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冷漠及其化解路径

道德冷漠是当代社会的一种典型伦理病症。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道德冷漠表现为道德情感上的麻木淡漠、道德判断上的是非不分和道德行为上的勇气缺失,它们构成了道德冷漠的主要形态。工具理性的泛滥、道德认同的危机、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和犬儒主义道德态度的影响是造成道德冷漠的主要原因。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生活秩序、培育良善的公共生活伦理和提升公民遵守基本行为规则的意识是化解道德冷漠的可能路径。     

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范畴的“恶”的文化阐释

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范畴的“恶”的文化阐释吕方何为恶,恶的价值本质是什么,是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日常语义中,恶被视为一种行为或事件的客观事实,恶就是生活中那些诸如贪婪、残暴这类东西。伦理学则认为恶是一种进行道德判断和评价的范畴,说某种行为是一种恶,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否定性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但在我国,这类研究不够深入,许多问题未能从新角度展开。本文着重研究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基本范畴的“恶”,并通过对“恶”的价值内涵、结构形式、文化功能等问题的分析,进而对“恶”作一种文化上的解答（以下打引…     

道德冷漠的原因分析及其矫治对策

道德冷漠,一般是指人们的道德感、道德经验或道德判断的匮乏,它通常表现为道德敏感的丧失和道德判断的搁置、道德意志或道德勇气的缺乏,以及道义感或道德是非感的丧失。道德冷漠作为现代社会的道德症候,是现代经济的市场化、道德的功利化、社会的去道德化的结果,也是熟人社会解体、陌生社会形成、个体原子化发展的结果。针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冷漠症,首先,要重建公平正义的经济社会秩序,奠定道德实践的现实伦理基础;其次,要将现代市民社会塑造为道德共同体,奠定道德实践的公共性的社会基础;最后,要探索"远距离道德"的可能性,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关联进行理论奠基。     

论道德厌恶

厌恶是人的基本情绪,而道德厌恶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厌恶形式,其不仅是人作为道德存在的外在标识,同时也是人提升其道德境界的内在进路。作为一种"恶所当恶"的道德意识,道德厌恶可以视为先天潜能与后天教化的交融结果,其主要表现形式则体现为"恶人"和"恶己"这两个基本维度。     

道德秩序与人类本性——对康德“根本恶”观念的批判解读

康德揭示了一种人类特有的超感触本性主导、统摄感触本性的心灵秩序或曰道德秩序。"根本恶"作为深植于人类心灵中的一种向恶的趋向或者说一种"恶的作意",令我们在通过抉意制定活动格准时将感触性动原凌驾于道德法则,由此导致对道德秩序的逆反与颠覆。对治"根本恶"的根本方式是重新恢复道德秩序,即通过心灵的"革命"令道德法则重新主导实践活动。要充分杜绝"根本恶"效用的发生,人类应当脱离一种"伦理的自然状态"而进入"伦理共同体",以期过上真正的"道德生活"。     

道德冷漠与道德能力的构建

道德冷漠是指道德感、道德经验或道德判断的缺失或匮乏。道德冷漠一旦弥漫成一种社会化的道德心态和道德氛围,人们就会认为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感到个体在道德上的无力。道德冷漠与道德能力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联,为提升主体的道德能力,需要从个体的维度,确立主体的道德信念、培养主体的道德情感和构建主体的道德人格;需要从社会的维度,实现社会规范和人际关联的道德重建、道德规范和伦理秩序的法制重建以及道德理想和道德信念的文化重建。     

论道德自由的三个基本向度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价值目标。人类有无道德自由?道德自由是什么?这些道德形上问题一直困扰着思想家们,也关涉到现实道德生活的质量。道德自由不仅是一种意志自由,也是一种自由境界;同时还应该包括道德自由权,亦即道德自由在道德权利上的表述,它是衔接意志自由和道德自由境界的桥梁。道德自由的这三个向度相互联系,共同构成道德自由的丰富内涵。一、道德意志自由向度意志自由最先从伦理角度提出,后发展成在哲学意义上对自由与必然、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探讨。在伦理学范畴里,意志自由是“……指人在行动时对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的一种选择自由(…     

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     

“恶”是一种文化表达式——论作为道德范畴的“恶”

“恶”是一种文化表达式——论作为道德范畴的“恶”吕方在我国,历史、文学、宗教等研究领域一般把“恶”作为一种行为或事件的客观事实。在伦理学领域,虽然把“恶”看作是对一种行为或事件的价值判断和评价,但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影响了这个领域中许多基本问题的展开...     

论税收正义

税收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存在.在我国,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关于税收德性的认识,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税收幻觉"之中,即认为税收是善的.与之不同,西方民众和学者对税收德性的界定却是:即便税收不是一种纯粹之恶,最多也只能是一种必要之恶.二者争论的焦点不是"税本恶"还是"税本善"的问题,而是税收正义能否实现的问题.纯粹之恶论者认为,既然税收本身是不公正的,我们显然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正义之税",因而税收正义是根本不可能的.必要之恶论者虽然也认为税是一种恶,但坚持税收正义并不是不可能的,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校正税收之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正义.     

