和发展,两个概念之间具有历史的逻辑。从组织气氛研究发展到组织文化研究,其研究范式也由唯理论向自然论转移。     

从“一原”到“一体”——朱子物我同一性浅析

物我关系是理学阶段儒家思想新的哲学领域。朱子不仅论证物我在存在和价值两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同一性,并且将"生物之心"解释为"仁",用"无所不爱"来解释"同体",实现了物我之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贯通。"合内外、平物我"的提出,是朱子对理学阶段物我关系哲学的总结,是儒家思想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