康德的根本恶理论与作为潜能的自由

本文将康德根本恶理论的核心概念"趋恶倾向"解释为一种向恶潜能。这一潜能属于人类种族,并可在个体意念中现实化。基于这种解释,可以建立对根本恶理论的核心命题——人本性上是恶的——的准-先验论证。该论证将经验中违背道德的行为追溯到它们在人类本性中的先验根据。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也将由个体在善恶间选择的自由,扩展到种族向善、向恶两种潜能,这两种潜能为个体现实的善恶选择提供了先天的可能性条件。     

什么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一种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还有一种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善与恶的关系。这三种观点对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有意义的研究,但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片面性和不完善的地方。 我认为伦理学作为一门研究道德的学科,它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的基本     

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

康德既认为自由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服从,又认为人的自由会违背道德法则。有学者就此提出“双重论”解读,认为康德有两种自由概念：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自由及在服从和违背道德法则间选择的自由。与之相对,也有学者支持“单一论”的解读,认为康德只有一种自由概念,即服从道德法则的能力,对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的研究就是支持“单一论”。康德的任性自由和意志自由是同一种自由,任性自由不是作为选择自由的第二种自由,其本质不在于选择,动物的任性有选择而无自由,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任性没有对恶的选择却有自由。恶只是作为不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的任性自由的特殊属性,该自由会受感性影响而违背道德法则。在其有能力克服感性影响却没有这么做的意义上,人的任性自由要为由此导致的恶承担责任。     

紧急救助中的“道德冷漠”研究

紧急救助中的道德冷漠分为"无同情心的道德冷漠"与"虽有同情心但无行为的道德冷漠"。之所以有移情能力者未能形成同情心、有同情心者无相应的现实行动,就在于由移情到同情、由同情心到同情心实践的条件性。创建可持续再生产合作性社会关系的社会体系,提供免于恐惧地见义勇为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克服紧急救助中道德冷漠现象的根本途径。     

康德伦理学中的恶与抑恶的伦理

在康德伦理学中把恶作为一种隐匿的、对立的存在,是不符合康德原意的误读。同时,忽视恶的存在的康德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善与恶共同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完整体系。康德伦理学体系细致分析了恶的来源、形态层次以及作用功能。抑恶的伦理并不能用来概括康德伦理学,但对于有限的理性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善的培育和生成是在恶的土壤中,要在感性世界中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根据不在此的恶,需要道德信念的坚定、道德偏好的纠正更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彰显人的德性光辉。     

建立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机制

实施以德治国 ,必须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 ,以及有效的道德运行机制 ,这是以德治国方略中一个大的系统工程 ,它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建设。建立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机制 ,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要真正发挥道德的治国作用 ,就必须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 ,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的道德奉献与回报机制 ,这种机制能够保障营造出一种扬善抑恶的道德环境 ,改变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相脱离的现象。要使尽道德义务的人得到公正评价和回报 ,使不尽道德义务的人受到谴责和惩处。只有真正建立起扬善抑恶的有力的社会机制 ,与依法治国…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精准扶贫"的伦理基础及其限度

贫穷一般意味着物质财富占有量的匮乏,但财富的匮乏有时又被看作是一种恶,一种需要消除的症状;因而,在现实的语境中,不遗余力地消除贫穷就成了一种公认的善。然而,贫穷也许会招致"恶"的发生,但贫穷本身并不意味着恶,如果剥离贫穷的多元赋值,从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来看待个体的贫穷,尤其是那些基于某种生活理念弃绝物质享受的个体,那么,贫穷就不一定是恶,也并不意味着可行能力的剥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精准扶贫"的伦理基础不是基于"贫穷是恶"的道德判断或"贫穷可能导致恶"的伦理叙事,而应该是某种"社会正义"。我们需要意识到,"贫穷"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精准扶贫"应有其限度;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相对于消除贫穷,守护财富匮乏者的自由和尊严是一种更基本的正义。     

良知是如何被遮蔽的?——基于阳明心学的阐明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王阳明心学与日常道德体验,系统梳理了遮蔽良知的主要因素。第一种因素是私欲,即对较高追求有"妨碍"。第二种因素是志欠真切,此因素常常由"外在客观原因"之自欺所掩盖。此处亦对知行合一的"知"的推动力含义做出合理解释。第三种因素是道德情感之缺失。人们若缺乏对恻隐、爱等情感的涵养与实践,虽未必主动为恶,亦会缺乏主动行善动力。第四种因素是负面情愫之主导,使心失却中和状态。此内在层面的四种因素并非简单并列关系,而由道德情感所贯通。外在层面的第五种因素是社会制度之缺陷。此点古人论述较少,而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阿伦特与恶的现代性悖论

根本恶与恶之平庸,这两种貌似走向相反两端的对恶的描述,在作为行动主体对自我意图的执迷上是一致的。这种执迷或"过度"(excessive)就是恶的实质,它在阿伦特笔下具有悲剧性的双重面目。阿伦特揭示了恶的现代性悖论:现代性的题中之义是将恶视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将随时代进步而被消除;然而,现代生活的"世界异化"却容易加剧主体行动的盲目与道德自欺,从而导致根本恶的后果。